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1984年7月,在北戴河开会讨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纲.当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等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对于《决定》,这样评价.
把“商品经济论”
列为“精神污染”
“起草过程中,对要不要提商品经济争议很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作为经济学家,杨启先认为这个《决定》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需逐步解决,但提出了“商品经济”概念是很大的突破.然而,这样的突破却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
“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早在1962年,广东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卓炯便提出了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那个年代,卓炯的声音如泥牛入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空气开始活跃,学术界开始重提商品经济.
1979年春,卓炯又撰写了著名论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同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厦门大学教授胡兆培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一年后,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在《财贸战线》杂志上发表文章,也主张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但这些见解没有被采纳.
1980年5月,国务院体改办（原国家体改委前身）成立,也希望在“商品经济”问题上作些努力,但没有成功.
国务院体改办在1980年9月8日起草了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用了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但在各省省委书记省长的座谈会上,对此分歧很大,文件只好搁置另议.
1982年、1983年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商品经济被当成了精神污染之一受到了批判.因主张“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还被批评为“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思想解放不够
改革文件起草小组调整
到了1984年,即将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讨论会议究竟研究什么问题时,说,最理想的是搞个改革的文件,搞个对全党起到巨大鼓舞作用的文件.
时任总书记遂向建议,专门搞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根据的意见,成立了由、、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先后找有关部门、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
起草小组先写提纲,但讨论了多次也跳不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路数.这时,有人提出要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有突破.尽管如此,但起草小组内部仍形不成统一意见.
1984年七八月间,在北戴河开会讨论这一问题,主持,两次讨论之后,对没有跳出计划经济圈子的提纲仍不满意.他强调,这是一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原起草班子思想解放得不够,调整了起草小组的负责人,改由以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涧清为首,同时增加郑必坚、龚育之、林子力、滕文生、高尚全等人进入文件起草小组.
1984年8月以后,新的起草班子开始工作.
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高尚全,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要把商品经济写进《决定》,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但有人反对,主要是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会变成资本主义.
这时,高尚全想了一个“计策”,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西苑饭店开一个理论研讨会,力图通过理论界的意见影响起草小组的意见.
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上,高尚全阐明文件应当在理论上有突破,应当明确地把“商品经济”写上去.大家讨论意见很一致,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经过商品经济的阶段.
此外,研讨会也讨论了另一个问题,指出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不科学,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二者不对称.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后,起草小组在玉泉山工作期间,、又分别上山主持起草小组进行讨论.当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时任国务院总理说,倾向于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间,于光远、童大林等人开过一个会,坚决主张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给写了一个会议简报.与起草小组最后一次讨论时,还请去了邓力群.首先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杨启先说“能站得住”.问和宪法有没有抵触,郑必坚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最后又问邓力群有什么看法,邓力群说,他1979年就是这么提的.
决议正式成文前夕
临时加句话
1984年9月9日,给、、李先念、陈云写了封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表达了四层意思.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怎么写作”；“‘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陈云在他的信上画了圈表示同意.
两天后,召集了约1500人,讨论《决定》征求意见稿.通过讨论,加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决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去.
“但写进《决定》了不等于大家的思想都想通了.”杨启先说,由于一直有争议,《决定》正式成文的前一天晚上,又加了一句话：“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银行、土地、矿山不是商品.”这实际是说商品经济仅限于生产产品的领域,而不包括生产要素,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体系.
《决定》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尽管存有局限,但在一提商品经济就害怕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承认这样的观点使《决定》成了“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文件”,并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冯兴方荐自《新京报》原标题为《1984,商品经济摘掉“精神污染”帽子》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