本站原创一、关于“乡土中国”和“农民想象”
宋嵩：在您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中,《想象农民》是您的博士论文,试图梳理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对农民的思想认识与审美显现；《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则延续了这一研究方向,进一步考察现代作家的农民观与农民形象的嬗变.您似乎对现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这一问题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这是为什么?您是怎么想到要将“农民形象”与“乡土中国现代性”联系起来的?
张丽军：我是在山东莒县一个叫褚家庄的小山村长大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因为兼做些木工活,而有些许盈余,能够供我上学.受到大爷家大哥,他是村里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大学生的影响而立志考大学、读研究生.“三农问题”之于我,有着深刻的切肤之痛.1990年代后期,我大学毕业后在一所职业中专教学,一次周日回家正好碰到“集资”队伍――每到冬末,乡里派人和村干部一起到交不起集资款的农民家里,扛着大称来有粮食的挖粮食,没粮食的拉走家畜和一些值钱的东西,抵销集资款.由于有我这位考学出来的公家人,“集资”队伍的态度稍好一些,但是我依然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从我家瓮里挖走粮食,低价抵销集资款.面对几千块钱集资款,每月三百多块的我也无能为力.我还亲眼看到,一位乡亲家里唯一的一点粮食被挖走,他躺在汽车轮下,说不把粮食放下来,自己就不爬出来.
当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思考,我能做些什么?可是一介书生又能够做些什么.我一段时间很迷茫和痛苦,觉得自己也渐渐脱离了农村,而无法为养育自己的父母、乡村做些什么.后来,我的同学好友乔焕江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只能提供精神的面包,而无法提供物质的面包.是啊,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介书生所能做的事情――用我的专业特长的方式,去关注他们的命运,为他们鼓与呼.因此,我的博士论文选择了以现代文学农民形象为研究本体的研究对象,从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思考和展现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三农问题”的审美思索,为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转型提供来自历史的审美镜像和精神启示.我是农民之子,对农民形象的研究,就是对生存之根的追问和思考,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探寻.
“乡土中国”和“现代性”连在一起,意味着现代性“西方他者文化”和本土化“传统民族文化”的对立、冲突与交融,意味着百年来乡土中国痛苦而艰难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只有连在一起来审视,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复杂缠绕的现代中国.
宋嵩：您在论述中好像特别重视赵树理“为农民写作”的文学观对于中国文学的特殊意义,并且拿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受活》等“纯文学”审美模式下的农村题材小说与赵树理的作品进行比较,批评70后、80后年轻作家们“遗弃了‘前现代’的农民”.在许多人对赵树理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仍然抱有偏见的今天,您的这些主张有何特殊意义?您的用意是想在21世纪重提“赵树理方向”吗?
张丽军：赵树理在今天依然有着很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这首先表现在赵树理与农民血脉相通的内在精神关联方面,这位恰恰是今天很多作家匮乏的、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赵树理不是在旁观或俯视农民,而是自己就是一个农民,以农民的喜怒哀乐来塑造他们.其次是赵树理对中国叙事精神和农民口语语言的熟稔运用,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民间叙事.当代文学中的文学经典,如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不有着赵树理那种与农民血脉相通的内在精神,才会经受住了读者的检验,超越时代,为一代代中国读者所喜欢,这是因为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生活”和“中国心灵”.
文学是多样化的,今天不需要“赵树理方向”,需要的是“赵树理经验”和“赵树理精神”.
宋嵩：您在分析《秦腔》中夏风对乡村母体文化的厌恶的原因时,曾征引叶圣陶先生《倪焕之》中有关师范教育的对话,认为几十年前叶先生针砭的以都市为本位的乡村教育理念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仍然占主导.您在一所师范大学任教,这所学校中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农村,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去农村化”的倾向是否也很严重?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更让人感到尴尬的是,当前有一种号召大学要培养“精神贵族”的倾向,在您看来我们的大学教育（特别是文学教育）应该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一尴尬?
张丽军：当代大学“去农村化”和封建社会、民国时期,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封建社会,读书人和武士从乡村走出来,建功立业,老来都要告老还乡、解甲归田,成为一方富有威望、改良乡土文化的乡绅.民国时期,费孝通就开始痛感城市吸收乡村文化精英,乡村积贫积弱的态势.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城乡二元制度之下,每一个农村学子,也包括我,无不以跳出农门、吃公粮为最大目标.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农村人以城市人生活为榜样,城市人以欧美人生活为目标.这恰恰是文化和危机根源所在.如同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所言,中国人无法模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存环境无法提供那种能源消耗,整个地球也无法承担这种高能耗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今天城市化的症结所在.农村、农民的生活恰恰是最生态的、最低消耗的、最清洁的、最安全的,他们吃自己种的菜和粮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大垃圾场,生活垃圾做有机肥,呼吸最清洁的空气.但是,今天我们却有一种误区,城市化就是要消灭农村,这是很可怕的、后果很严重的事情.在日本农业哲学家祖田修看来,建设“有生命的空间”才是城市化,特别是东亚国家城市化的出路所在.
“精神贵族”是可以倡导的,也是不分城市和乡村的.现在一些决意到乡村生活的,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我们大学人文教育,特别需要公民教育、人文生态意识教育.文学教育在这方面,恰恰能够很好地发挥这一功能；“礼失而求诸野”,乡土文学具有新的人文精神内涵和教育功能.此外,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今天依然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宋嵩：能否谈谈您对“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的看法?
张丽军：文学如何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问题?如何回应当下的精神、文化诉求?这是文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文学不关心底层民众的生活、精神文化诉求,底层民众又怎没可能来关注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学濒临“死亡”的文化语境下,一种“向外突围”的审美文化声音开始在90年代后期越来越清晰地传达出来,乃至汇成一股强大的审美思潮.介入性写作、现实精神写作、打工诗歌、“人民文学重新出发”、在生存中写作、新左翼文学、新政治写作等新审美理念纷纷涌现.
2004年曹征路小说《那儿》的发表,标志着底层文学已经从“向外突”的审美文化思潮中脱颖而出,终于从学者、批评家的“底层召唤”转换为审美创作实践,从对红色文化经典的回潮和重构中孕育出新世纪的、具有“英特纳雄耐尔”光泽的底层文学,一时成为文坛瞩目焦点.此后,陈应松、王祥夫、刘庆邦、陈应松、刘继明、罗伟章等作家汇入底层文学之中,成为新挣脱纯文学的迷津、进行自我救赎精神突围的重要方式.
新世纪底层文学既是对以往左翼文学革命性的继承,也是对左翼文学阶级性思维的遗弃；既是对80年代以来纯文学的颠覆和突围,也在否定过程中保存了纯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本质.因而,我认为底层文学是在对左翼文学、纯文学的扬弃中,去除阶级对立性、艺术形式崇拜迷雾而兼具革命性和文学性的新,是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正反经验教训、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新审美经验艺术形态.
二、关于茅盾文学奖与当下（山东）文学创作
宋嵩：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公布后,您曾经以《“茅奖”,你何时不再矛盾?》为题,撰文考察文学界乃至全社会对茅盾文学奖的“无边的质疑”,笔锋直刺当下某些文学评奖活动中的乱象,并担忧这样的评奖对于新时期、新经典化的影响.如今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业已出炉,您对本届获奖作品是怎么看的?现在还有几年前的那些疑问和不满吗?
张丽军：对第八届茅奖看法,我去年在《社会观察》杂志刊发一文,表达了我的观点.我对去年茅奖评选方式较为满意,给予很高评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实名不仅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制度现代化的关键性步骤,而且是在更大意义、更大范围推进制度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实践.我们切不可仅仅视为一次文人领域游戏规则的简单改变,因为茅奖作为国家最高文学大奖的承载形式,茅奖评选的现代性制度的推进,同样可视为一种当代中国制度化建设的重大进步,是性、科学性、现代性制度在中国最高文化艺术领域的实质性推进,其意义不可小觑.因而,从这一角度而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实名制开创了当代中国现代性制度的先例.
可改进的方面还是有的.茅奖的评选可以进一步完善,如进一步增加60、70后新锐批评家,选择一些更有实力和公认的一线文学家参与；考虑评委观点阐述进行直播的可能；水准不一,坚持宁缺毋滥的标准.
宋嵩：从表面上看,山东作家是本届茅盾文学奖的大赢家.您认为两位山东籍作家（张炜和莫言）获奖,是否意味着山东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张丽军：两位山东籍作家（张炜和莫言）获奖,并不意味着山东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莫言和张炜的作品本身就是两座高峰.恰好相反,新世纪山东文学处于一种结构性危机之中,我们缺少80年代那样王润滋、张炜、莫言那样在国内叫得响、立得住的“文学鲁军”.
宋嵩：文学界历来有比较明确的按地域整合归纳作家创作的传统,“文学苏军”、“文学豫军”、“陕军东征”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但是“文学鲁军”的势力似乎不像某些省份的作家队伍那样强大.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张丽军：你的感觉是对的,新世纪“文学鲁军”的势力不像某些省份的作家队伍那样强大.除了刘玉栋有较大影响以外,文学鲁军依然处于蜕变、成长期,目前有一些影响的是东紫、常芳、王秀梅、王方晨、瓦当、宗利华、范玮、王宗坤等鲁军新锐.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作家被关注度和成名度越来越难了,从整体上看,国内新锐力量都处于审美裂变时期；另一方面是我山东作家比较谦逊低调,宁愿多写小说,也不愿多谈作品影响力.事实上,鲁军新锐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已经非常成熟,技巧“炉火纯青”,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但是文学批评阵地的匮乏、文学批评与创作不同步,极大阻碍了鲁军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三、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宋嵩：您的博士论文的考察对象是1895-1949年的中国文学,博士后课题是“‘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同时您还在学术刊物上主持对“70后”作家的讨论并且撰写了大量有关新的评论.您的学术视野似乎格外开阔,这也许会引起一些学者的偏见.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丽军：你的问题很好.事实上,我也在不断追问自己为什么要做研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上面,我已经回答了自己做农民形象研究的心路历程.近些年来,我把研究对象转向新世纪乡土文学,是以往乡土文学研究的延续.我在做新世纪乡土文学过程中,开始了对山东地域文学的关注,从这些鲁军新锐那里我渐渐发现了一个新的文学现象,70后作家群创作被遮蔽的问题,即前有50、60作家,后有80作家,但是70后作家又是最具有创作实力和完整经历了新时期改革巨变的一代,他们应该是能够出大作品的一代作家,但是却现在被卡住了.同时,我也是70后人,对他们的关注,也是对我们时代、对我们自身的关注,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我的博士后课题“‘样板戏’在乡土中国的接受美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以往“乡土中国”研究的继续,不同的是,这次我尝试打破从文字到文字的研究方式,而是以民间口述史的方式记录我的父辈一代人生命中的文艺生活和心灵记忆,呈现一种来自民间大地的历史回声.
对学术研究,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认为研究者要找一个固定的、有很大价值的研究对象,对之进行持续不断的挖掘、考证和研究；另一种认为,学术研究的心灵是自由的、不受羁绊的,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竹内好认为,任何学问都要回到人怎样在日常生活中生存的问题上来,没有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学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说：“远方的一切,都与我有关.”中国古人司马迁就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近代中国学人也主张,文史哲相通.遗憾的是,随着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术业有专攻”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没有生气,更可怕的是失却了人间情怀和人文精神,成为所谓的“学问家”和“博古架”.我更乐意于后一种做学问的方式,追寻心灵的自由和精神天地的宽广,有着人间的烟火之气,有着生命的热诚、情感的温度和灵魂的执着,这并不于严谨的学术思考和生命哲思相对立,我每在写一篇研究论文之前,都要多遍阅读作品,全面收集前人研究成果,与前辈学人、作者和人物形象进行跨越时空的多元精神对话.我的学术研究,都毫无疑问打上了时代的和个体的精神印记,它可能是不够缜密的、不够透彻的,但它绝对是热诚的、真挚的,也是独特的.我坚信,它是有生命力的.
2010一个夏天深夜,当我在打出一个个研究文字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我的生命吗?我的生命时间就这样一点点悄悄流逝了,化为一个个文字.因此,从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我要好好珍惜我打出的每一个字,那都是我生命所转化的文化符号,都承载着我生命的情感、温度和思想.
宋嵩：您曾在一篇文章（《“消费时代的儿子”――对余华〈兄弟〉“上海复旦声音”的批评》）中指出当下文学批评存在“非捧即骂的意气性、二元对立思维批评”、“创作引导批评、批评家跟着作家跑的‘顺势思维’批评”、“祛除批判理性精神的、唯市场论批评”三种症候.您能否为当下文学批评开出一张“药方”?
张丽军：哈哈,所谓“药方”,不一定准.但是,我想如何批评,如何进行文学研究,并不需要很多的理论思维,重要的是,要从本心出发,从常识出发,从日常生活出发,就可以了.批评本身就应该是多样化的.
宋嵩：您最近在几次网络文学评奖活动中担任评委.您此前以研究“乡土中国”著称,最近的这一转向幅度似乎有些大.您此前曾写过一篇《韩寒论》,在文章中您慧眼独具地发现了韩寒等“80后”作家作品与“五四”时期郁达夫的作品、“问题小说”的相通之处.那么,在您看来网络文学与“乡土中国”有无契合的可能?
张丽军：谢谢你对《韩寒论》的认可.网络文学与“乡土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契合的,是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在“乡土中国”的具体显现之一.问题在于,“网络”如何“文学化”.“乡土中国”的文学“网络化”已经呈现出宏大文学景观来,未来“乡土中国”所需要的是网络“文学化”.“网络”本质依然是一种书写媒介而已,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如何“中国化”和“文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