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游学经历与学术取向
李凤亮(以下简称“李”)：我们先从您的研究经历、学术取向谈起吧.据我了解,您来美国前,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工作了十年时间.
王斑(以下简称“王”)：你说得不错,我1982年在北外英语系本科毕业后,又读了三年硕士,接着又留校任教了三年,在北外前后一共呆了十年.我在北外读硕士,导师是周珏良教授,他是做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所以,我在北外写的是小说理论方面的硕士论文,讨论叙事视角、意识形态还有反讽等问题.这个选题受当时的学术风气影响挺大,因为80年代前期,国内文学界一方面关注、探索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就是关心政治,而反讽实际上是一种颠覆,颠覆很正统的东西.这个问题的探索,直到1988年我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一两年后还在继续,而且论题更加政治化了,力求把反讽的文本变成颠覆主导意识形态的武器.我后来把在美国读书时写的几篇文章,和国内的文章合在一起,出了一本书,就是NarrativePempeetiveandIronyinChineseand American Fiction(《中美小说中的叙事视角与反讽》).在我的著作系列中,这本书属于较为边缘性的东西,跟文学的联系较紧密.
李：当时在北外读硕士,是英美文学专业,还是比较文学专业
王：我在北外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的硕士.导师周珏良先生1948年从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研究生毕业,属于英美新批评派中的芝加哥学派,对人物、叙述情节非常关注,他的整个背景都是英国古典文化的序列.我在英美文学硕士的课堂上,受他的影响比较大.跟周先生读完硕士后,他又招收我做比较文学的博士生.但我当时因为生病住院,博士也没法去读.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出国.而如果获得了国内的博士生资格,按教育部的规定,就没法再出国读书.不过后来歪打正着：因为生病一年没有入读国内的博士,而因为我母亲是海外华侨,其子女可不受教育部规定的限制,所以后来我就出来了.
李：您的情况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鲁晓鹏教授有点相似.鲁教授当时出来,也是凭借着家庭的海外关系,只不过他出来更早,是在读高中的末期.而且,据我所知,他后来在美国跟欧阳桢先生读硕士和博士,做的也是中西叙事学比较方面的论文,最后出版了FromHistoficifftoFictionalive：TheChinesePoeticsofNarrative(《从历史到虚构：中国叙事诗学》)一书,谈得更多的是中国的古典小说.我记得您当时的研究,更多的涉及到现代小说.
王：主要是中国现代小说,古典小说也有,主要讨论了《水浒传》、《红楼梦》等.
李：一般来说,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大学东亚系读书,开始时会读比较文学这些纯文学的东西.而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寻求学术上的转向.
王：你注意到这一点,非常好.大家刚来的时候,都将文学研究看成是束之高阁的东西,觉得学术就是学术,对理论和作品的分析都是从纯美学角度进行的.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外学人的心态有了变化,觉得文学就是要颠覆很压抑的东西.这其中的关 键 词,一是颠覆,二是解构.你在思考文学、批评文学的时候,实际上都在衡量文学是否具有颠覆性、是否追求自由.当时在学术上仍崇尚纯文学、避谈政治的学者,像夏志清,我们是不认同的.
李：这种学术取向的转变,是不是还跟美国的学科建制、教学设计有关系比如说在东亚系里边,你要考虑开什么样的课才能够吸引学生.
王：这个绝对有关系.美国大学目前的科层分割,跟冷战时期兴起的区域研究密切相关.它基本上是把“亚洲研究”当作美国战略安全和国家利益思考的一部分,考虑如何控制中国、控制共产主义的发展,考虑美国的经济发展、资本流通能够在亚洲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这样一来,就导致把中国看作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整个中国的发展,都是被美国从资本主义的角度去看,或者说是从现代化的观点去看的.它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非常实证的实体,研究中国的经济是否全球化,政治上是否开放等等.这种重视实用的学科建制,使得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东亚研究中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在他们看来,唐诗就是唐诗,你关起门来研究它,跟当代政治没有关系,也就没什么实际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是这样,比如说在美国研究张爱玲,她的风格到底是灰暗的,还是很有人情味儿的,他们完全不在乎背后的意识形态.当然,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背后也有政治因素,就是说在东亚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政治无意识”.
李：所以您做纯文学研究必然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因为您的教学目的、系科设置就是这样的.学生的接受,也是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我去年底在哈佛大学访问时,抽空去听了王德威教授一节课,那门课叫ForbiddenRomance(“禁毁小说”),那天正好讲张爱玲和朱天文,王教授给学生看照片、放电影,通过这些影像,把文学文本跟中国的历史、政治或者对它们的想象结合起来,希望借此引起学生们的兴趣.
王：他的做法就是用视觉,这有可能引起学生的好奇,产生一种景观的兴趣.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门关起来,避开很多复杂的东西,使得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更浓厚.我这学期有一门“中国电影”课,我是从革命电影开始教,不像有些学者从张艺谋开始教,因为张艺谋本身对历史就有一种反抗,他总是从一个宏大的角度思考老百姓在某种很压抑的环境下怎样生存的问题.但光讲张艺谋的电影,就容易隔断以前的历史,忽视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很多问题,从而形成对历史的误解.
李：上次张英进教授也在访谈时谈到自己研究中国早期电影的起因――因为现在美国人一提中国电影,就是80年代电影,以为之前中国没有电影.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相当有名.
王：对,好像中国历史就只是封建历史,中国的历史被曲解为封建历史；好像直到开放,才是真正的历史.其实,在面对纯文学、纯艺术的时候,只有把的政治因素放进去,才算是比较公正、比较中肯地表现中国历史.这一点对美国学生来说比较难,他们本身对于历史感有一种忽视.我以前博士刚毕业,在州立大学教书,觉得还好一点,感得学生还会去关注历史.不知道为什么,近几年,包括到了斯坦福以后,发现现在学生的历史观念淡漠了,而将历史“景观化”的意识更强.他们受媒体的影响很大,看到的东西就是这样子,不会去想后面的来龙去脉.我给学生放革命电影的时候,感到很苦恼,因为他们会指责我是在做政治宣传.他们对此很敏感.其实像《青春之歌》、《舞台姐妹》,还有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这样的革命电影,里面有很多好莱坞的东西,也有很多心理分析的成份,并不完全是对革命形象的认同,对思想的神化.这种有意思的美学形态,学生也看出来了,但他们还是觉得这些电影完全是政治宣传的东西.
李：他们看不到您上这门课所想表达的一种文化政治分析的深意,一看到您做这个东西,就本能地认为是在做一个政治宣传的工作.
王：反过来,他们一看到《蓝风筝》、《活着》这类电影,反而觉得这是真正的形式和政治完美的结合.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政治是小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