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８日-３１日,由苏州大学主办并在该校召开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由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主编,内分《社会言情编》、《武侠党会编》、《侦探推理编》、《历史演义编》、《滑稽幽默编》、《通俗戏剧编》、《通俗期刊编》和《近现代通俗文学大事记》等八部分.是中国第一部论述近现代通俗文学门类较为齐全、历史的线索梳理得较为清晰的大型专门文学史.《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是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这部１４０万字的著作今年４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共有６０余人应邀参加了研讨.国内与会者有贾植芳、钱谷融、章培恒、严家炎、黄维梁等教授,杨义、吴福辉等研究员以及一些青年学者,可谓"四世同堂",海外则有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文化系系主任王德威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叶凯蒂教授等１５位学者与会.会议期间,还举办了"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科研成果展",获得与会者好评.
与会者高度评价了这部具有拓荒意义的文学史著作.贾植芳教授针对过去将通俗文学排除在文学史大门外的现状时说,我们过去只研究了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它为文学找回了另一只翅膀",使我们的近现代文学史的反映面更丰富、更全面、更完整、更符合历史的实际.严家炎教授说："在整部文学史只剩半部的情况下,我们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包括文学现代性等重大问题,难道能得出科学的合乎实际的结论来吗?读范先生这部著作,它用大量实实在在、经过鉴别的史料,富有说服力地得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樊骏研究员在书面发言中说："它为人们打开了一个陌生的文学世界,而且是一份为现代通俗文学争得历史地位的宣言书,使人联想起当年胡适编写《白话文学史》为白话文学作历史申辩的那种作用."王德威教授说："这代表一个被忽视近百年传统的重新发现与肯定,令我震动不己!"李欧梵教授认为范伯群教授的这种搞大型课题的研究方法也值得肯定：在提出一个重大课题之后,先划一个大轮廓,然后搜集和发掘大量资料,训练出一批得意的子弟,大家共同来建造这座大楼.现在大楼落成了,就开个国际会议,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大楼的会客厅里,大家一起喝喝茶,把大家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座谈座谈,讨论今后要做的新课题.杨义研究员则指出,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的存在,你将来再做这方面的课题时很难再绕得开它.它在学术理论探讨上是有勇气和魄力的.它对我们近现代文学的研究在整体格局和学术领域的开拓上,还有在文学观念的宽容性和开放性上,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杨义研究员认为,一个学术体系的成熟,先是要摸清有关的"家底",做到"无以复加的详尽",今后就应该进入更高的化境,做到"无以复减的单纯",开拓出自己的新的理论空间来.
范伯群教授在国际会议开幕时的主题发言中强调,在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被划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这个作家群体通过继承中国民族传统的小说形式,创建市民喜闻乐见的都市通俗小说.在他们的小说中折射出从乡民涌入大都市后处处需要观念更新,才能改造成为现代市民的大量新信息；他们是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他们引进了报刊的稿费制度；他们建立了一种适合现代都市运作机制的文化市场等凡此种种,皆是这一创作群体对中国文学现代化所作的贡献.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者应该建立一个新观念：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这一系统工程,我们的许多前辈作过全方位和多渠道的努力,是多方面军的各尽所能的贡献,而非只有某些人自封的只有他们才通得过的独木小桥.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对通俗文学不宜采取"鲧"的围堵,而应采取"禹"的疏导.新文学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以"建设性的建议"帮助通俗文学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市民大众文学.就应该看到市民大众对本民族优秀传统小说的热爱,而采取"因势利导,良性循环"的方针,帮助它去总结和建设自己的创作理论体系.
在大会发言与自由讨论中,李欧梵教授说他自己正在研究的题目是《翻译小说与通俗文学》,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要花几年功夫,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翻译小说如何被纳入中国小说的系统里去,变成中国现代小说、特别是中国通俗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德威教授则以《鸳鸯蝴蝶,儿女英雄》为题,追根溯源,探究鸳鸯蝴蝶派文学１９世纪的两大发端：魏子安的《花月痕》（１８５９）及文康的《儿女英雄传》（１８７２）.前者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一语,开创现代鸳蝴想象之一端；后者则以"英雄心"与"儿女心"为新世纪的世情辩证.章培恒教授以《〈玉梨魂〉的承传与开拓》为题,深入论述这部小说既承传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又有若干与后来的现代小说相通的开拓,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新的意识形态.钱谷融教授的《不必羞愧的缪斯女神--我看通俗文学》对"闲书"一词作了妙语连珠的发挥："从前我们中国将小说当作闲书,我觉得非常好.那就是说,作者是闲了才写,读者是闲了才看.过去如果士大夫知识分子一心想求官,他也没空去写小说,只有求官不成,或者被罢了官,仕途无望了,他才有可能去写小说.这样的人往往饱经世途坎坷,阅尽人间冷暖,他的小说当然有充实的内容,很能打动人.聊斋、红楼、儒林都是这样写成的.而读者在读这些作品时寓教于乐,不是看一张板着面孔说教的教训文学."代表们论文关心的焦点之一是清末民初小说史的研究.严家炎教授的《关于五四时期对"黑幕派"的批判》一文指出,批黑幕派应适当与批"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区分,批黑幕派实际上是新文学界与通俗文学界中的有识之士以及稍后的学衡派成员的一次联合行动.这场斗争的矛头,与其说针对通俗文学界,不如说针对当时的新闻出版界.柳珊的论文《民初小说的提出和价值》则提出"民初小说"的概念,并对它们的特点、性质及其在中国文学现代进程中的地位作了详尽讨论.袁进的《市民读者与通俗小说的崛起》关注的也是民初小说,指出２０世纪初通俗小说市场急剧扩大的原因在于,此时大批士大夫进入市民阶层,成为小说的读者；士大夫的进入导致了市民意识跟士大夫意识合流,直接的后果是表现在小说的雅俗对流、合流.叶凯蒂的《与城市文学》讨论了现代都市小说与都市形象的产生,她认为近代以降,成为评判上海的特殊视角.上海小说的诞生,可以说是城市小说的开始,这些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现代大都市的城市人物,即上海形象,这是中国近代文学中的第一个现代都市的人物形象.
雅与俗也是讨论中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吴福辉的《通俗文学与海派文学》着重厘清海派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别与联系,并主张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还可以进一步地扩大和加深,比如应当包括海派的一部分等.刘扬体以通俗与严肃文学的分野为前提,在《近现代通俗与严肃文学异同论纲》中从历史、时代、社会、美学、文化诸侧面就近现代通俗与严肃文学之异同及其互补关系作了辩证.黄维梁则以大量文学现象论证文学的雅与俗之分,理论上不尽准确,政治上不尽正确（politicallyincorrect）,他认为高雅与通俗划然二分,不但不当,可能也是歧视.朱栋霖的《经典的流动》则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雅与俗的互动.此外讨论这一问题的尚有朱寿桐《在相对意义上的通俗文学》和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历史定位》等论文.
范伯群《关于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的生平初探》、陈建华《一生低首紫罗兰--周瘦鹃的自我再现与都市境像》、栾梅健的《重视对通俗盟主包天笑的研究》、徐钢的《谈〈海上花〉的技术性和性》、范紫江的《红楼之后一高峰--〈海上花列传〉的主题定位及其艺术成就》、周成荫的《张恨水与视觉文化》等论文则对通俗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与作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会议期间发表的论文还有《整合的、形成期的文学史思路》（徐德明）、《关于文学史写作的若干问题》（吴义勤）、《分裂的人》（刘祥安）、《言情小说概念的前提》（丁贤善）、《从通俗小说看近代上海文化生态》（范仁平）、《近现代通俗小说所映现的经济化图景》（许其兵）、《香港通俗文学的特点--以专栏杂文为例》（黄子程）.
［刘祥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