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近年来“传教士”研究不断升温,一些重要资料如《六合丛谈》《遐迩贯珍》等都被重新出版,成为直接研究当时传教士传播思想的重要材料.而经济学特别是经济思想史,利用这些材料的针对性研究工作还没有展开.其实早在严复翻译《原富》之前,就有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思想通过传教士的工作传人国内,对当时国内学者的经济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经济学一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才正式奠定它的框架,以后的几十年里,经济学研究在英国和德国的进展极为有限.因此19世纪初传人中国的经济学知识与当时西方的研究相比,并没有很大差距.但是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建设非常迅速,已经形成现代企业的雏形,国民经济有长足的进步.一些西方经济史家如麦迪逊、福格尔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在十八世纪趋于停滞,即所谓“高水平陷阱”,虽然经济总量仍然巨大.但增长速度已被西方国家所赶超.
战争以后,才有一些士大夫意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魏源、贺长龄从近人的文集、奏折等来源辑录与经济有关的文章,编成《皇清经世文编》.这是对外来冲击的一种自然回应.此后陆续有很多人编过“经世文编”,总量不下20种.这些“经世文编”代表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最高水平,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但是在多年积累下的经验基础之上,针对很多实践问题都提出了有洞见的看法.
一
在严复之前,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主要还是凭借传教士的工作得以传播.传播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办杂志和报纸,另一条则是办学校.
最早用中文出版的杂志当属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内容主要是传播宗教、民俗以及少量科学常识.由于制度所限,它的出版地不能放在国内,发行量也非常有限.马礼逊去世以后,郭实腊(CharlesGutzlaff,1803～1851)秉承了他的办刊思想.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在国内印刷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期刊所刊登文章的领域也从单纯的宗教延伸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切切实实地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影响.
与其他传教士相比,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堪称面目最复杂、涉足领域最广泛的一个.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政治、经济、中西关系史角度进行考量,他都不应当被忽略.他实践过多种形态的传教活动,诸如办报、翻译、著述、办学、参与军事等,常常领风气之先.如在1834年,他和英国籍妻子温施娣(MaryWanstall)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这被认为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开端.另外,他1842年在《中国丛报》上撰文介绍《红楼梦》,是最早将这部中国经典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人.有一些学者认为,探究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历史,应该从1840年郭实腊编译的《贸易通志》开始.因为在这本书中,郭实腊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郭实腊(又译作郭士立、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等),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小镇普立兹.他早年就通晓英文,取英文名字为CharlesGutzlaff.1824年他受荷兰布道会派遣到暹罗传教.他很快就从当地华侨当中学会了中文官话和福建方言,于是就采用福建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取名为士立.郭实腊偶尔也穿中国服,自认为已被认可为中国人.随后,他开始了在中国沿海一带的游历和传教生涯.1831年,他第一次作为传教士被派到澳门,会晤马礼逊.此后他又多次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地考察,了解民情,搜集我国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情报,探测航道,绘制海域图.郭实腊一生著作极多,计有七十余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中国史略》《道光皇帝传》等等.郭实腊的志向是加强中西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了解,从而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至于引入一些关于西方经济、社会的新知识、新制度,那只不过是无心之作,偶然产出的结果.《贸易通志》一般作为一本地理学著作而被中国启蒙学者所引用,当时重视其中经济制度的中国人还很少.故而这本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实际地位还值得探讨.
另一位传教士伟列亚力则指出,郭实腊这本研究各国贸易状况的《贸易通志》并非原创,主要是译自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JohnRamseyMeCulloeh)的商业词典.麦克库罗赫是李嘉图学派的重要人物,曾在主持辉格党杂志“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期间搜集大量现实商业材料,汇集成书,于1832年在伦敦出版.这本商业词典详实准确,在西方学者看来也许繁琐沉闷,可正符合郭实腊的需要.郭实腊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但他了解中国文化官员的需求,他们渴望了解西方现代社会经济制度.所以他有选择地编译了这本西方经济学著作.
他说,“当文明在地球各处迅速发展来消灭愚昧和无知时等只有中国仍像过去几千年那样停滞不动.虽然我们与他们交往已久,但他们仍自认为天下首尊,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等这个月刊的出版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观念,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工艺等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蛮夷’,编者们更希望通过展示事实的手段使中国人相信,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从这一点来看,郭实腊的传播工作确实取得了成功,四十年代末期出版的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瀛寰志略》等启蒙著作也都大量参考了郭实腊的《统计传》.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原序里就承认,“《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穿,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近日夷图、夷语”即是指马礼逊、郭实腊等人的工作.持今文经学立场的魏源不但写作了《圣武记》等接受“夷狄”传统的著作,还进一步采集“西夷”的著作.魏源说,“是书何以作日：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二
由于英国在第一次战争中取得胜利,占领香港,英国人在华办学成为可能.马礼逊的英华书院就从马六甲迁到了香港,由著名学者理雅各继续负责校务.这里很快成为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的基地.除了英华书院以外,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在宁波开设女子学塾；伦敦会在厦门开设英华男塾；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崇信义塾；185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开设徐汇公学；1853年,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等等.就这样,西式教育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蓬勃地开展起来.
可是深入探究这些学校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列强在中国开设的学校里,低年级多半以宗教教育为主,到了高年级才逐渐加入一些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入门知识.或者说,早期传教士办的学校里并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教育.登州文会馆被认为是教会学校中最典型的代表.狄考文认为,登州文会馆“所开设的课程是把中国经典、西方科学和宗教教育最佳地组合起来”.以它为例,该校第六年的课程主要有：心灵学(心理学)、是非学(逻辑学)、易经、系辞、读文、微积学(微积分)、化学辨质、天文揭要等.富国策(经济学)是很边缘的学科,偶尔有一些高年级教育中会设立这门课程.
正如冯桂芬所观察到的,“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育之等且多习天主教”,所以总体的教育效果并不好,好不容易动员来的学生很快退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62年.这一年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中国近代教育真正开始起步.1869年,随着丁韪良入主同文馆,同文馆的教育和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是美国传教士,一生中在中国活动时间长达六十余年.因为他曾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学生大量进入与洋务有关的新兴企业,在中国人心目中有极高威望,所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称他是“在华最前列的美国人”.
丁韪良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里沃尼亚,父亲是长老会的传教士.1843年,丁韪良考入印第安纳大学,后又转入新阿尔巴尼神学院攻读神学.1849年,丁韪良即将毕业的时候,向长老会提出到中国或日本传教的申请,随即被批准.1850年,丁韪良先到香港,然后前往宁波,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一开始,他的传教就是通过办学和译经的方式进行的.他在宁波开了一所走读性质的男塾,还曾将一部分《圣经》按宁波方言翻译,但收效都不大,他也没能完全地融入中国社会.不过他用中文撰写的天文学著作《天道溯源》倒颇受欢迎,多次再版,还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
1858年,丁韪良随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B.Reed)前往天津,参与了第二次战争期间《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次年,丁韪良又接受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约翰(J.E.Ward)的邀请.以翻译身份再次北上,协助完成了条约文本的交换.随后的1865年,丁韪良到同文馆接替傅兰雅任英文班教习.从1869年起,他开始出任同文馆的总教习,全面改革同文馆的教学制度.
在同文馆期间,丁韪良最有影响的工作当属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此书原名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1836年出版,是当时最通行的国际法蓝本.当时,中国国内并没有什么让人满意或者包含主要国际法精神的著作.从理念上来看,国际法的引人则将彻底打破千年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将中国从一个“帝国”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真正加入到国际秩序中.事实上,截至到《万国公法》出版前的1863年,中国已经与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挪威、德国、葡萄牙、荷兰、俄国、瑞典、美国这十一个国家先后签订不平等条约24个,传统的“帝国”观念开始崩裂.丁韪良在《万国公法》开篇之前,特意先附上了分为东西两个半球的世界地图,并介绍说：“地之为物也,体圆如球直径约三万里,周围九万里有奇.其运行也,旋转如轮,一转为一昼夜,环日一周,即为一年.内分东西两半球,其陆地分五大洲”,即是为了确立“万国”的观念.另一方面,“然天下邦国,虽以万计,而人民实本于一派,惟一大主宰,造其端,佑其生,理其事焉”.
这段阐释同时照顾到儒家,为他的传教和翻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丁韪良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翻译出版《万国公法》,并开始此后一系列翻译转述的工作.
当时传教士的翻译工作十分艰苦.译者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比如说,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将近代国际法创始人格劳修斯(HugoGrotius)翻译成“虎哥”,将莱布尼茨(Leibnitz)译为“莱本尼子”,将霍布斯(ThomasHobbs)译为“霍毕寺”,这都是颇费苦心的翻译.傅兰雅描绘说：
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时间过去上百年,但十九世纪的传教士翻译的方法与利玛窦当年的翻译方法比起来,并没有多大的进步.语言始终是一个横亘在中西学者之间的问题,科学技术还相对容易理解,典章制度则只有从头开始了.
1867年,丁韪良继开设国际法课程之后又开始在同文馆开设经济学课程,课程名称定为“富国策”,以福西特(HenryFawcett,即法思德)《政治经济学教本》为讲义,后来陆续译出,1880年以《富国策》为题汇编起来由同文馆刊印.日本也较早地翻译了这本书,但《富国策》出版时间比此书的日译本出版要早.
亨利福西特(HenryFaweett)是剑桥的盲人经济学家.他生于1833年,剑桥毕业,随后任教于三一学院.1858年,他由于一次射击事故而失明.他在失明之后顽强进行研究,186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本》(ManualofPoliticalEcono-my).他的妻子米利森特福西特(Milli-centGarrettFawcett)更为有名,是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24年受封女爵士.福西特本人对穆勒极为服膺,因此此书基本上遵循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框架和思想,是当时欧洲通行的教科书.
此书中译本出版的时候,作者写的是“法思德”,书名《富国策》,署名汪凤藻译,丁韪良校.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论生财,即现在的生产理论；第二卷论用财,即现在的消费理论；第三卷论交易,即现在的交换和分配理论.一般认为,此书根据福西特《政治经济学教本》第四版或者第五版翻译而成.可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此书并非全译,译者只从此书前三卷中节选编译了一些内容.其中卷一的第八节“资本的增殖”(Onthein-creaseofCapital),卷二的第七节“分益耕农与佃农”(MetayersandCottiers)等都因为与中国情况关系不是很直接而被省略不译.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已经提到不少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如斯美氏(亚当斯密),梨咯多(大卫李嘉图),弥耳氏(小穆勒)等,此外还涉及达尔文、马尔萨斯、罗伯特欧文、傅立叶等人的思想.这批西方经济学学者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福西特最为推崇小穆勒的学问,丁韪良同样推崇福西特,称他这本《富国策》的写作水平犹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之上(丁韪良将斯密的《国富论》译为《邦国财用论》),比后者更为详尽完备.故而《凡例》中称此书“旁逮格致之新学,并专以开发智巧为富国之上策,而不外乎智者强之义”.所以,此书所讨论的理论“为西国之新学,近代最重之,其义在使民足衣足食也”.
丁韪良认为,“天地之大德在好生.圣人之大业在富有.发政之治.以足食聚人之术日丰财.生之者众.沛然讫于四海.用之以礼.浩乎式于九围.此法思德所以有富国策一书”.
《富国策》一开始就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丁韪良特地补充解释说,“富国策虽旨在广发财源,而未尝遗乎仁义.缘若绝仁弃义,则无论再有何策终难利国矣.”所以这里的“富国策”绝不是单纯追求财富的增加.比如译者以重商主义为批判对象,认为过去“非金银不富”而单纯追求财富的思想大谬不然,直到斯密氏一出才一扫不实之说.“是故富国策之学,不独言日进富强之理,亦以明不进不退,及不进而退之故焉”.
总的来看,富国策可以被看作讲求中庸、讲求均衡的全面考究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书中提到,“富国策所论述者,乃生、财、用、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名其书日邦国财用论.其实此学所论财用.固合民生国计而名其书日邦国财用论”.编译者谨慎地叙述西方经济思想和制度,想把它完美地嵌入到传统文化中去.
《富国策》一书出版以后,影响颇大,一下子引发了其他一些传教士翻译经济学著作的热情.比如,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了艾约瑟(J.Edkins)翻译威廉杰文斯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人门》(PrimerofPoliticalEconomy)的译本,题名为《富国养民策》.1889年,英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Fryer)口译的《保富述要》也出版了.这些书的质量都不错,但影响却不及丁译法思德《富国策》.
虽然《富国策》一书在中国影响很大,在很多学者的论著中也能看出《富国策》对他们的影响,但多数通晓西学的学者还是坚持根本,坚持从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经历的现实问题出发,有选择地吸收《富国策》思想.以郑观应为例,他有三部公认的代表作,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救时揭要》(1862年),《易言》(1880年)和《盛世危言》(1894年).这三部书关切的问题从现实问题(如澳门贩卖猪仔)转移到盐务、开矿、治河等传统经济范畴,再转移到国债、商务、银行等现代经济学范畴,表明郑观应对西方经济学的逐步接受,但他的主旨终究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王韬的出发点亦与他类似,王韬曾说,“中国,天下之总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即使西方经济学有值得借鉴之处,那我们也要记得“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普及,中国学者对它的认同也逐渐加深,不再横加指责.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就对《富国策》给予较高评价.1903年美华书馆出版的《中国学塾会书目》中也评价此书“繁简得中,说理清楚”,可当教科书使用.
另一位传统学者陈炽对此说不以为然.1896年,陈炽写了《续富国策》,主要阐发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他所续的不是法思德的《富国策》,而更像斯密的《国富论》.他自称不能接受西方的经济理论,却必须关注经济问题,故而“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也”.不过.稍晚的严复同样批评了陈炽,他称陈著“纰缪层出,开卷即见”.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随着《万国公报》崛起.更多的经济学知识得到传播,这时的知识传播质量已经大有提高了.
(本文编辑：朱 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