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翻阅陈徒手先生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其中邵燕祥先生在序中写道：1958年7月间,康生参加北京高校大跃进展览会,发表了一番高论：“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小麦三千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五千斤的一级,四千斤的二级,一千斤的五级.”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康生的“高论”现已成为笑料,并被冠之极“左”.但细想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政管理中,这种思维方法是否真的已经绝迹?未必.
比如我们今天在发研究生学位证书、评教授级别时,很多政策指标就延续了同样的一种数量化、计划化的思维方法与评价标准.而且其“大跃进”色彩不见得不如当年.
我们经常听说某某高校规定：研究生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以及什么级别的论文,才能拿到学位证书.比较常见的是：硕士生一篇,博士生两篇（而且要在“核心刊物”发表）,否则不给学位证书（可以先毕业,凑够了论文数,完成了指标再补发）.我就知道,不少学生毕业时因为没有完成“高产”指标而拿不到学位证.不仅学生难堪,这对导师都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一般导师都会和学生一起积极想办法早日完成指标.至于这样发表的论文质量如何,是怎么发表的,无人过问.这种学术大跃进和亩产大跃进又有多少区别呢?
评教授等职称也差不多,标准同样被具体地量化为多少篇、什么级别的文章,多少个、什么级别的项目和多少次、什么级别的奖励.所谓“级别”,在中国当然就是行政级别.中国的学术刊物或项目或奖励从来是以行政级别为标准的.局级刊物高于处级刊物,以此类推.
这种做法更导致了种种怪象,比如“论文产业”的出现.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出现了专门的论文写作公司,它可以帮助你完成指标.大量的论文需求和刊物的财政紧缺也正好促成了写卖关系.刊物通过出售版面获取利益,成为杂志社的小金库,用以解决职工福利等.很多杂志社专门辟出版面,发表研究生或青年教师的文章,不同级别的刊物不等.因为一般学校都规定3000字以上的文章才算“论文”,因此,大家为了节约费用,纷纷制作正好3000字的论文.一时间,很多刊物突然出现了大量短论文,每篇两页（1500字一页,两页正好3000字）.写卖关系可谓跃然纸上.
如今,那种近似于笑料的思维方法被堂而皇之地延续下来,只是原先的小麦被替换成了论文或项目；而以行政级别定刊物级别,官本位的色彩似乎也更重了.
【杨孔翔荐自《今晚报》2014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