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比较文学为批判性、理论性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提供了自由试验的场域,一点对于其他学科具有示范作用,会在总体上影响到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向.在当今时代,对比较文学而言,首要的挑战就是一种全球性视角的必要性,另一个挑战则是由文化研究的兴起造成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因此而迅速扩展,甚至于根本无法把握.但是,比较文学也许能够借此获得一种新的身份：作为最广维度上的文学研究场域――作为某种跨国现象的文学研究；而比较文学作为一般的文学研究的场域,将为比较诗学提供一个家园.比较文学要逐渐消除其原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特征,实现向一种更加全球化的学科的转化.
关 键 词：全球化；世界文学；比较诗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2)－01－0001－12
来到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我感到十分荣幸、十分高兴！我知道,大约在80年前,I.A.瑞恰兹在清华大学教授比较文学课,因此说来,清华有着悠久的传统.今天,我想就在我们所居住的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里比较文学所遇到的挑战提出一些泛泛的思考.我也希望我们一代人所看到的困难或许会成为新一代比较文学学者的机遇.
尽管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的文学作品的比较,在很多时代和很多国家里都实践过,但是,我们通常都认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是在19世纪的欧洲.比较文学的名称使我们联想起比较解剖学和比较语言学,它们分别通过分析结构去研究动物或者语言之间的派生关系.歌德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推崇和斯达尔夫人(MnledeStael)在《论文学》中对法国和德国文学所做的比较研究和语境研究,成为比较文学早期的纪念碑式的成就.但是,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学术研究的一分支是专门研究欧洲文学的,它比较的文学作品都来自有着派生关系――渊源、影响和接受等――的不同语言,那时的研究题目包括现代文学的古典源头、欧洲文学中的彼特拉克传统(Petrarchantradition)、莎士比亚在德国文学中的接受等等.一大批十分有价值的作品从种学术传统中诞生了,些作品需要一种经验性的关联基础,将那些似乎具有直接的传播关系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些传播关系支持做样的比较,并为比较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一类比较文学的目的在于追寻经验性联系,而常常回避美学判断等问题或文学阐释等问题,到了20世纪中期,类比较文学研究被称作“法国学派”.有时候被称为“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接着就兴盛起来,那时,使用多种语言的欧洲移民加入并加强了美国各大学的研究力量.种研究学派愿意去比较那些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必要影响关系的作品.一类的比较文学学者,经常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用比较的方法去推进对个体作品的阐释,因而将具有美学价值的问题带入人们的视野.在两种研究学派中,比较文学都与仍旧占据主流的文学研究形式――对国别文学(anationalliterature)史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
下面我将谈到,西方对比较文学的阐述随之发展到样一个时期,比较文学变成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接受的一个主要阵地,但注意下面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到20世纪晚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比较文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苏源熙(HaunSaussy)是最近一期美国比较文学协会报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的作者,也是一位汉学家.他指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创立于1917年,以回答“现代中国需要从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学习什么”的问题.他接着指出：“由此而产生的学科显然带有如下特征：通过与‘他者’进行对比,它需要定义什么东西是完全而且唯一属于中国的.”如果说在过去从事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的中国教授比外国教授多,那么现在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但问题是,在过去,比较文学被看作是国别文学研究的附赠品,而不是与其区分的.我很荣幸在多年之前曾与著名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一起共事于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执行局,她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之后样写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融合、接触和交流的时代.中国现在正在走向世界,而比较文学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等经过长时间的闭关锁国和孤立政策,我们需要重新评价、重新认识我们自身,而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尤应如此.”
美国和欧洲之外的比较文学常常被看作是一个会强化国别文学概念的学科.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印度比较文学协会成立于1981年,它所追求的目标是“要达成一种印度文学的概念,它不但将使我们的文学系所走向现代化,而且还要完成样一项任务：发现我国文学之伟大性,并提供一幅各个时代印度文学活动的全景图.”正如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t)在其经典著作《比较文学：批判性介绍》中所言,印度、中国、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比较文学的兴起,并不是要与民族主义相对抗,而是要强调和肯定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有时候则是作为反殖民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在当今时代,对比较文学所做的任何综合性考察,都需要牢记些重要的民族差异.
在美国和欧洲,尤其是在美国,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叶以后,就摆脱了那种强加于它的限制――对渊源和影响的研究等,而是去拓展范围,互文研究.不过,与那些致力于研究国别文学的系所的情形相比,种研究趋向虽然在研究范围上拓宽了许多,但却定义得不够充分.近期以来,尤其是在美国学术界,比较文学与其他模式的文学研究相比显得与众不同,主要是因为样一个事实：它并不像英文系、法文系、西班牙文系、意大利文系和中文系那样,想当然地认为国别文学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自然的、合适的单位.而种否定性的特征导致了一个积极的(positive)特征：既然比较文学不能像国别文学系所那样避免一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单位(units)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是最为合适的呢是文学类型文学时期还是文学主题呢同时,比较文学也变成了文学理论纵横驰骋的场域,而国别文学系所对文学理论则是一贯地抵制,或者至少是对那些并非来自它们自己文化范围的理论保持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西方国家比较文学的显著特征就是对探讨理论问题很感兴趣,同时也非常明智地从各个不同的学科和其他文化中引进不同的理论话语,并对它们加以研究和探讨.那些关于文学研究的性质和方法等问题,在其他文学系所中往往被忽视,但比较文学则对其十分重视,并展开讨论,甚至使其成为教学和研究的重点.
比较文学因此也就成了人文学科中的一门先锋学科,它不但张开怀抱,接纳各种各样的民族传统及其理论文本――马克思、克尔凯郭尔、黑格尔、尼采、索绪尔、弗洛伊德、杜克海姆、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等,而且也致力于展开批判性研究和批判性写作的实验,因为它认为并不存在样的检测定：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理解某个国家的民族传统是文学研究最主要的目标.比较文学是一个批判性、理论性的跨学科研究项目能够自由试验的场域,其结果对于其他学科具有示范作用,因此也就在总体上影响到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向.
但是,比较文学的种成功却带来了一种身份的丧失.它的理论探索和范围广大的研究是1970年代、1980年代甚至是1990年代的西方比较文学的典型特征,但现在看来,些特征却不足以将其区分为一个学术性学科(academicdiscipline).你可以说比较文学的种种检测想已经获得了胜利,因为国别文学系所已经涉足那些比较文学以前的研究领域；但是,我所说的“胜利”,实际上反而为比较文学的身份提出了一些问题.至少在英美是如此,国别文学系所也开始对有关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性质和方法等理论问题更感兴趣了,也不再固着于对国别文学史的研究了.它们已经开始发展各种各样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项目,从而使比较文学的身份变得不那么具有区别性了.
与此同时,比较文学个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学科,不得不常常与那些带有非理论化视野的局限和平共处.一旦比较研究不再以建基于接触和影响的关系为基础,它们也就不再有理由只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主要的欧洲语言,或者只是在外国文学(譬如说中国文学或者日本文学)对经典性欧洲文学作品施加了影响的时候才去对之进行研究.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原则上已经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我说“原则上”,是因为在西方,一领域内的大多数实践者仍旧只学习过欧洲语言,而不愿意去研究那些他们不懂其语言的国家的文学.
在教学领域内,比较文学系所的动作更快一些,虽然就“世界文学”应该如何构成或者如何呈现(presented)等问题一直存在不少有趣的争论,但比较文学系所已经开始教授世界文学,以之替换那些局限于西方的“伟大经典”的课程,而在以前,些西方经典是本科生文学课程的主要教材.一个明显的危险就是,世界文学课程会简单地从非西方文化中选取几个文本,然后以一种观光猎奇的方式,将些脱离了自身语境的文本,在西方文化所建立起来的框架中呈现给学生.那些相信文学作品需要在其历史语境中加以研究的批评家,对世界文学一概念尤其持批评态度.在他们看来,世界文学其实是全球化潮流的一部分,在全球化中,跨国公司创造出了一种基本上由西方控制的全球同一性.另一方面,既然文学概论一类的课程有必要选取各国的文学样本,包括西方文学的样本,那么,你也很难坚持说非西方文学不应该被呈现(represented),因为些选取样本或许能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和进一步的探索.些论辩尽管是聚焦于教学问题,但也会衍生出很多理论性和政治性的结果,与在一个非欧洲中心的世界上关于比较文学未来的讨论息息相关.
那么,比较文学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一种全球性视角的必要性.在里,我或许应该加上一句,佳娅特里-斯皮瓦克曾经催促我们要言说或者思考一种“星球的”视角,而不仅仅是一种“全球性的”视角,以抵制被国际资本所操纵的有关全球化的思想.要想让比较文学走向“全球化”或者“星球化”是比较困难的,是因为比较需要某些规范标准或者相似点,而总存在样的危险：西方的比较文学将只会关注那些看上去与西方形式相似的文学.而一困难又由于样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在西方,从18世纪末开始,原来那种基于文类标准或模式的关于文学的概念已经被样一种概念所取代：文类范畴倒被看作是一种压抑的标准,而想象力则应该从种压抑中摆脱出来；许多人现在认为,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被看作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而恰恰又使我们更难确立比较之或然性的基础.我很快将回过头来讨论如何在全球化或“星球化”的比较文学中进行文学比较一问题.
比较文学的第二个挑战是由文化研究的兴起而造成的,后者与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些变化相关,些变化是由我们在西方所谓的“理论”所引起的.在今天,被囊括在“理论”范围以内的很多理论都不是文学理论,因为它们并不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性质和研究文学的方法,而是关注一般的语言和文化、表意的种种机制、心理的运作、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对于“理论”而言,文学是文化生产的一种形式,文学系所的教授们所做的研究不仅仅聚焦于文学,而且也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文化方面的话题和表意实践.我或许需要强调指出,并不是一种彻底的变化,因为先前所做的很多对表面上是文学话题的研究,在本质上其实是历史性的；些研究重新建构起该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创作时代.但是在过去,种研究表面上看来最终都是指向对文学的某种理解.而在文化研究中,对文学文本的研究则经常意在理解社会话题、政治话题或文化话题,作为其他什么东西的某种症候.当比较文学将如此多不同的文化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范围广大、无法操控的事业；当文学与其他社会产品和文化产品之间的边界被消抹,当比较文学学者也开始研究电影、电视、流行文化、广告和各种各样的文化表现形式时,该学科所要面对的材料绝对多得令人窒息.
上述的每一个挑战都十分重要,但它们的结果都走到了一起,走向“全球化”,走向“文化”研究；其所涉及的范围是如此广大,以至于它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学术领域了：潜在地是对全世界的话语和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的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迅速扩展,以至于根本无法把握,一问题在比较文学的会议上显得尤为突出,大会上所提交的论文所涉及的范围常常如此宽泛,以至于你很难觉得你与很多其他的参会人员是属于同一个研究领域的,因为你与他们几乎没有多少共同的知识背景或相互之间的参照.
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研究国别文学的系所越来越重视理论,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它们允许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围绕那些来自理论辩论的问题,而非那些传统的文学一历史阶段,去重新组织自己,随着些系所越来越多地将更大范围的文化产品带入它们的视野――不仅仅是电影和流行文化,还包括性别话语、身体的建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形成等等――它们实际上已经变成民族文化研究的系所了：英国研究和美国研究、法国研究、德国研究、西班牙研究等等.种文化转向对于国别文学而言是有意义的：通过国家界限或语言界限所做的划分总是十分可疑的,但是,种国别的划分对于组织对文化的研究和考察是十分合理的.随着德国文学系转向德国文化研究,法国文学系转向法国研究,国家的名称最终将代表那些在知识上更为相干的学科领域.而且,随着国别文学系所转向文化研究,我认为,它们给比较文学系所留下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角色.由于比较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文学研究扩展为文化研究,它或许可以具有讽刺意味地通过逆向移动,去做那些其他系所现在所忽略的研究,从而使自己获得某种新的身份.它也许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身份：作为最广维度上的文学研究场域――作为某种跨国现象的文学研究.其他领域的权力移交最终将会给比较文学留下一种独具特色而又弥足珍贵的身份.比较文学作为一般的文学研究的场域,将为诗学――一种比较诗学――提供一个家园.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鼓励比较文学系所的研究者去研究相关于其他文化实践的文学研究,或者甚至不鼓励他们去从事那些与文学关系较远的研究项目.我绝对不是个意思.正如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比较文学学者将参与人文学科中那些最有意义的方法论研究和理论研究,不管些研究会将他们带到哪些领域.既然文学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一种历史的建构,那么,相关于其他话语的文学研究就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相对于人文学科中的其他系所,比较文学将把文学研究作为自己最核心的责任和任务,一任务将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完成.
我认为比较文学应该接受由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演化所创造出来的种差异的可能性,也就是作为跨国现象的文学研究,但我的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尽管我还将一如既往地拥护它),而比较文学应该是什么一问题依旧充满了争议,不过我们都同意：比较文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人文学科各种不同的选择在其中角逐争战的一块场域.但十分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代比较文学中文学的角色似乎受到咄咄逼人的文化研究的威胁,而时至今日,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种发展确实让人欣慰.我们可以说：虽然不牵涉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已经确立,但文学的核心作用(centrality)却不像以前那样受人质疑了――即便只是由于来回摇摆的钟摆又摆回来了.苏源熙在谈到比较文学就是“用文学进行比较”(parisonswithliterature)时,检测定文学具有核心作用,他的意思是说比较文学牵涉到阅读各种各样的文本,但种阅读是“文学的阅读”(readingliterarily).实际上,当我看到后殖民研究领域内的某些比较研究(它们是聚焦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其实根本不必去涉及文学)似乎也包括好几章对英语作家的研究时,我也为此而感到吃惊.一类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一种新的超经典的英语作家产生了：拉什迪、阿切贝、沃尔科特、库切等.在今天,比较文学内文学的角色似乎仍然生气勃勃,即使文学作品经常被症候式地阅读,即使同事们并非急于支持我的观点：比较文学的身份仍应该重新建基于文学之上.
但是,文学又将我们带回到可比性(parability)一问题上,而比较文学的命运似乎不可阻挡地被绑缚在可比性上,真是见证了一个名称的巨大力量.我在前文指出,以前的比较文学是建基于经过验证的接触关系,进而建基于渊源和影响,后来逐渐拓展到范围更广的文本间的研究,因而,原则上任何文学作品之间都可以进行比较；但随着比较文学自身从上述可比性上解脱出来,我们便开始听到关于“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说法,无疑是因为人们难以解释种新的可比性的性质,而种新的可比性的作用就是要建构比较文学的结构,而且在原则上是要建立起比较文学的合法性.
随着我所描述的比较文学从一种欧洲中心的研究转向一个全球性的学科,上文所述的可比性个问题便变得更加突出,虽然在某些方面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隐而未显的.我们可以说,有么一个阶段,可比性一问题或许在表面上可以被暂时放到一边,因为大量的新作品都聚焦于后殖民社会中的和殖民霸权的文学作品中的跨文化接触和混杂性.事实上,大量令人激动的作品都是对渊源和影响研究的复杂版本和现代化版本：在对德里克沃尔科特的《奥梅罗》(Omeros)或者塞尔曼拉什迪的《魔鬼诗篇》(TheSatanicVerses)中的各种文学影响和文化影响所做的比较研究中,其比较都是基于直接的文化接触和有迹可循的影响的.但是,原则上可比性一问题仍旧未能得到解决,而是比以前更加突出了.在我们个新近全球化的空间里,什么东西能够使得把某些文本放在一起合法化呢
意义的互文性特征――意义位于某一文本或者某个话语和另一文本或者话语之间的差异处一事实――使得文学研究从本质上看、从根本上看是可比较的,但意义的互文性特征也产生了样一种情形：可比性有赖于某种文化体系,一个支持比较的一般的领域.文本的意义有赖于它与某个文化空间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譬如说西部欧洲文化空间,也是为什么比较文学的重心是如此倾向于保持在西方和欧洲范围内的原因之一.一个人对于话语的理解越是深刻复杂,他就越是难以对西方和非西方的文本进行比较,因为二者中的每一种的意义和身份都依赖于它们各自在其话语体系中的位置,而些性质相异的体系似乎使得文本之间那种公认的可比性要么虚无缥缈,要么至少也是误导性的.最近的一些比较文学作品中的比较研究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是由于它们采用了后殖民理论中的认同观,该理论探讨的是一种普遍的后殖民语境,而在种语境中就产生了一种可比性.
那么,什么样的可比性能够引导比较文学从一种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学科向一种更加全球化的学科转化呢里有一个难题.一方面,正如娜塔莉麦拉斯(NatalieMelas)所指出的,那种赋予某个学科以合法性的比较,巩固了某种标准或者规范,种标准或者规范又赋予了那些符合或达到种标准的作品以价值,并且排除掉那些不符合其标准的作品――对于西方人而言,西方的实践变成了标准或者框架,因此比较――比较性原则――不仅不为文化价值去开辟新的可能性,反而常常对其加以限制并将其整合为一了.
今天的比较文学学者都迫切地要避免用外在于某种文化的标准去评价来自种文化的文本所产生的隐含的结果(thisimplicitresult),但是,当然是很难做到的.在主张一种“星球性”比较文学而非“全球性”比较文学时,斯皮瓦克督促我们,不仅要抵制那种麦当劳遍布每个城市(是我想到的例子,不是她的)的全球化,而且要避免把我们自己变成比较的标准,而将他人看作知识的场域(sitesofknowledge).她写道：“地球在我们的电脑上,没有人住在那里.它让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控制它.个星球属于变异的物种(speciesofaltefity),它属于另一个体系；而我们居住在其上,是临时租借的等如果我们将自己想象成星球的主体而非全球性的写作技巧、星球上的生物而非地球上的实体(globalentity)的话,那么变异性(alterity)就仍旧无法从我们身上得出(underived)；它不是我们的辩证否定.”
对于西方人而言,从地理上来定位他们的比较视角(而非只是去想象自己具有某种普遍性)将非常具有启发意义：譬如说,比较欧洲文学与非洲文学,考察欧洲文学与非洲某个特定时期的文化产品之间的关系.种总体的想法(generalidea)的另一个版本就是,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也应该包括所谓的“相互陌生化”(reciprocaldefamiliarization),意思就是他人的规范或者标准会对你自己的规范或标准提出质疑.
采纳样的策略确实是一种挑战,无疑需要各方进行合作,因为极有可能的情况是：你很难不透过那些你已经知道的文化框架,而轻易地识别出另一种文化的标准.不过,将其他文化看作知识的场域而非知识对象种思想就容易对付多了.然而,我自己却不太热衷于去获得某种星球性的视角,而是更偏爱从某种承认自身也具有局部性(partialness)的视角去进行研究：试图去详尽地写出支撑自己的比较的那些检测设和规范,以便它们不会变成隐含的条件或者暗地里做出判断.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艾瑞克奥尔巴赫(ErichAuerbach)关于“出发点”(Ansatzpunkt)的概念：它指一个具体的出发点,它不是被设想为一个外在的掌控位置,而是作为一个“把”(handle),或者是一个带有偏好的有利位置(partialvantagepoint),它使批评家能够将多种文化客体带到一起来.奥尔巴赫样写道：“一个有利的出发点的特征就是,一方面它具有具体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是它具有离心性辐射的潜能”.该出发点也许是一个主题、一个比喻、一个细节、一个结构性问题,或者一项经过充分定义的文化功能.我们可以做样的设想：将跨文化比较建基于些关联性的原则之上,些关联性原则的偶然性将阻止它们产生某种标准或者是什么理想的类型.
不过,既然我认为比较文学的目标就是诗学,似乎我所能迈出的微不足道的一步就是去努力学习其他文化的文学体系,哪怕是间接地学习也好；些文化具备样的功能：它们可以缓解那些在西方广为接受的、并且已经司空见惯的等级和范畴,有时候也可以使它们显得并非那么顺理成章.至于项工作算不算是将其他文化当作知识来源对待,我说不准,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承认,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将西方文学理论的种种范畴和检测设纳入审查的视线.比如说,由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西方诗学,是以悲剧作为某种文学体系的范畴的基本类型.因此,文学的本质就被看成是模仿性：文学是对行动的虚构性模仿,主要区别则来自行动者的类型和行动的类型.尽管希腊人也创造出了大量的非史诗性的诗歌,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模仿性框架使人们很难将抒情诗看作是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直到浪漫主义时期西方诗学才逐步开始将抒情诗看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
然而,如果我们放眼世界,看看那些非西方文化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抒情诗是至关重要的,是一种根本性文类：它对于文学的种种概念至关重要,因此,样的文学概念也就不像西方那样是模仿性的.厄尔迈纳(EarlMiner)在其著作《比较诗学》中做了极具启迪意义且十分有用的研究工作,他调查了来自多种不同文化中关于文学体系的根本性概念,最后得出样的结论：“所有些关于诗学的例子都不是建立在戏剧而是建立在抒情诗之上的.带着很多耳熟能详的检测设的西方文学,其实只是一个少数派、一个特例而已.它根本没有资格声称自己具有普遍的规范性.”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文学体系中的原则,不论是那些含蓄的还是明晰的文学理论,都迫使我们用崭新的眼光去看待西方诗学的种种范畴,帮助我们认识到,它们既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值得商榷和质疑的.
譬如说,我们西方人从戏剧种基本范畴中继承了样一种思想：展示(showing)优于讲述(telling),而即使是在今天,种思想仍旧影响着我们的价值等级.意在展示辞藻技巧的诗歌并不去表演某个情景,而是去寻求表达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值得赞美的或者什么是应受责备的样一些概念,因而就被西方看作是边缘性的、说教性的.而在研究诗歌时,学生们被教导将抒情诗的诉说者当作是一个演戏的角色,而我们就是要试图重新建构起他的动机和情景.浪漫主义时期的理论家们最终使抒情诗变成了一种主要的文学形式,其方式却是想方设法将它也看作是模仿性的：是对主体经验的模仿.最近,随着一概念已经变得过时,理论家和教育者们又找到了另一种途径,但却仍然保留着原先的那种检测设：模仿具有至关重要的中心地位；其方式就将诗歌看作是对言语行为的一种模仿.阅读一首抒情诗,就是将其当作对真实世界里的言语行为的虚构性模仿或者再现.芭芭拉赫斯坦斯密斯指出,正如每一首抒情诗都是样开始的：“例如,我或者某个人或许会说：‘等’.”海伦温德勒是美国最杰出的英文诗歌评论者,是一本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材《诗歌诗人诗意》(Poems,Poets,Poetry)的作者,该书一开始就提出样的检测设：“由于每一首诗都是某个想象中的说话者的虚构性演说”,因此,她敦促学生们去追问什么样的言语行为正在被表演,什么样的说话者被建构,什么样的有关态度的戏剧被扮演等等.种做法在教学上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它却导致了一项关键性的失败：将诗的所有特征――韵律、语音模式、文本间的相互关系等――统统边缘化了,因为些特征都不是对个人发声的言语行为的模仿；而最关键的是,它隐藏了样一个事实：很多诗歌都不会要求某个虚构的角色上台演出一些非诗性的行为(non-poeticacts),而是致力于明显具有诗性的行为.
用一种比较的眼光去看看其他的诗歌体系,有助于我们看清楚西方的种种检测设的非常态(oddity),些检测设只不过是一些特殊性,它们需要解释,需要为自己正名,而非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地作为其他诗歌体系的规范；一种比较的研究视角也会使我们更容易挑战那些被歪曲的观念,些观念是由前面所说的种种检测设滋生出来的,而且还在不断地滋生出来.用迈纳的话说,其他的诗学体系都是“情感－表达性的”(affective-expres-sive),而非模仿性的,而且它们能够鼓励我们去重新思索主导性的西方理论,扩展我们的批评和研究范围.
比较文学学者经常有避免偏狭性(parochiali)的愿望,有对其他语言和文化的浓厚兴趣,两者都与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相关,同时也与出现于跨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息息相关.不过,要想对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和文化发生兴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比较文学研究很有可能仍旧是由某些具体的兴趣所驱动的,一方面它会因为个人的知识、承诺和语言而变得生气勃勃,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我们思考我们对多种文本的兴趣时所产生的普遍性理论问题而变得富有生机.正是种朝向其他文化的比较性的、横向的运动,与对我们自己的范畴加以反思的元运动(metamove)的结合,才成为一学科最突出的特征,才有可能像苏源熙所说的那样使比较文学成为“重新构思知识秩序的试验场”.我认为,对世界文学发生兴趣,将其作为包含多重可能性、多种形式、多重主题、多种话语实践的包容性场域是可能的.我已经指出,比较文学正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和一套形式的可能性,因而也是作为一种诗学的文学研究的恰当场所,而现在尤为如此；与迄今为止以前的比较文学实践中的情形相比,种文学研究被赋予了更加广博的知识、更多的可能性.一点对于新一代比较文学学者而言尤其构成一种挑战,人们期望当他们成长起来后,会从全球的或者星球的层面上进行思考.
在1996年,当乐黛云在结束她提交给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报告《比较文学在中国》时指出：“很显然,该学科在那些传统上十分突出的国家(美国和欧洲)处于相当大的压力之下.是因为文化研究的出现以及该学科的很多原则被文学研究的其他分支所挪用.或许到最后,中国比较文学的优势将导致一种反向的发展,将来在西方会出现一学科的复兴.”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