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现场

更新时间:2023-12-1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7122 浏览:80123

台湾、香港、澳门与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早已出现,在各种区域文学史的追溯中,其存在历史更是悠久;但它真正发生广泛影响甚至成为一名新兴学科的研究对象,则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从70年代末期至今,大陆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已经有了近30年的历史,从单纯的作家作品鉴赏到文学史的撰写与诗学理论的探寻,研究者们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跋涉之路.一路走来,既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留下不少遗憾与不足,一些学者认为本领域的研究目前正处在“瓶颈”状态,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上急需突破.为了实现新的逾越,新世纪以来,对以往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反思已在大陆学界蔚然成风.

作为文学与社会的扭结点,文学期刊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与空间上的杂生性使得它构成了鲜活流变、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在看似光滑整一的表面之下,往往还涌动着无数具有颠覆力的波涛暗流,因而有利于呈现文学存在的复杂多变性与细微幽秘处.本论文尝试以“文学期刊”作为重要的媒介窗口,来重新审视大陆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传播历史与话语历史,以求对上述反思潮流作出呼应与独特思考.

一、传播活动的阶段性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流变历史

从纵向角度来看,大陆文学期刊对“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大体可分为窗口期、高峰期,转型期和整合期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传播重心、传播策略与传播效应都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呈现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文学场中的游移变化过程.

第一阶段为窗口期(1979年―1984年前后).从1979年《上海文学》刊载单篇作品《台湾佚事》到1984年《台港文学选刊》创刊时明确提出“望台港社会的文学窗口、联系海峡两岸的文化桥梁”的口号,大陆文学期刊对“华文文学”的传播可定位为“窗口”阶段.由于国家对出版市场尚实行严格控制,大陆以外的图书杂志无法直接进入大陆市场(主要是大陆人前去香港等地购写或由回大陆探亲的作家们携带进来),所能获取的华文作品相当有限,也弥足珍贵,在这扇向无限的文本世界推开的小小的窗子里,文学期刊只能有什么传播什么,作品显得单一零散,题材、手法和区域等方面都受到限制.但这些作品在高度政治化、一体化的大陆文学中,仍显得新奇独特,多数文学期刊都运用编者按语、专栏及其它期刊编辑语言将之加以凸显强调,建构出相对独立的意义空间.

尽管学术界当时采纳“港台文学”的命名,但期刊运作中隐约显现出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图景,稍后零星刊载的澳门、北美、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作品和港台文学一样被划入了差异的空间,与大陆文学形成了对比映衬的关系.期刊的话语策略是社会心理的表征,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中国大陆从多年的隔绝禁锢中醒来之时,大陆以外的世界,无论台湾、香港、澳门还有外国都是“奇观”,因而被定格在“他者”的位置,有了共同特性,从而萌发出了“台港澳及海外”的整体想象.


第二阶段为高峰期(1985年――1988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国家政策有了较大的松动,文学期刊的运作与政治的关系也日渐宽松,在稿源获取方面阻力减少,途径也趋向多样化,文学期刊也与台港海外等地的媒介组织、文学团体建立了直接联系,获取稿件的速度与数量远远超越了过去.这一阶段,从传播的作家作品来看,无论是从区域、手法、题材、体裁、篇幅、性别等角度观之,都呈开放多元的趋势.其中,台港通俗文学更令人瞩目,这些门类多样、内容手法不一的文本呈现了某种相似的审美趣味――远离政治宣教、面向世俗人生,化压抑紧张为柔情柔和,散发出了暖烘烘的人间气息,满足了特定时期大陆读者的需要,掀起了阵阵传播的热潮.

文学期刊在传播“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时自主性大大增强,其传播也开始走向专门化与系统化.一方面,非专门性期刊中形成了相对稳定、各具特色的专栏.另一方面,“专门化与半专门化”的期刊也在80年代中期后相继面世.1984年9月,《台港文学选刊》创刊,1985年4月《华文文学》试刊,1986年《四海》丛刊面世,1986年和1988年《华人世界》与《海内外文学》相继创刊,这些“专门化与半专门化刊物”的相继出现,意味着“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立传播空间处于稳定与持续扩展状态,强化了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想象.

第三阶段为转型期(1989年――1993年前后).80年代末开始,由于经济效应的衰减和出版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的减弱等诸多原因,大陆文学期刊出现生存困境,很多文学期刊处在重新定位、不断改版的过渡含混状态之中,其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大陆文学期刊还处在重新挖掘与发现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以往历史的阶段,传播还在尾随追赶创作的话;那么从80年代末开始,大陆文学期刊的功能开始发生变化,由引荐平台转化为生长摇篮,传播与创作趋向同步.原创性作品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作家们从被动“出镜”到主动“亮相”,大陆文学期刊成为其作品的首选发表空间,作者与期刊之间形成互动关系.随着策划意识与干预意识的增强,大陆文学期刊甚至成为了制造文学思潮,引领创作走向的关键性力量.

此阶段大陆文学期刊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在面和量上仍呈拓展趋势,但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同时,多数文学期刊(包括专门性期刊)不再将台港澳与海外混为一体,开始注意到区域华文文学的差异性,随着国别与地区意识成为重要的传播视野,文学期刊中“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整体感也变得暧昧不清了.

第四阶段:整合期(1994年――2002前后)1993年的南巡讲话之后,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加坚定与迅速,文学期刊也被吸入了改制断奶的大趋势之中,其生产性质和经营者身份逐步强化,整体发展格局始终处在变动与不确定状态之中;大陆文学期刊对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也出现了新的特点,进入新的阶段.

此阶段,通过介绍新生代作家及作品、追踪文坛热点、策划与政治事件相关的专题、推出网络文学文本与“泛文学”文本,文学期刊紧跟文学的新动向;同时,几代作家的并举,不同区域的混杂,雅俗的并存,政治与美学的交织,呈现出更为多元交融的文学景观.在期刊的具体运作中,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文本与大陆文学文本采取相同的编辑手段,如专栏的取消、国籍与地区意识的淡化和专门性期刊不专等倾向,使“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不再凸显,彼此界限消弭.此外,对文本个体性原则的强化与区域特性的弱化,使得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乃至区域华文文学的整体想象遭遇了挑战,一种汉语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的想象在期刊中逐渐清晰.

二、期刊的传播策略与台港澳暨海外

华文文学的学科化、经典化、大众化

经由大陆传播媒介的选择与过滤,一种大陆视角下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不可避免地出现与形成.自70年代末以来,大陆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想象与建构主要遵循以下路径.一是以“通俗文学”的形象出现,从80年代的琼瑶热、金庸热、三毛热、席慕容热到90年代的尤今热、梁凤仪热、《北京人在纽约》热,部分文本逐渐成为大众文学文化的重要组成.二是以“潜在的文学经典”的面貌出现,因其深邃的思想、精湛的技艺或影响的广度等,一些作家作品如金庸、白先勇、余光中等被主流文学界容纳与认可,逐渐成为了汉语文学的精粹.三是以“研究对象”的形式存在,不少文本进入学科的规训体系之中获取了经典意义与学术价值.三种想象经常处在重叠交错之中,共同呈现了大陆语境下“华文文学”的三种存在方式:大众化、经典化与学科化.大陆文学期刊也成为推进这一进程的重要媒介空间.

(一)文学期刊与“华文文学”在大陆的学科化.学科化是在学科理论基础的成熟、文学历史的著述、学术团体的建立、学术成果的凸显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中出现的,而文学期刊与这些活动交织在一起,成为了学科化的重要力量.

从学者们有关学科历史的概述中,文学期刊早期的传播活动已被认定为各种学术研究或学科建设的起点.如刘登翰认为,《当代》创刊号刊发的《永远的尹雪艳》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中的第一只报春的燕子;《花城》创刊号上的曾敏之《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被认为是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滥觞之作.文学期刊除了最早引荐文学作品,开启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之外,还在学科的发展历程中持续努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不但为研究者提供文学资料、研究信息,也提供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而且以参与学术论争、组织学术会议等方式,深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推进了学科建设的进程.

期刊中文学史料的丰富多样,学术论文的价值,决定了文学期刊在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与影响.更重要的是,一些专门性文学期刊所传播的“华文文学”的内容及其策略的变化,本身就是学术历史的另一种版本,从零散到系统,从随意到专门,从单一到多元,从台港到海外,清晰显现了学科的发展脉络及路径.如《华文文学》自1985年4月试刊号发行以来,其传播进程与运作过程与学科建设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一方面,它作为重要学术著作《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潜文本,在文学史写作的视野中,通过对边缘区域华文文学和边缘作家作品的关注,开拓和建构出“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新的文学景观,尽可能地展现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另一方面,它以“文学批评与文学论争”等深度传播方式为研究者提供话语空间,影响和引领着学术研究的路径与走向,同时,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赏析与宏观整体性问题的理论探讨,不断阐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意义和独特价值,赋予其以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由此,“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从零散自在的文本存在逐渐成为新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

(二)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陆流播的过程,也是一些文本在大浪淘沙中被突显出来,获取可能的经典地位的过程,或者说是“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被经典化的过程.一些文学期刊以其位置与传播策略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参与了这一进程.

专门性期刊以三种方式参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一是设立名家名作专栏,突出某些作家作品的重要性,对之加以重点推荐和反复评述,为这些文本进入主流文学评价体系中,成为汉语文学经典制造声势.二是通过设立文学奖项来突出某些作家作品,获得一定范围内的知名度.第三,通过参与文学历史的书写,确定作家作品在“华文文学自身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奠定出一类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作品.

非专门性刊物《人民文学》、《十月》、《当代》、《收获》、《花城》、《上海文学》等不但在大陆文坛具备某种权威性,在台港与海外也有一定影响力,成为“台港与澳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力量.它们对白先勇、余光中、陈映真、严歌苓、钟怡雯等作家作品所作出的共同关注和重点传播,为这些作家与文本在大陆主流文学评价系统中得到认可,进而成为可能的文学经典,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收获》1986年到1990年间开设的“朝花夕拾”专栏,在当时的“纯文学”思潮影响下侧重于选载刻意经营艺术形式的文本,成为美学意义上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在大陆被显现与建构的重要契机.鉴于《收获》及其主编巴金的影响力,“朝花夕拾”的建构策略与结果,已经超出期刊自身,形成了更大的效力.

(三)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大众化.一些文学期刊读者定位的宽泛和大众意识的凸显,注意到了各种层次读者的需要,其所传播的“华文文学”文本,注意雅俗共享,甚至特意对一些通俗文学作品进行重点关注,成为了“华文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媒介力量.

其中,《台港文学选刊》在“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大众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港文学选刊》对实验性和探索性文本关注相对较少,成为主流的是雅俗可共赏的作家作品,有强化强调“可读性”的意味.而从80年代末开始设置“选刊之友”和“读者推荐奖”活动,则营造出了大众参与“华文文学”研究的氛围与途径.通过发动广大读者对“华文文学”文本进行赏鉴与评论,培育发掘了一种简短、灵动、点到为止,个性化十足的媒体化、大众化批评模式,也引领出一支潜在的大众化研究队伍,促使“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走出了学院与学术的小圈子,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三、期刊的权力话语结构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结构模式

在大陆,论及“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不可绕过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三种视角与话语.或者说,“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孕育成型于世界意识、中国意识和地缘意识的叠加交错之时空.

首先,“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这种文学景观在大陆的显现,是以具备走向世界的开放性视野为前提的,缺乏世界意识的文学传媒,很可能忽视或轻视其存在及价值.70年代末,正是一些初具交流对话意识的文学期刊,在大力引荐西方文学作品之时,也特别重视“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80年代中期后,有关“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期刊中纷纷出现的双语刊名(英语与汉语)、英文篇目索引,则是其自觉树立“世界意识”的符号表征.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政治中国”还是“文化中国”的视角,都是“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能在大陆被建构和广泛传播的基础性因素,也是其产生价值意义的重要尺度,处在大陆语境中的文学期刊,对于“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与建构也必然渗透着中国意识.

此外,由于文化交流的便捷,地理上的接近、血缘上的牵扯等多重历史与现实的机缘,在中国大陆,有关“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期刊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上海与北京四大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而文学期刊作为所处区域的文化中枢,通常隶属于当地的各种机构,细到编辑人事的调整与变革、大到刊物发展的整体趋向、都将受到所在区域各种因素的影响与辖制,在期刊运作中或多或少会体现出“地缘意识”.在考察文学期刊中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时,同样不可忽略期刊所处地方语境的特色及制约.

文学期刊作为一个时期文学与社会的铰合点,其中必然存活了多样复杂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国意识、地缘意识与世界意识的并存角力,构成了复杂的传播语境,影响和制约着特定文学期刊对于“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与建构.地缘意识、中国意识与世界意识的并存与角力状况、构成了复杂的传播意识形态与传播语境,影响和制约着大陆文学期刊中“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样貌.应该说,在大陆语境中,“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总是存在于“地缘意识”、中国意识与“世界意识”的夹缝之中,但在不同的文学期刊中,三者的关系会有所变化与调整,文学传播的视角、策略也会相应发生微妙的转移和变异,从而呈现出“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不同表现形态与结构模式,其价值意义也不尽一致,主要的结构模式有:

第一种结构模式为“主次分明型”.广东《特区文学》处在较为浓厚的区域色彩语境之中,期刊中呈现出地缘意识>中国意识>世界意识的权力话语结构,所建构出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以香港文学为主体,其他次之,显得重心突出,主次分明;最终“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有无轻重也取决于地方意识形态的需求变化.同样,福建的《台港文学选刊》、《海峡》与《福建文学》中,凸显了与福建有着深厚渊源的台湾及其文学的重要性,这些期刊中呈现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也接近这一结构模式.

第二种结构模式为众生平等型,北京《四海――世界华文文学》中,呈现出地缘意识等于中国意识>世界意识的权力话语结构,所建构出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尽管处在中国意识的引导规范之下,但无论台港澳还是海外各国华文文学都争妍斗艳,各有地位.与此相类似的期刊还有《华人世界》与《海内外文学》,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因位于首都北京而有了居高临下,兼爱天下的“世界”风范.

第三种结构模式为含混重叠型.如上海的《小说界》中,呈现出地缘意识等于中国意识等于世界意识的权力话语结构,期刊对作家作品国籍与区域定位较为随意游移,“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与上海文学、大陆文学边界模糊,呈融合生长的态势,“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样貌也由此含混不清,其位置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徘徊.90年代中期后,《花城》、《当代》、《十月》、《收获》等文学期刊中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也逐渐接近这种结构模式.

事实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和不同定位的文学期刊中,权力话语的结构与角力情况远远比上述分析复杂多变,其中“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结构模式也无法简单鉴定,这正反映了它在大陆文学期刊中的存在样貌与价值意义的多样性.

四、结论:在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

(一)在“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与生成中,既有稳定不变的层面,也有变动不居的层面.那么,变化的层面与不变的层面孰轻孰重笔者认为,流变性的思路比同一性的思路更为重要.在港台与海外,都有不少学者执著于挖掘“不变”的层面,把大陆视角视为不可跨越的意识形态障碍,认为大陆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都是所谓“政治需要”的产物.这种观点还停留在70年代末期以及以往的记忆中,与发展变化的文学传播事实相违背.如前所述,在大陆文学期刊中,自70年代末期以来,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来看,大陆文学期刊中“华文文学”的存在状态与价值意义都处在流变状态,大陆视角本身又怎会是固定不变的呢?事实上,在全球化语境中,大陆视角与世界视角之间的互动互渗关系,已成为了不可忽略的客观事实.

(二)文学期刊对于“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个性选择,也就是媒介主体性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首先,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学期刊之中,“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都处在重新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通过栏目形制等期刊语言,编者对之进行了“装饰”与梳理,并赋予其新的价值意义,使之与刊物的整体氛围达到和谐一致,进而产生不同的结构模式与价值意义.其次,作为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文学期刊本就是不同力量的耦合点与汇接处,处在多重视角多种力量的纠缠之中,特定文学期刊往往以一种调和协商的方式,寻找不同力量之间的空隙与契合点,反映并引导着某种创作,以求在“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与生成历史中留下独特的印记.对文学期刊主体性建立方式的考察,让我们无法忽视具体媒介对文学传播的独特影响.那种忽略对具体传播媒介的考察,只从宏观层面去把握区域华文文学的流播现象的研究思路,难免会失之笼统,不易呈现“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大陆流播的复杂性与流变性,研究思路也倾向简单化、固定化.

(三)对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而言,大陆文学期刊的传播是否只有“遮蔽”功能和“消极”导向呢?其实,在跨语境文学传播中,最关键是文学之间的对话交流.在这一不断深入与变化的过程中,双方都可能经历不断自我发现与自我反思的过程.在强调大陆语境对“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建构与过滤效应时,不能忽视作为接受一方的大陆读者同样被建构与改造.我们不难看出,在文学传播过程中,不仅“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经历了被发现与自我发现的过程,形成一种对创作的强大驱动力;同时大陆文学也遭遇了一次自我反思与前进的绝好机遇.

更重要的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大陆传播,促成多元整合的汉语文学场之重建.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在文学期刊中大陆文学与“华文文学”由界限分明到界限趋向模糊,一种初具比较意识和多元意识的汉语文学想象体开始凸显.当整合性文学观念逐渐清晰起来之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这样划地为界的术语也逐渐被“世界华文文学”、汉语文学、华文文学、中文文学这样的整合性概念所超越.无疑,这一整合过程正是人们的文学视野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它必将对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提出新的命题与挑战.同时,这一整合过程是否有碍于汉语文学多样性的保持与呈现,是否对区域华文文学独特性的再生产造成不利影响,也将成为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不容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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