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的发言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致谢辞,第二部分是对刚才大家发言的三点补充.
(一)
出版作品集,开这样的讨论会,当然很高兴,但也有怪怪的感觉.一是总认为文集出版是一种资格.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形成的观念.那时候,在文学界,只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等有数的大作家才有这个资格,现在文集出版虽然平民化了,也还觉得是僭妄.二是这辈子当过主角的会议大概有三次.一次是1966年6月“”刚开始,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开我的批判会.另一次是1999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的座谈会,事先并不知道高秀芹那样神通广大,居然请来那么多著名学者.这次是第三次.当主角快乐吗也不一定,有时候颇不自在.看到我这样紧张,这样小家子气,见过大世面的谢冕说,就当做是找一个机会,朋友一起聚聚、玩玩好了.这才放下心来.我也就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在座、不在座的朋友表示我的感谢.
感谢谢冕老师、晓明(陈晓明)、贺桂梅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做的许多繁杂的事.感谢北大出版社(培文)的高秀芹出版我的“学术作品集”.这个计划她两年多之前就提出了,很出乎我的意料,觉得她应该选择更有学术含量的学者.感谢黄敏洁、丁超在书的编辑、出版上的细致工作.
有的朋友的交往是几十年时间了,像在座的谢冕、赵祖谟.从五六十年始,就一起做事:做不少好事,也可能做过一些“坏事”.感谢谢冕、张钟先生.1961年毕业后我在学校教的是写作课.“”结束写作课取消,张钟、谢冕让我参加他们筹建的当代文学教研室,在专业上我才有了着落.谢冕在新诗和当代文学研究上的敏锐、创见、功绩,他对生活、文学总也不衰竭的新鲜感和信仰,始终是我向往、却难以到达的境界.1977年张钟主持编写《当代文学概观》,让我写诗歌和短篇小说两章,我开始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当初编写“概观”的五位合作者,有三位(张钟、佘树森、汪景寿)已经辞世.想起来令人伤感.
在座的赵园、老钱(钱理群)、吴福辉,80年代就知道他们,赵园认识要更早.不过在80年代,感觉中我和他们分属两“代”:他们年轻、新锐,我是中年、保守、迟滞,从他们那里我学到许多.待到90年代后期,发现他们也渐渐“变老”,这种代际区隔的感觉才有些减弱,才意识到其实老钱、福辉和我是同龄,都出生在1939年.
1985年,我提着书稿去找北大出版社的编辑宋祥瑞.在此之前,因为我常被杂志社、报社退稿,所以一路惴惴不安.还好,宋祥瑞没有拒绝,他让黄子平写审稿意见.这才有了我的第一本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感谢宋祥瑞和黄子平.
1986年,在福州的大学同班同学刘登翰,提议一起编写当代新诗史,说已经征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白崇义先生认可.其后的两三年里,这成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没有刘登翰这个提议,便不会有我们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所以要感谢刘登翰.
1989年秋天,杨匡汉(社科院文学所)打来,说他们正在组织“新世纪文丛”,问我有没有书稿加盟.我没有现成书稿,但觉得可以从讲稿中整理出一些段落.这便有了《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这里要感谢杨匡汉.
1991年秋到1993年秋我在大学教养学部上课,“当代文学”上了三个学期.课结束时,东大教授刈间文俊提议我把讲稿留下,说他们会翻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我便用了几个月时间整理誊清,定名为《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后来,翻译的承诺虽然没有兑现,但如果没有刈间的提议,我上课写的凌乱纸片,回国时很可能就扔掉了.所以要感谢刈间文俊.
回国之后,“概说”的稿子在抽屉里搁了三年多,从没有胆量去联系出版社.一次闲谈说起,当年在北大读博士的陈顺馨说可以拿到香港试试.她找到香港青文书屋的罗志华先生,这才有了“概说”这本书.所以要感谢陈顺馨、罗志华.青文书屋在湾仔庄士敦道,经营着人文社科图书,也出版一些书刊.罗志华先生痴迷于文化学术的出版、传播,为它付出全部心血.2009年初猝死被埋于倒塌书架的书堆之中,几天后才被发现.愿罗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同样,没有谢冕、孟繁华策划、组织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丛书,我真的想不起要写一本《1956:百花时代》.这要感谢谢冕、老孟.
1997年贺照田找到我,让我担任“90年代文学书系”的主编.书系有六个分卷.出版社总编辑对分卷主编蔡翔、南帆、戴锦华、耿占春、程光炜耳熟能详,却从未听说过总主编洪子诚的名字.因为有了贺照田苦口婆心的解释、说服,我才得以保住主编这个头衔.所以要感谢贺照田.
《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高秀芹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随后,一些学者(孟繁华、赵园、钱理群、宋遂良、曹文轩、李杨、李兆忠、戴锦华、程光炜、王光明、曾令存、李宪瑜、孙民乐、姚丹、郜元宝、刘黎琼等)写过文章.感谢他们的评论,特别感谢他们对其中存在的缺陷、问题的揭发和讨论.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个人写作”(或“独立撰史”)常常被作为问题提出.其实我并没有这方面的自觉.原先是想教研室同仁合作编写,代替原有的教材,可是大家的想法差异太大.正在为走投无路发愁的时候,遇到钱理群,说你何不自己动手有了他的这个灵感,难题才得到解决.所以,检测如“独立撰史”很重要的话,功劳应该归老钱.
2002年退休前上最后一次课,踏进课堂看到讲台上放着录音机.一问,说是录下来说不定能出版.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因此,如果没有贺桂梅的“自作主张”,没有后来三联书店郑勇的创意筹划,也就没有这本《问题与方法》.感谢贺桂梅和郑勇.
谢谢这些年发表我的文章、出版我的书的朋友.他们较少退我的稿子,我很感激.他们是:董之林(《文学评论》)、张燕玲(《南方文坛》),赵晋华(《中华读书报》),朱竞(《文艺争鸣》)等有一个时候,觉得女生编辑对我特别好,清醒过来才意识到是一厢情愿的错觉:我竟然忽略了经常刊发我文章的张宁(《郑州大学学报》)、毕光明(《海南师大学报》),也忽略了前面提到的郑勇.
感谢北大出版社的推荐,感谢莱顿大学柯雷教授等的审议,这才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英文版.柯雷肯定从未想过要我谢谢他,因为从未跟我说起他在这里面的作用,包括他帮助挑选、确定译者.
谢谢我的学生.有的是我名下的研究生,有的只是听过我的课,有的可能课也没有听过.不管怎样,北大现在仍是中国的好学校之一,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学生.他们精神、学业上的执著追求,让我们做老师的感动,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和责任感.感谢他们对我的真实评价.《当代文学史》出版前,问过贺桂梅对书稿的看法,回答是“还可以吧”.冷霜则说过,洪子诚的文学史叙述是一种“微弱的叙述”,是过渡性质的,无法成就优美、有独创精神的作品.退休之后一次与学生(李云雷、刘复生、程凯、鲁太光等)座谈,对我的文学史论述,他们有虽委婉,但触及问题实质的质疑.我的一些学生写诗,爱好诗歌,如臧棣、周、冷霜、胡续冬、钱文亮.感谢他们让我保持在大学年代就有的对新诗的感情.赵园说得好:“一生钟情于诗,是一件美好的事,经由诗保持了审美的敏感,对文字的细腻感觉与鉴赏力”,这确实“润泽”了我本来枯燥、灰色的人生.
等
前些天,乐黛云老师让我读一篇文章,是金春峰教授读乐黛云的《四院、沙滩、未名湖》之后写的读后感.其中有一段话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感恩等中国文化的两大信仰――天地与祖灵崇拜,都是奠基于自觉的报恩情感之上的.所以没有恐怖,没有恐吓,只是无限的清和之情弥漫于祭拜者与被祭拜的在上者之间.”又说,“报恩之情,由父母而天地、而师友、乡邻,以至与我们生命连为一体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这说得很好.感恩,当然不限于逝去的先人、长者,也包括健在的朋友、后生.
因此,借这个机会,向在几十年的生活、学术研究中给我帮助、给我信心的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二)
刚才的许多发言表扬了我,听到后来,产生了一种“是在说我吗”的奇怪感觉.这并不是说只有自己才能真实认识自己,相反,有一句老话是“当局者迷”.不过,这种感觉也提示我,可以对这个名字叫做洪子诚的人,在大家的评论之外补充一些意见.这些补充,也都是引述自他的朋友、学生的话.
大概十多年前,他的一个学生说,洪子诚做得还不错,不过有点窄.“窄”,就是狭窄、窄小的那个“窄”.这个评价说得不错.“窄”,既是指研究对象、领域,更重要是视野上的.这次编辑“学术作品集”,他重读这三十年的文字,有惭愧的情绪.内容的单一显而易见的,连书名也沉闷而缺乏变化.其实,即使是当代文学,做得好也不容易.等他尖锐意识到视野、文化积累、思想境界的欠缺的时候,已经临近退休,补救再也不可能.20世纪进入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遇到困难.困难不是个体性的,而是在承担时代问题上的乏力,自身也失去可信的尺度和方法.因此,有活力、理论和知识准备充分的新锐学人,纷纷实现了“华丽的转身”,转向学术史,转向文化研究,转向更有历史、现实深度的明清研究.洪子诚既没有这样的敏感,也没有这样的准备.他想,即使勉强“转身”,那只能是蹩脚踉跄的.他就只好原地踏步.表扬他的说他对文学执著,但其实也是局促、困顿的无奈表现.这是第一点.
六七年前有学生转告他,听他的课的访问学者说,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和讲课,胆子太小,许多话不敢讲.他明白这个批评的意思.他和批评者的看法有所不同.他是自觉不愿意在书里、在课堂上,将当代文学当做意识形态的工具.不过这些批评,也触及了他“学术性格”上的问题:软弱.这导致了一种看来客观、冷漠的叙述,一种重描述、回避坚定判断的语言方式,一种自反式的,常常前后矛盾的逻辑碎裂,一种无限时地搁置、拖延做出结论的结构.软弱的学术品格,来自研究中他无法穿透的困惑:“文学”与“历史”的冲突,重建审美标准的可能性,历史的叙事性质与寻找历史真实的矛盾,知识和信仰之间龃龉,也来自于个体经验可靠性的疑问.这些矛盾,由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剧变而加剧.最重要的是,从研究主体方面说,他的困惑恐怕无过于这样的痛切感受,就像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引述米兰昆德拉的话那样:“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历史奔跑,逃离人类,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四分五裂.”
第三点补充意见,是曹老师(曹文轩)的一个学生徐妍的短文说到的.这篇文章叫《这杯文化的“苦酒”,怨谁呢》,议论当前关于当代文学评价上的争论.她把洪子诚和陈晓明放在一起,归为赞扬派,而顾彬、肖鹰则属于批判的一派.这可能有点误解,这个误解是因为洪子诚的文章总是绕来绕去,有意或无意地让人看不明白.我想,他其实不属于哪一派.他觉得,当代文学也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很正常,很合乎“时代规律”,无所谓乐观和悲观.这个且不去说它.徐妍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说洪子诚撰写当代文学史,花去半生心血,“据此,我猜想,当代文学界同人有多喜爱它,洪子诚就有多‘憎恨’它”.“憎恨”这个词她加了引号,大概是在说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强度.读了这段话,洪子诚心里猛然一惊,觉得说出了他已有意识,但不愿承认的某些隐痛.回想这近三十年来不断处理(扔掉)的大量笔记、纸片,大量的讲稿,回想一遍遍翻读的那些枯燥材料的自我控制,他常会掠过愧悔的情绪.但他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会想法压制这种情绪的蔓延,不断赋予这些工作的“崇高意义”.他在《问题与方法》这本书的自序中说的那些话――“面前许多专注的听讲者,他们花这些时间(有的还要从城里老远赶来),听‘当代文学史’的枯燥问题,是不是值得如果去读一本有趣的书呢或者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呢等”――有人说是为增加气氛的调侃,故作的幽默.其实不全是这样.在座的许多先生、朋友,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对自己的文字,都倾注热爱之情,这也可以称作“”.这是有创造性的研究的起点.当然,洪子诚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感情,但和诸位先生相比的这种距离,有时表现出来的“冷漠”,是内在的,有时且是致命的.
但他也知道这很不好,他也期望能够改正.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该文为洪子诚在2010年1月19日召开的“当代文学与文学史暨《洪子诚学术作品集》讨论会”上的发言.《洪子诚学术作品集》有:《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当代文学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