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海峡两岸比较文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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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6―6101(2008)02―0117―5

2007年10月26―27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台湾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首届“复旦―辅仁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学术交流论坛”.此次论坛以“跨文化与跨学科:全球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为主题,云集了海峡两岸12位比较文学青年学者,就他们的优秀博士论文研究成果或精心构架的研究设想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并与在场的数十位比较文学研究生展开极富学术张力的对话.陈思和、杨乃乔、康士林与张汉良4位教授共同主持了论坛开幕式,两岸十余位比较文学教授参加此次论坛并给予中肯点评.针对博士论文研究中的学科意识、选题定位、材料运用与理论拓展等焦点问题,学者们展开紧张对话,达成有益共识.

一、两岸研究鸟瞰:视域突破与范式互补

尽管两岸比较文学的发展道路和研究范式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但从此次论坛看,复旦与辅大两校学者在研究的关切点上却存在极大的相通处.除论题范围上的诸种交叠,更重要的是,皆力求以跨文化或跨学科的比较视域展开对文学文本的,从而照亮了旧有研究中的盲点,丰富了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论坛显示,“文学与民族意识”是两岸学者涉入最深的议题之一.该议题不仅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外诗学理论研究的关切点,也是解读中外文学关系复杂性之关键维度.复旦宋炳辉博士的报告《弱势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以“弱势民族文学”为切入点,选择昆德拉、泰戈尔等作家及“世界语”(Esperanto)为个案,在比较文学跨文化、跨语际的场域下,深入探讨了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对中国现代主体意识建构的特殊作用,有力地去除了“中西文学关系”这一强势话语的遮蔽,填补了以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谱系空白;辅大博士生黄婷的报告《乌托邦之“道”的跨文化轨迹:中国之“道”与20世纪德国“乌托邦”》,则从跨文化视野检视20世纪德国“乌托邦”理论及文学创作在中国道家思想影响下发生的微妙变化,深入探讨了德国在政治上主动向道家思想寻求解脱的历史诉求,进而揭示出旧有“乌托邦”理论界说的狭隘与偏颇.

两岸的视域契合还表现在对“文学与城市”问题的发掘.复旦陈晓兰博士的报告《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深入分析左拉与茅盾创作中的都市想象,在跨文化的视角置换中,将两位作家对中法各自现代化进程的态度相互鉴照,以平行研究弥补了旧有影响研究的缺憾;辅大博士生林丽里的报告《涕泪交零的执拗――从<花月痕>看晚清城市文人的主体与焦虑》则在太平天国事件与近现代西方文明入侵相交织的上海文化场域中,考察《花月痕》文本与晚清城市间的关联,阐述了晚清城市文人的时代焦虑与解脱模式.

论坛也反映出两岸译介学研究的新动向.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译介学经历了深刻变革,极大地颠覆了文学与翻译间原有的主/从关系,甚至一度有取代比较文学的迹象.但正如持有激进观点的巴斯奈特在《比较文学:一个批评性的导论》中所指明的,所谓的危机在非西方比较学者那里并不存在.西方译介学的革新带给处于稳步发展中的中国比较文学以深富启示性的研究视野.通过考察翻译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叛逆态度和创新思维,辅大廖诗文博士深刻揭示了翻译是一种主体意识的介入行为,它不仅彰显出日本在近现代“回归东方”与“朝向西方”的主体诉求,也在日本化的近代文学与文化范式的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复旦卢玉玲博士将“十七年翻译”(1949―1966)这一以往翻译研究中的边缘性课题纳入比较文学研究视域,报告清晰地揭示出,在中西文化对峙的历史语境中,“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活动作为抵制他者的话语策略在文化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论坛还体现了两岸比较文学各具特色的研究范式和博士生培养制度.就大陆而言,1985年深圳大会的召开标志中国比较文学经历曲折后的兴盛,在杨周翰、乐黛云等学者的鼎力推动下,中国比较文学走上学术体制化与国际化的道路.作为80年代率先建立比较文学硕士点的高校之一,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相继在贾植芳教授、陈思和教授的主持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从最初的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方向逐步建立起全面的学科体系和完善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复旦比较文学尤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见长,此次论坛除了前文述及的现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译介学研究方面的力作之外,在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华裔文学研究、形象学研究方面也有新进展.

复旦博士生李金云的报告《泰戈尔戏剧中的宗教冲突及其解脱》以宗教为切入点,针对泰戈尔戏剧中反复出现的宗教冲突主题,探讨了其表现形式、原因及解脱途径.她的导师徐志啸介绍了她两次到印度切身感受泰戈尔的生长环境,并在恶劣的学术条件下收集资料的经过,她的意志力和富于感性的宗教体认得到了在场专家学者的肯定.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比较视域为华裔文学研究突破单纯的种族和形象学研究视角开拓了空间.复旦博士生潘雯的报告《越与在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话语建构》从“中国话语”的角度切入美国华裔文学,指出华裔文学的两个特质:在地理空间上动态的“越”(trans-)以及“中国话语”静态的“在场”(presence),阐述了华裔文学研究由族裔走向文化、由形象学走向话语建构的转型,给华裔文学正面而积极的研究定位.在形象学研究领域,以往研究更多关注“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这一传统课题,上师大博士生张俊萍的报告《薛福成出使日记中的英国形象》,则细腻地梳理了清末外交官、桐城派代表作家薛福成(1889―1894期间使英)的出使日记中对英国形象的表述,开启了“中国文学中的西方形象”的新视野.

较之大陆,台港比较文学的兴盛稍早.20世纪70年代以来,李达三等学者对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倡导,以及张汉良、叶维廉、袁鹤翔等学者的积极探索在大陆学界也深有影响.正如陈思和在论坛开幕式上所说:“张汉良等优秀的学者较早跨出国门,到美国学习,把当时国际上最新的比较文学潮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有中国文化参与的比较文学学科,这一学科后来在大陆生根发芽.”作为台湾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辅仁大学比较所依托台湾丰沛的学术资源和优秀的研究传统,逐步完善了具有特色的博士生培养制度.论坛中辅大方面的报告,在跨学科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和译介学等领域都有极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首先,辅大方面的报告多聚焦于文学与宗教、法律、心理学、艺术等相关学科的交叠领域,展示了该所成熟的跨学科研究路数.张文博士从主体性层面在台湾作家林耀德的文学创作、汉传佛教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展开深层对话,将汉传佛教潜在的主体危机及其解除策略彰显出来,对精神分析理论也有丰富作用.跨学科研究该如何“跨”郑印君博士的观点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应脱离以一个学科为基点统摄其他学科的既定框架,正视各自学科的本位性,使不同学科得以“互为主体”(inter-subject),在互相看视中丰富彼此的深度与广度.针对传统研究拘泥于“宗教文学”或“文学中的宗教议题”,而忽略宗教与文学辩证生成、互为表里的关系,他提出以“宗教现象学”的“存而不论”(epoché)的方式,如对待文学性一般看待宗教性所蕴含的宗教意义,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及深意.他从宗教形而上学层面对日本近代作家远藤周作创作中的宗教观进行考察,得到了复旦教授严峰的赞赏,认为其跳出了“影响”和“因子”的研究模式,对大陆跨学科研究具有启发性.其次,辅大学者也以开阔的视野积极借鉴西方丰富的学术理论资源,为拓展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诸多可能.例如,廖诗文博士对俄国语言学理论、文化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等西方学术理论多有借鉴.复旦戴从容教授赞许说,廖博士的报告展现了精彩的思想,将翻译置放在文化的视域下做出了深刻详细的勾勒.

两岸研究范式之差异也与不同的博士生培养制度相关.大陆比较文学专业一般设置在汉语言文学系,博士培养年限一般是3或4年.由于承继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厚传统,大陆比较文学重材料考据和历史意识,论文选题也常较稳妥.辅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则设置在外语学院,尤重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开设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为研究者深入研习西方文化培养过硬的语言能力.此外,该所的博士培养年限为7至12年,研究者有充裕的时间专注于研究课题,同时在音乐、绘画、影像、哲学、宗教、族裔、性别等相关领域具备很好的学术积累,注重以多元的学科视域和开阔的理论视野拓展比较文学研究.

二、两岸的学术对话:紧张的交锋与有益的共识


正如康士林在论坛开幕式上所说,博士论文写作本是一种甚为孤独的跋涉,对比较文学这一要求甚严的学科尤其如此;但有如此机会彼此交流切磋,砥砺警策,无论对比较文学学者还是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来说都是一大幸事.此次高端论坛除展示成果之外,最大的收获在于两岸青年学者的心得交流、观点交锋与思想碰撞.围绕博士论文研究的学科意识、选题范围、材料处理、理论拓展、概念厘定等焦点问题,论坛展开了紧张对话;同时,与会专家也针对难点做出中肯指导.

比较视域之跨度在彰显学科生命力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增加了研究论题的广度和概念厘定的难度,研究者不仅需要明确与细化研究切入点,同时也要对复杂的概念加以清晰的界说.例如,有的报告章节题目定位不够具体,尽管相关论述是详实的,但就某些小标题而言仍可拓展为一部博士论文.对此问题,复旦杨乃乔教授指出,论文一、二级标题设置要避免宏大叙事,应选择具体而有针对性的问题展开研究,注意材料的厚度并挖掘题目的深度.论坛也暴露出,一些跨度较大的概念和论题,往往留下一些空白点,引发诸多质疑和商榷意见.台大张汉良教授指出,他在指导学生做论文时通常从较小概念入手,而宏观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课题非常有难度,必须厘清系统之间的关系,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要界定清楚.张汉良还列举了对“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等常见术语的历史性考察,考察这些术语的渊源和发展将对其价值的深入开掘有所助益.复旦邵毅平教授从汉语使用规范的角度对报告作出指导,例如指出了“越与在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中国话语建构”这一论题中的“越”(Trans-)不是一个完整的词语,建议研究者改用“跨”或“跨越”等学术概念.

比较文学的跨界使研究框架的构建和理论深度的拓展凸显出复杂性,同时,在本土学术话语尚未成熟的语境下,借鉴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容易导致研究主体意识的缺失.论坛反映出,有的报告由于缺少合适的理论框架支撑而显得学理深度不够,也有的报告因为过度使用西方理论诠释文本而忽视材料之本位性.两种倾向受到与会学者的深切关注,由此,如何于分散的材料中拓展论题的学理深度,如何适度地借用西方学术理论资源,如何处理研究者与文献材料、理论拓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引发了热烈讨论.张汉良教授特别指出了研究中主体介入的重要性,事实上,研究者和研究客体之间应是如阐释学所说的同时性彼此相互干涉的关系,理论与文本不是对号入座,而是需要研究者自己结构的过程.杨乃乔教授特别强调,理想的论文是金字塔形状的,观点必须有足够的材料做支撑,研究者须从实际出发决定使用哪些理论在一种可比性中有效地解决研究的中心问题,公共理论可以拿来,但要有所界定.总言之,一方面,丰厚的文献材料是研究的本体和基石,另一方面,材料的厚度也要与思想的深度很好地结合,于分散的材料中获取理论深层的总结.在理论拓展的同时,西方学术理论是可供利用的重要学术参照,但真正有效的利用则须谨慎地把握自主和适度的原则.综观论坛,两岸学者对西方理论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理论与材料的适度结合为文学研究带来了积极的增长点.但总的来说,论坛反映出大陆偏重文献考据、台湾长于理论思考的研究倾向,由此也体现出中国传统学者与外文系学者各自在文学研究方法上的优势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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