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唐代文学观念是唐代小说发展的导向和动力,它影响着小说的创作思维和表述形态,推动着小说的发展进程.唐代三种小说观念共同影响作用于小说创作：儒家小说观主导着小说的创作思维走向,史家小说观影响着小说创作的外在形式并提高小说的地位,文家小说观内在地引领着小说走向文学的审美和取得文体的独立.而唐代的诗歌观念对小说创作起渗透和促进作用,使唐代小说独具诗歌的美感和魅力.
关 键 词：唐代小说观念诗歌观念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唐代出现了第一次繁荣,这就是传奇小说创作的兴盛.古典小说能由六朝的小说雏形如此快地达到成熟并取得文体的独立,总的来说,是唐代思想意识、社会制度、民族关系、士宦风尚和发达的文学艺术等所构成的文化生态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着时代精神和文化思想的文学观念是文学发展的导向和动力,它在内部作用着小说的创作思维和表述形态,并影响着小说的发展进程.本文主要论述了唐代小说观念和诗歌观念与唐代小说创作的重要关系.
一唐代三种小说观念与小说创作的关系
唐代的小说观念是唐代作者和读者对小说特质、功能、地位和创作方法的总体认识,有守旧的一面也有革新的一面.唐代小说观念可概括为儒家小说观、史家小说观和文家审美小说观,这三种小说观共同对小说的创作产生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一)儒家小说观与小说创作思维走向
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也就是以道德意识为其核心,这种文化构成影响着文学的认知和审美倾向.东汉时期,许多文学批评家用儒学的思想观念来认识文学,对著名的文学作品进行儒家的文化解读,形成了儒学注释文学的批评风尚.随着儒家文化统治地位的不断巩固,这种批评风气在后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儒家的文学观念和一系列的批评理论：在诗即所谓“诗教”,在文即所谓“文以载道”,在小说这里姑且称为“儒家小说观”.
用儒家观念来批评小说始于东汉.公元1世纪的评论家桓谭认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班固《汉书艺文志》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延续至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说：
“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
可见先唐小说观念已经接触到了小说的来源、体制和功能这些问题,较一致地指出了小说的可观可采,或有利于“治身理家”,或可供统治者“观风俗,知厚薄”.实际上都是将小说纳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框架内.
历史进入唐代,唐初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云：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等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几乎都沿用班固的说法.后来刘肃在《大唐新语序》中说小说创作：
“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
谷神子《博异志序》说：
“徒但资笑谈,抑亦粗显箴规.或冀逆耳之辞,稍获周身之诫.”
孙光宪《北梦琐言序》说：
“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劝戒.”
这些言论所反映出来的小说观念比先唐的儒家小说观丰富和明确得多.它打破了小说可观可采的单一看法,认为小说也可“资谈笑”,并有“言涉文词”表述特点；当然,他们首先强调的还是小说内容“事关政教”,对上“有裨于王化”,对下要起到“箴规”、“劝戒”的作用,即突出了小说的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的创作目的和功能.
与这种小说观相适应,唐代小说创作有明确的写人意识,这与六朝志怪小说“以发明神道之不诬”的目的不同.如《庐江冯媪传》虽然写的是冯媪在阴间的所见所闻,但实际上暗喻的却是世上父母为儿子娶新妇而逼旧妇的社会现象；《薛伟》写蜀州青城主薄薛伟化为鲤鱼而为其同僚所执提斩食的怪事,也是反映官场上的同僚之间互相倾辄的现实.唐代小说正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人生百态中来表明儒家的立场,表现儒家的道德倾向.
这种道德倾向主要表现为作者创作时常常意在笔先.在选材时就非常理性,所谓“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惟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辩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李肇,《国史补序》）.在作品叙述过程中,常将主题和创作目的加以点明,或者开篇明意,或者卒章显志,表明作者的价值观.《枕中记》一开始就安排说教者吕翁与卢生谈论人生穷达的道理,最后通过卢生之口说：“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而《南柯太守传》结尾时作者现身说法：“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诸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这显然是出于道德劝戒说教的目的.
同时,小说大力塑造“有足称者”、有足“旌美”者的人物,通过褒扬他们的理想人格,来张扬儒家的人生理想.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指政治上能建功立业,道德上忠、孝、节、义.如《谢小娥传》塑造了一个不顾艰险安危、女扮男装为父为夫报仇雪恨的奇女子形象,称扬谢小娥的所作所为“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李娃传》写李娃不嫌贫爱富,救荥阳生于穷馁并扶助其考取功名,最后被封诰并繁旺子孙,说“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还有《杨娼传》、《柳毅》、《红线》、《昆仑奴》等作品中一再强调理想人格,“主张通过理性的、纯洁而高尚的个体情感抒发来表现社会的群体情感”.在褒扬善美的同时也贬弃丑恶,抑丑更为扬善.对危害社会的怪物恶人,如《白猿传》中掠妾的白猿、《冯燕传》中与冯燕通奸并企图杀害亲夫的张婴妻,都借义勇人物之手杀之；《霍小玉传》中负义背约的李益最后应了小玉咒语而与妻妾之间不宁.通过对恶丑得到应有惩处故事的描述,寄托阻止丑恶的滋生并使个体回归社会群体道德的愿望.褒善贬恶,扬美抑丑是儒家小说观念下作者创作的习惯性思维,这种深层的小说思维趋向与外在的主题提示相得益彰,使得小说的教化作用格外鲜明.
(二)史家小说观与小说创作的历史参照
史家小说观是指将小说作为史或“史氏流别”的看法.自东汉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之后,“稗官野史”就成为古小说的代称.
同在东汉的郭宪在《汉武洞冥记自序》中说：
“宪家世述道书,推求先圣往贤之所撰集,不可穷尽,千室不能藏,万乘不能载,犹有遗逸.或言浮诞,非政声所同,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盖偏国殊方,并不在录.愚谓古曩馀事,不可得而弃等今藉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
指出了圣贤之书有所遗逸,他撰写《汉武洞冥记》是补经史之所阙.到西晋,葛洪《西京杂记跋》就明确表明其创作是“裨《汉书》之阙耳”.从此,小说作为史之遗逸的地位得以确立,补史之阙也就成为小说的史学功能,史家小说观基本形成.
到唐代,唐初魏征《隋书经籍志》说《列异传》等小说“盖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