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20世纪我国女性解放道路的特殊性和我国集体本位的思考方式决定了我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内在规定性.近百年来,无论是我国女作家群体的更迭,还是她们的创作题材和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显地呈现出大众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既是20世纪我国社会文化结构变迁在女性文学创作中打下的烙印,也说明我国的女性文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结构变迁有着复杂的因应关系,女性话语与政治、经济、历史、民族、阶层等多重话语缠绕在一起,在创作中呈现为综合性的表述.因此,深入辨析社会文化结构与我国女性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扩展女性文学的研究空间,揭示女性话语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关 键 词：社会文化结构中国女性文学女性话语
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女性文学理论,主要是英美派和法国派.其共同特点是都强调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对女性主体性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分野.英美派更注重社会批判,强调女性经验在女性文学创作、研究以及理论建构中的作用,被称为“经验论”.法国派则由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理论思潮的影响,更倾向于形而上的理论建构,特别关注女性本质在女性书写、语言结构中的转义、模糊和含混等特性,被称为“本质论”.事实上,女性经验与女性本质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容性,因为正是女性的生理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在父权制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独特的性别经验,而性别经验这一后天的存在又在社会文化结构中通过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种种“历史的合力”反过来预设了女性的本质,如是循环往复,源流莫辨.正是在这一重意义上,“经验论”和“本质论”不仅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且因为其对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文学特质的高度概括,获得了世界各国女性文学研究者的高度认同与接受.
这些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传入我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我国学者对这二者的接受程度却是不同的.由于缺少必要的语言学基础,缺少相应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准备,更由于缺少旗帜鲜明的女权主义的文学作品,使得我国女性文学研究者对法国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接受也是有限的.相反,我国源远流长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强烈关注人生与现实的文学传统,特别是阶级理论、革命理论长期主导着人们的思维模式等诸多因素,使得立足于文学文本、注重社会批判、努力建构女性文化传统的英美派女性文学理论对于我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者来说,更具有知识谱系上的亲和性,因而也就得到了广泛地接受与应用.尽管如此,由于我国的女性解放与欧美的女性解放有着完全不同的路径和价值取向,加之中西方学术背景的差异,因此在进行理论移植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理论概念上的歧义和批评实践中的混乱.
最明显的事实是,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的女性解放首先是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男性文化先驱的倡导下广泛发展起来的,其后又在“救亡”与“革命”中与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建国后一系列男女平等的行政立法,使我国女性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解放道路.女性,一开始就不是（或很少是）单独作为一个性别群体或个人,而是作为国家、民族、阶级等社会文化结构的一部分被思考的.这种集体结构本位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决定了我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在近百年来的女性文学发展中,无论是作家群体的身份、作家的文化心态,还是文学创作的题材与文体,都历时性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种变化,又无不与中国20世纪社会文化结构的沧桑巨变有着一种复杂的因应关系.因此,在女性文学的本质论和经验论之外,中国女性文学的“结构论”也可以聊备一说.
一
20世纪中国女作家的家世和教育背景在整体上体现为向下延伸的发展轨迹,这一现象本身就与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文学观念的急剧嬗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群,有两个鲜明而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她们大多是官宦人家出身,林徽因的父亲在民国初年曾任临时参议院和众议院的秘书长,1917年还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石评梅和冯沅君的父亲都做过知县；冰心的父亲做过北洋政府的海军次长；萧红的父亲做过当地的县教育局局长和督学等职.杨绛的父亲出任过江苏省、浙江省高等审判庭庭长.后起的张爱玲家世更是显赫,此处不再一一列举.这样的家庭出身一方面使她们能够在风雨飘摇的清末民初享受到极其难得的高等文化教育,另一方面使她们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有着理性而清醒的认知.另一个特点是这些女作家大多数都有出国留学的人生经历.这对于她们审视、理解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性别文化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新视野.她们的出身、受到的中西合壁式的高等教育以及由此带来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决定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是在一个高起点上开始的,这与英性文学草创时那些迫于生计而大量创作的浪漫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刘思谦曾经高度评价过五四女作家接受高等教育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样一种学历本身就说明了她们所接受的现代人文科学的学养和思想影响”,“没有这样的现代知识女性就没有我国的女性文学”.事实上,放眼整个20世纪的文学场域,这些高学历、学者型的女作家创作,最难能可贵的价值在于她们为后来的女性文学创作积累了一份丰厚的文化资本,赢得了宝贵的言说权利和文学空间.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教育的普及,萧红、丁玲、张爱玲、苏青、草明、谢冰莹等人的教育状况普遍下降,也没有了像陈衡哲、冰心等人那样传奇而幸福的人生.这一代女作家经历坎坷,从而在创作题材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所超越,性别、阶级、民族、战争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她们的作品中.同时由于所处的空间不同,其创作也兵分两路,张爱玲和苏青不断书写着上海滩里的庸常与传奇,丁玲、草明等随着时代的转折,应和着政治的要求而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的创作转型.
等到茹志鹃、刘真开始写作时,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她们所受的教育更是有限了,几乎跌到了20世纪女作家家庭地位、受教育程度的低谷.但是她们的革命经历,不仅为她们提供了书写的素材,而且为她们提供了书写的资格.她们那些立足于个人经验、带有回忆性质的关于革命战争的书写,使她们在当时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占据了一个主流中的边缘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出生并在80年代登上文坛的是后来的知青一代女作家.铁凝、王安忆、张抗抗、方方等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仔细查看她们的家庭情况就会发现,这一代女作家大多出身于大中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她们的父母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在高校、报社等门或科研机构工作,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同样占据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她们能够在建国初期国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时接受教育,在“”后百废待兴之际脱颖而出的最根本的原因.与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家庭出身情况的不同在于知青女作家的父母多是知识分子,而五四女作家的父辈大多是政府官员.父母职业不同,给子女带来的是不同的人生视野和精神气质.如果说五四女作家更具有一种大家闺秀的修养和气质,那么知青女作家则更多地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加上时代不同、文学观念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五四女作家回国之后,大多进入高校教书,文学创作不再是她们的人生重点；而知青女作家则几乎都把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创作当成了自己职业,并成为级别不等的作家协会领导.由于历史原因,这一代女作家不仅没有按部就班地受到正常的高等教育（有一些在“”后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另一些则通过自学和文学交流等渠道同样获得了丰富的文学修养）,而且在青少年时期饱尝人生的冷暖,上山下乡带来的由城市到农村（或者由于父母被打成而跌落到社会底层）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加上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引发的更为深入的思考,这一切都使得她们的文学创作有着取之不尽的素材.人生体验深刻,创作题材丰富,创作时间长,创作成果丰厚,使这一代女作家成为20世纪历代女作家群中文学成就高、文学影响深远的一个群体.
在后起的年轻一代女作家中,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中,一类是像迟子建、陈染、林白、徐坤这样的学院派,另一种是像葛水平、孙惠芬这样的乡土派.前者受过高等教育,成名早（大约在90年代）,后者则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创作过程之后,在2000年以后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和社会的广泛认可.而被称为“70后”的这一代女作家,则大部分是在小城镇上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她们大多在接受过高等教育之后,又到鲁迅文学院或作家班学习创作,并通过获得各种文学奖项受到关注,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一方面是高等教育普及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城市化过程中,小城镇包含了更多、更微妙的社会转型的讯息,使得小城镇成为20世纪女性文学中继都市和乡村之后的一个新的表现空间.在“80后”女作家中,既有张悦然、迪安这样开始了新一轮留学经历的女作家,又有郑小琼这样边打工边创作的女诗人.经验和想象以不同的方式为她们的文学之梦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综上所述,从家庭出身和受教育情况来看,20世纪女作家群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女作家后来纷纷转向自己的研究领域,一是学有专长,另一个原因恐怕也与她们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历史境遇中,除了婚恋自主和独立自强的女性主体意识外,所能够提出并探索的问题有限有关.后来的女作家几乎都是向着专业作家的目标发展.社会动荡、战争爆发、教育普及,使得女性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结构中,为她们在文学创作上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在近一个世纪的女性文学发展脉络中,出身不同、学养各异的女作家群此起彼伏,各领.如果忽略其中的时间因素,按照家世和学养考量她们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位置的话,就会发现她们父辈的社会地位和自身的教育程度几乎涵盖了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层级.由此可见,近百年来社会文化结构的多次调整,直接造成了我国女性作家的群体更迭,使女性文学创作总体上呈现出越来越大众化的趋势.
二
整个20世纪的女性文学创作,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女性创作的传统.虽然战争、革命、商业暴力不断侵入到这一新生的文学园地,使女性文学创作不时出现潮涨潮落的起伏变化,但从未能让它中断.近百年来,随着女性文学的每一次飞升或坠落,女作家言说的姿态和言说的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和变化,从单一到丰富,从写实到虚构,无不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结构有着非常复杂的因应关系.女作家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边缘地位决定了这种冲击――回应必然呈现为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从国外学成归来,正赶上五四时期激烈的文化巨变.她们以自己的所学所思,以“叛女”的姿态成为那些“弑父”“逆子”们的精神同盟.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作为浮出历史地表的第一代,她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以坚定的信念、大无畏的精神来冲破几千年来加在女性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种种非人的禁锢.然而她们既没有可以依循的成功先例,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别国经验,即使是作为同盟的男性文化先驱,也因为性别的沟壑而存在着诸多暂时还没有明朗化的分歧.于是她们不能不四顾茫然地站在反抗阵地的前沿,不时地流露出内心深处的迟疑和怯懦.这种矛盾心理是她们的出身和教育的必然结果.她们是传统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受益者,享受了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但是作为女性,她们又注定了是这种传统性别文化结构中的牺牲品,以丧失自我为代价把这不尽合理的性别文化传统延续下去.如果她们不曾赶上这样朝代更迭、出国留学的机遇,她们很可能就会像她们世世代代的女性前辈那样浑浑噩噩的在伤痕累累或恬然自足中度过她们作为传统女性的一生,充其量像李清照那样留下一些不朽的诗篇.但是当她们学成归国,重新审视老旧的中国时,她们就不得不与她们再度厕身其中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激烈的冲撞.于是,她们只能是“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考虑到她们当时正值青春妙龄,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们要反复表现对旧式婚姻的反抗,对姐妹情谊的讴歌与叹息,对童心童趣的怀恋与赞颂,这种种小儿女的心态,一方面固然是她们的心理年龄、情感年龄使然,另一方面,也只有这种青春知识女性的清新、流丽,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真善美,也才能够赢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认同与接受,成为他们出演文化“逆子”历史剧的最佳女配角.五四女性文学的喷发,几乎是完美地契合了这一临界点,多一分幼稚,或多一分成熟,多一分柔弱,或多一分强悍,都会与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历史将五四女作家的文学形象也定格在这一刻.几年之后,战火燃烧,社会动荡不安,当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她们的身影就渐渐淡出.即使有后续的写作,如冰心和杨绛,那也是另一种形态了.正是因为五四女作家在第一阶段开辟了婚姻、恋爱的女性言说空间,稍晚些的丁玲才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她既延续了五四女作家的反叛姿态,又以大胆披露真实的内心情感而超越了冯沅君、冰心等人欲语还休的女性情爱书写,进一步拓展了五四女作家开辟的女性话语空间,不幸的是这种借助情爱表达的女性个人话语很快让位于抗日救亡的公共话语.女作家们忙着写底层,写阶级斗争,写战争.“此时许多女性的创作由热烈的主观抒情转向冷静的客观写实,柔婉的情致为激越的风格所取代,细腻中包含粗犷,许多作品注入了来自战争年代的阳刚之气.”即使是像张爱玲、苏青和萧红那样仍然坚持叙写女性经验,也已经不再是五四女作家那样单纯地反抗姿态,而是具有了国家、民族、阶级与性别等多重维度.这一时期的女性话语空间分裂为两类,一类是以丁玲为代表的公共政治话语,另一类是以张爱玲、苏青、萧红为代表的日常生活话语.前者在对政治空间的宏大叙述中暗藏着女性隐秘的性别立场,后者则在对庸常琐碎的人生描摹中见出人性的复杂与幽深.
建国后,由于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需求,公共话语进一步挤压了日常生活表现空间,茹志鹃等对普通女性的“儿女情、家务事”的描述中,体现出把生活话语与公共话语结合的努力,也体现出公共话语与生活话语相互交融的新时代的特征.当然,在这一对矛盾中,公共话语显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或者换而言之,个人生活话语正是借助了公共话语才获得了表达的文化空间.这种情况一直到新时期才有所改观.在伤痕文学中,女作家们往往借助个人生命经验的创伤性叙述来揭露生活对普通生命的粗暴伤害,使个体生命经验表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依据.随着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我国女作家的创作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个体生命经验在现代派、先锋派作家那里得到了夸张、变形、象征性的表现,在方方、池莉等新写实小说作家笔下得到了原生态般的表述,女性的隐秘心理通过梦境、呓语等精神分析理论的条分缕析,得到更为丰富的呈现与阐释,政治话语几乎在文学表现空间中退场.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分化更加突出,贫富悬殊、身份各异的各类人物纷纷进入文学表现空间.卫慧、棉棉等作家表现了一身名牌包装起来的靓丽女性时尚另类的都市生活；张欣表现了商战中女白领们没有硝烟的搏击；范小青则着力表现从政的“女同志”们的激烈竞争与心灵异化；葛水平、孙惠芬不断书写矿工、农民工的底层人生；郑小琼更是以诗歌来表现打工妹们焦灼与无奈的心灵体验.迟子建把目光投向“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人的百年沧桑,王安忆书写着半个多世纪前上海小姐的风雨人生.题材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实为近百年女性文学从未有过之盛况.
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中,须臾不可分离,其文学创作不可能如空谷幽兰一样超凡脱俗.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她的所见所闻及其在文学创作中或写实或变形的表现,都必然体现出社会文化结构在其人其文中打下的深浅不一的印迹.当女性越来越深地介入到社会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社会文化结构的各项内容也就相应地在作品中得到不同形式的表现.女性话语必然会结合政治、经济、历史、民族、阶层等多重话语在文学中得到综合性的表述.这既是女作家的多重身份决定的,也是社会文化结构的多重性所决定的.深入辨析社会文化结构与女性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扩展女性文学的研究空间,从而揭示女性话语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刘思谦：《与学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页.
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245页.
乔以钢、林丹娅：《女性文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1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沈红芳,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