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上北大

1970～1976年,在中国,“工农兵”和“大学生”被联结在一起,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一经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大为推广.

“上、管、改”

1970年,“”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计划于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首先看你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表现.何谓政治面貌呢当时不是说看你本人怎么样,而是要看你家庭怎么样,看你的出身是不是纯洁.“”开始后,北大和清华的首次招生,很多地区的录取名额还不到当地适龄青年的千分之一,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轻人走进了大学.

进入北大读书的工农兵学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北大校本部,一部分在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校本部开设的大多是短训班,学制为一年.江西鲤鱼洲分校属于重点培养,学制为两年.

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中,解放军学员占有很大的比例.此前一年,中苏两国在黑龙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为了普及部队的外语喊话,了解对方的动向,部队开始着力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当时北大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招收的基本上全是解放军学员.

除了数量众多的解放军学员外,剩下的工农兵学员都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上来的.这是一批有别于以往的学员,他们年龄差异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而且肩负着以往的学生所不承担的使命:“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为“上、管、改”.

据统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在整个工农兵学员中不到20%,大部分学员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达到60%,另外,还有不少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鸡毛上天”

北大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开课后,知识水平低的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一些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一些人不会做课堂笔记,还有一些人上了几天课后根本就学不下去.

为了弥补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北京大学决定安排中文系的老师给学员们进行语法辅导,让大家从基础开始学起.

北京大学金鼎汉教授回忆说:要我们教的第一句话是印地语的“万岁”,第二句话是“中国万岁”,第三句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提出这太难了,对于这些同学,好多音他一下子发不出来.但老师们的提议最终被否决,按照校方的意见,这些口号的发音再难也必须学会.

此时的北大,除了几位、周恩来点名的教授,如著名力学家周培源等还在正常地生活、教学和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都还没有恢复自由,依然在接受“劳动改造”.给学员们上课的多是一些年轻的教师,这些教师多半是些65级留校任教的学生,入校学习一年甚至只有半年,“”开始后,他们也跟着大家一起“停课闹革命”,掌握的专业知识很有限,还达不到做大学教师的水平.

有人也对此提出疑义:“”前,北京大学的助教都没有给学生授课的权利,这些连助教都不是的人怎么能给大学生授课呢但决策者们用的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来回应.后来人们就把这些留校任教的老师戏称为“鸡毛”,他们讲课就成了“鸡毛上天”.

“鸡毛”们刚登上讲台时,还显得气宇轩昂、信心百倍.但所学的东西毕竟太过有限,教过几堂课后就感觉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支撑不住了.学员们也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学校换人.

面对这种情况,学校的革委会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叫回来,让他们给学员编辑讲义,为学员讲课.而那些曾经站在讲台上的“鸡毛”们,也自愿地加入到学员的行列.

负责编写印地语讲义的是泰斗级学者季羡林.“”前,季羡林是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之一.季老实在了不起,校方让他编讲义,要求一个星期拿出来,他一天就拿出来了.而且为了让大家能早一点学到新知识,他提前几天就把讲义打印好发到学员手中.

当时北大校方有一个政策,在教学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让一些“有问题”的教授把“问题”在大会上交代清楚,只要交代清楚了便可恢复教学工作.党员身份的教师还可以恢复参加组织活动.一时间,在解放军学员的带动下,北大各系“解脱”了不少教授,很多被“”的教授都重新登上了讲台.(摘自《周末》2010.9.16)B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