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性

更新时间:2024-02-1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0609 浏览:143230

历史是一面镜子.

“文学史的沉思”这个栏目,顾名思义,是对“文学史”的“沉思”,同时,也是在“文学史”前的“沉思”.对“文学史”进行“沉思”,是文学史写作的一项基本要求,因为我们不光要力图实现一种相对“客观”和“真实”的史学,而且要从历史中探寻规律性的东西,诸如“审美”、“进步”、“道义”和“权力”等,见出历史的理性(即便是对历史的非理性现象的探寻,其史学动机也大抵是一种出于理性的探寻).因此这“沉思”也是每个文学史家所注定了的,要从史学的历史语境和认知视野出发,不能不带上特定时代史学思考主体的特长和局限,所谓历史作为一种叙事,大抵就是说明这种历史时空中的史学不断地“改写”历史的能力和性质.然而“沉思”和“沉思”并不一定一样,正如“叙事”和“叙事”也不一样相似,检测如我们设定是站在历史这个庞然大物之前,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在历史叙事的同时,也映照显现我们叠加在历史镜像上的身影,明确地从史学叙事背后的隐蔽处走将出来,直接地表现出我们当今的文学境遇与文学史上的故事的相遇和对话,这就表现了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的可能性.

开展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和理由有诸种,其中一种是可以从历史的功用角度来思考的.当今文学史研究太多正襟危坐的学院式文学史论文和著作,虽然其中不乏恢宏格局、高头讲章,其史学价值毋庸置疑,但又往往有众多平庸之作,学术自足性有余,却毫无生气.文学史领域仿佛大有一种为文学史而文学史的风气,现实的意义既被冷落和失落,钱穆先生所倡言的“历史的温情”也就稀稀落落了,很难进入人心.而且网络时代的历史又在此之余被制作成一道道大餐,供人饮食消费.奇观化和奇书化、游戏化和游艺化的时尚史学对文学史领域的侵染危害是存在的.于是,我们是否可以在庞大的文学史研究的侧翼,撬开一点缝隙,提倡一点有现实感的文学史写作呢?就把文学史当作一面镜子,一面可以映现现实文学生存问题的镜子,让历史照亮我们,照出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新的可能性!不妨一试.于是,为弘扬“以史为鉴”,便有了“文学史的沉思”栏目的想法.

太史公司马迁早就说过:“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他所谓“自镜”,是把历史当成涉及到了自己的事情,是映照自己的镜子,也是他所谓“述往事,思来者”的史学抱负.20世纪中国唯物史观历史学派也提倡一种“为现实而历史”的史观,注重史学与现实、与生活、与社会的联系.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写道:“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活着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唯物史观历史学派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创下了不可磨灭业绩,为世所共认,其最具生命力的底色,就在于他们保持着与其时代社会、生活和现实的联系.当然,由于20世纪的特定历史状况,由史学的“现实关怀”而偏失方向,抽掉史学的“客观性”基础,走向极端的为现实怎么写作的“工具史学”、“影射史学”,则是大谬的,不足取法.但是让史学写作和现实发生联结,标举“以史为鉴”的口号,带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去沉思历史,或在历史的镜像前沉思现实问题,这种史学精神总有可贵之处,做得好,也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风格和追求.


时风之下,我们并不奢望这种“文学史的沉思”有多大的前景和抱负,但既然这样想了,就实在地组织发表几篇文章来吧.而且环顾四周,我们也的确感受到了历史在前进中的循环、在上升中的螺旋,新世纪提出的文学现实问题和中国近百年来历史上的文学情况何其相似!我们相信历史不能重演,上个世纪的文学历史中的很多文学现象都已成绝响,我们不再会有赵树理,不再会有林语堂,不再会有茅盾,而他们留下的文学遗产却可以成为照耀我们的镜子.于是历史会向现实发问,现实也在向历史发问,一种对话的史学或史学的对话就不是不可能了.还是那句话,站到历史这面镜子之前.

譬如,当我们站在赵树理这面镜子之前,会想到我们并非无缘无故站在他面前的,因为我们在讨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当代生活热点,在讨论新世纪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时,很自然地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就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镜像.是的,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但是却与真实的农村、农民、农业有着明显的隔膜,当代农村、农民对我们这些自认多情的“农村题材”作品有多少认同和阅读吗?这是一个问题.有人提出要打破当代文学和农村农民之间的“坚冰”,动机虽好,却又谈何容易.“知识分子”是一座大山,压在知识分子身上.想想赵树理们想想柳青们,数十年过去,他们不可能复活,而问题的严肃性乃至严重性依然故我.而令人心悸的恐怕是我们只有在此作着“文学史的沉思”了,沉思的结果是什么?沉思之后又该如何?心不堪,唯有“沉思”,总是值得的吧.

譬如,当我们站在林语堂这面镜子之前,又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关于“趣味”的文学观,会想到关于“性情”的文学观,会想到一种中国式的文化生活传统,会想到一种面对国际文化跨越的“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气度.面对新世纪的文化氛围和文学走向,林语堂的文学价值会得到更大的认同吗?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潮流中,全球化的网络与市场,依然蓬勃的中国式的汉语文化生活,就奇妙地结合起来.那些70年代人安妮宝贝们,那些80后的韩寒和张悦然们,还有那些网络上的草根和当代文化生活中的写着读着新传统诗词、新武侠和所谓的“玄幻文学”的人们,他们的文学生活不可忽略,也不能不引发我们一种关于当代人的性情生活和文学表现理由的思考.趣味是小事,趣味也不是小事,尤其当它来自我们汉语文化的悠久传统之时,尤其当它游刃有余以现代性生活的名义肆意播散在网络的广阔天地之时,那种大中国的在20世纪受西化影响的“宏大叙事”看来不过是一种“小叙事”的本土文化形态还“小”吗?对此,已逝去的被压抑的林语堂和活着的林语堂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譬如,当我们站在茅盾这面镜子之面前,会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昨日一路飘红,今日又出现了狂跌,这已很正常;然后我们会想起股市这个庞然大物在30年代的《子夜》中被剖析和审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异化之象,随后就在50年代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之时被新制度果决地抛弃(而不是扬弃)了.半个多世纪过去,历史就这样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但是今日之写作,还持有类似《子夜》那般解剖社会的文学之刀吗?一个抽象并大而化之的“底层”概念,近年来大大走红文坛,人们仿佛从此捞到了浮渡到现实彼岸的稻草,底层现实主义诞生了.其实我们不过是些“苦难”呀“同情”呀,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味道很浓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精神隐喻和生存批判.而真实的问题却是“文学底层”遭遇到了社会现实和社会行动的瓶径,我们没能重新定义文学.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大约喊了十余年的“苦难”和“同情”开始转向左翼倾向的社会批判,而新时期文坛二十多年才在新世纪发现了一个“底层”.想想茅盾以及以茅盾为首的三十年代“社会剖析派”的小说创作,想想那些朴实的充满民生生计感觉的诸如《春蚕》、《秋收》(茅盾)、《多收了三五斗》(叶圣陶)、《一千八百担》(吴组湘)之类的作品名称,今日文学想过要从基本民生的生计入手来剖析社会吗?想过关切一下底层农民从春种到秋收是否“多收了三五斗”?而“多收了三五斗”又将如何?也许这些想法和动机都太幼稚了.恐怕今日文学首要的想法,还是要制造奇妙的充满想象力的文学隐喻,只是这种文学追求在今日已无可厚非.毕竟这已是新时期的中国和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茅盾这面镜子面前沉思,沉思“社会剖析派”写作的得失,从而想好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出路.

历史这面镜子为我们而设,在历史面前多点谦恭之意是可取的态度,多点批判的态度也是可取的态度,但是我们能不能从批判历史而走向批判自身,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让我们在历史这面镜子前沉思,让文学史写作接通文学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