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发表的前前后后

更新时间:2024-03-18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984 浏览:12166

作为《随想录》发表时的责任编辑,我经常会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约巴金写《随想录》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一谈我与巴金半个世纪的交往.

第一次见到巴金,是1946年,当时我从上海《大公报》要闻编辑转任副刊《出版界》编辑,并料理其他几个周刊编务.一次,巴金、曹禺、靳以、萧乾、辛笛、孙浩然等在洪长兴一起吃涮羊肉,我也有幸参加了,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很热闹,巴金却一直很严肃地坐在那里,只有偶尔插几句话.

我是何年何月去上海霞飞路(现在叫淮海中路淮海坊)向巴金约稿,约的是什么稿子呢我已经记不清了.幸好手头有一份友人为我提供的1947年12月11日上海《大公报》的《出版界》副刊,我向巴金、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提了这样几个问题请他们回答: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它是怎样出版呢我的下一本书将是什么巴金的回答是这样的:

(一)我的第一本书是《面包略取》,那是用另一个名字出版的,原著者是克鲁泡特金,中译本在1927年出版.我自己写的第一本书是长篇小说《灭亡》.

(二)我1928年夏天在法国一个小城里写完它,寄给在上海的朋友A.A,并请他替我打听印价,我打算自己花钱印几百本出来送给我的哥哥和我的朋友们看.他没有跟我商量,就把稿子送到小说月报去,后来他又接洽好由开明书店出版它,我记得《灭亡》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日期是1929年11月.

(三)也许是《灭亡》和《新生》的续编《黎明》,我想在这部小说里写我的理想社会,或许会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到2000年去.

我还记得当时巴金很不喜欢拍照,因此是用他的画像代替登在报上.

抗美援朝时,友人黄裳兄对我说,巴金有意请我和黄裳编一套适合新时代阅读的丛书,由平明出版社来出.我和黄裳决定丛书名叫《新时代文丛》,巴金把自己的《华沙城的节日》一书给了我们,又代我们约了黄宗英的一本书稿,其余他就不管了,放手让我们年轻人来做.丛书内容非常广泛,从文学、历史、漫画,直到国际法苏联式的介绍.其中有一本书得到巴金赞赏,那是从上海复旦大学刚毕业不久的戴文葆的作品,他是《大公报》国际版的编辑.有一天夜里我去拜访巴金,发现他正在挥汗看清样,我问他是什么书,他说:就是你们约来戴文葆的《麦克阿瑟传记》.这套书前后三年共出了十来本,其中最畅销的是郭根(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原为桂林大公报要闻版编辑)写的《中国简史》.

从风、反右到十年浩劫,特别是萧珊的去世,巴金经历了终生难忘的迫害、凌辱.因此“”垮台后他的反思如巨涛翻滚,迫不及待地要以文字形式发泄出来.许多老作家都是这样,我请黄裳写稿,他说一旦写了,就像自来水打开了龙头,不知何时收回.巴老为我写稿,最初说是写两篇试一试,谁知道越写越认真对待了.他在香港的报纸上开专栏写稿,我考虑有两个意图,一个是在香港发,海外的读者能够看到,影响大一些.其次他本人和儿子都很喜欢看香港的报刊,比如《开卷》杂志,他曾写信说儿子喜欢看要我给寄一些,实际上他自己喜欢看.他还要我写过沈从文、胡适、周作人等当时在内地不好写的书,这些都表明巴金希望从封闭多年的社会中走出来汲取更多新的信息.另外,还有历史原因,三四十年代编《大公报》副刊的沈从文、萧乾、杨刚、靳以等都是他的朋友,他与《大公报》还是有感情的.


在《随想录》写作八年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就是关于报纸编辑删改巴金《怀念鲁迅先生》一事.巴金文章被删不是我值班,当时我正在北京休检测,收到《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清样就转寄副刊课主任,并请他注意文章也在上海《收获》发表.可是回到香港后,我就收到巴金11月7日信,信上说:“贵同事删改我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似乎太不‘明智’,鲁迅先生要是‘有知’,一定会写一篇杂感来‘表扬’他.我的文章并非不可删改,但总得征求我的同意吧,如果一个人‘说了算’,那我只好‘不写’,请原谅,后代的人会弄清是非的.”看到信后,我大吃一惊.隔了几天社长把我找去,说他到北京开会,胡乔木的秘书特意打给他,说胡约他见面.一见面胡就说你们《大公报》为什么要删改巴金的文章,如果删,应该事先通知他一声,否则就太没道理了.听了这话,我就用洋泾浜英语说了一句:youaskme,measkwho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呢后来我才弄清楚发生此事的原委.当时,总编辑通知代替我的那位编辑说你们应当把巴金的文章缩短一些.编辑说随便删名家的文章说不过去吧总编说:你们修改,我看看.删改后总编认为是过关了,谁知,巴金很愤怒,毫不客气地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写了.这回最紧张的当然是我了,巴老真的不写了,我怎么向读者交代黄裳在上海,我对他说,一定要巴老写下去,巴老说有一个条件,要写必须把《鹰的歌》登出来作为,我想了想接受了.结果这一篇发表时有题无文,只是“鹰的歌 巴金”五个字,跟着是下一篇.朋友说你们这是变相“开天窗”.港版《随想录》单行本《真话集》与京版不一样,也是有目无文,直到合订本征得作者同意后,才全文问世.

另一件事是关于《随想录》第144至148篇在转稿中遗失的事情.当时巴金把稿子寄给《大公报》在广州的转稿机构,可是他们并没有转给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分析当时报社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继续登《随想录》的,因为巴老讲的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代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呼声的;另外一部分是反对登的,对巴老也不满.这一点,巴老有所觉察,他一开始就受到各种压力,就有人在叽叽喳喳,在给我的信中他也有所表露.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当时我身体很好,他们突然提出让我退休,我感到非常惊奇,但是说了一句:那我还有什么说的总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你们要我退休,我可以接受,但有一个条件,我要发完巴金的全部稿件.这样,我虽然退休了,还是照样到报社看大样,直到稿子发完.而那批稿子,我查问,他们说负责人出差了,我想出差了也应该交代给下面的人,究其实质恐怕跟一些人持不同意见有关.巴金对此也有所察觉,1986年8月20日在给我的信上,他说:“六月十二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会遗失,”可见老人头脑是十分冷静而清醒的.

还有一件事是巴金对待荣誉的态度:《随想录》读者大概会发现,1978―1986他抱病写《随想录》期间,从不事先提到他将出国参加什么会之说.至少在给我的一百多封信中不曾提到.事后说明却是有的.他1984年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也是如此.信中说:“我大约十月赴港,但至今还没有顺利动身的把握,我还是一个每天服药的病人.”又说:“香港之行还定不下来,我很担心身体吃不消.”我清楚地记得,他成行了,我们欢天喜地,他老人家下飞机后在隆重接待下进入贵宾室,然后乘轮椅走出机场时,遇到众多传媒的记者,他却一直说:“我不是一个作家,只是写家,甚至连写家也不是,是个老弱的病人.”他那真诚的而太过谦逊的话,反而使香港的“巴金热”更加热烈.据我所知,负责在典礼仪式上宣读的“赞词”,是中大学者连夜赶写的,愈写愈觉巴金一生对文学界对社会的贡献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太多,因此一再修改他的中文稿,而且又写了一份英文讲稿.

知道巴老这时一定很忙,所以我们每次有什么事,先去找巴老的女儿小林商量.有一天,我对小林说,明天礼拜日,爸爸在上海爱看电影,这里有的电影院,设备很好不可错过,你去问问,我们准备写票一起看一场.好吗谁知,小林面有难色,告诉我们:爸爸说,星期天也要等待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访问,我不能离开宾馆.负责照料巴老的人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告诉我,有天中午,有几个青年人在巴金住室外面,想进来访问,却被他婉言谢绝,说,巴老在睡午觉,你们可不可以晚点来双方争执不下,巴金听到了,走出来亲自欢迎这一批青年的来访.

在欢迎巴金的小型座谈会上,八十岁老人表现了惊人的记忆力.马蒙,他30年代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的哥哥,而且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站起来说:“巴金先生:我30年代读过您的《家》,我觉得《随想录》比《家》更好,可是我记不清在燕京见过您是哪一年的事”巴老随即答道:“1931年,我去燕京看郑振铎教授,他当时是燕京图书馆馆长.”不久,又一个人站起来,他是以撰写武侠小说著名的梁羽生,他说:“我拜访过您,巴老,您记得是哪年吗”巴金随即答道:“某某年.”梁点头称是.我为什么只能说某某年因为,当时记得,不久就忘记了.巴老离开香港返上海,在他登机之前,我们发现有几位做清洁工作的阿婶好像要走过来,又有点踌躇,一问之下,原来是粤语电影《家》的忠实观众,巴老随即和她们一一握手告别.

巴老在创作《随想录》过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困难与压力,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他曾说过:“没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等”是的,他没有屈服,而是一一克服了困难.作为一名编辑,我有时既感心酸,又有一种莫名的愤懑.但回顾与他几十年的交往,我也为能够得到巴老的关心而感到温暖和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