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清孙洙选编.孙洙,别号衡塘退士,江苏无锡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诗实选309首,显然是让篇数和《诗经》311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辞)大体相同.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只选了两首.道光十一年四滕吟社重印时将五首选全,故今本为312首.

衡塘退士在书前写了一篇仅132字的序,全文如下：

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而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篇验之.

这篇序谈不上有任何理论阐发,他的选择标准也只是“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而已.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家塾课本”却有极强的生命力.历代的诗歌选本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除《诗经》《文选》外,五七言诗选没有任何一本可以和《唐诗三百首》相比；而且《唐诗三百首》较之《诗经》《文选》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千家诗》虽流传亦广,但确有孙洙所说的缺点,够不上档次.五四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后,近代学者用“新观点”编的唐诗选本多不胜数,有若干种还冠以“新选唐诗三百首”的名目,竟然没有一种可以和孙洙相抗.孙洙三百首无数次重印,总是出来就一抢而空,今人选本却默默无闻,甚至不久就湮没了.

《唐诗三百首》成功的秘诀究竟何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孙洙让所选的作品范围在一个美学体系、一种审美标准之内.全书凡选录七十七位诗人的作品,但我们读起来除极少数以外,好像是在读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的诗作,只觉其温厚和平,和谐顺畅,不会因风格内容变化太大而感到不谐调.因为他所选的都是风格典雅浑厚而语言典范流畅的诗篇,节奏和美,音韵铿锵,而于冷峭幽涩险怪纤巧绮靡之作则加以排斥.一般不涉复杂的历史事件,即使涉及,由于表达的顺畅也容易理解；白居易的《长恨歌》即属于这种典型(少数作品如韩愈《石鼓歌》、李商隐《韩碑》例外).作品绝大多数非常优美,披翻咏读,如信步桃花源里,只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迎面惠风和畅,花香鸟语,使人心旷神怡.

孙洙的选录标准,自有其时代渊源.孙氏生当乾隆盛世,其时在江南,沈德潜的诗教影响很大,孙洙的选诗标准,基本上脱不出沈氏的藩篱.沈德潜论诗强调“温柔敦厚”,追求“体格声调”.他在《唐诗别裁序》中揭示他的选诗标准时说：“既审其宗旨,复观其题材,徐讽其音节,未尝立异,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以归于雅正,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庄者,庶几一合焉；此原意所存也.”在《重订唐诗别裁序》中又说：“至于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以及作诗之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一归于中正和平.”沈德潜的这些论述,验之孙洙的《唐诗三百首》是十分合拍的.“去淫滥以归于雅正”,“一归于中正和平”,正是孙氏三百首选录的依归,所选录的作品也明显受沈氏《唐诗别裁》的影响.全书312首诗,有239首与《唐诗别裁》所选相同,只有73首是别裁所没有选的.其中五言古诗40首,仅有四首不同于《唐诗别裁》；七言古诗42首,只有7首不见于《唐诗别裁》；七言律诗53首,也只有11首是《唐诗别裁》所没有选的(其中单李商隐一个人就占有8首,除开李商隐就仅有3首不同了).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不同于《唐诗别裁》的略微多一些.孙洙无疑是沈德潜的追随者,即使是《唐诗别裁》未曾入选的作品,《唐诗三百首》所选大多仍符合沈德潜的诗选标准.沈德潜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盛世的风尚,因之受沈氏影响选就的《唐诗三百首》也曲折地反映出乾隆盛世的气象.

《唐诗三百首》之所以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却又简单的作法,就是突出重点.有唐三百年,突出盛唐一段,选录达150首之多,将近全书的二分之一.盛唐又突出李白、杜甫、王维三家,凡选录98首,也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其次孟浩然、王昌龄、岑参等选录也不少.盛唐以后也各有重点.由盛唐进入大历的诗人突出韦应物和刘长卿.白居易的诗入选不算太多,只有六首,但因选人了《长恨歌》《琵琶行》两篇无与伦比的长诗,就使白居易在书中具有特殊的分量.中晚唐近体诗则突出李商隐和杜牧.如此重点突出,使全书的作品成为最优的选择.不过,尽管《唐诗三百首》所选的作品绝大多数确是优秀之作,也有少数作品选录不当.如綦毋潜《春泛若耶溪》、元结《石鱼湖上醉歌》,都不够水平.即使是大家作品,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杜甫《寄韩谏议注》、孟浩然《夜归鹿门歌》,在他们自己的集子里也并非上乘.至于像郑畋的《马嵬坡》,格调甚低,更不应入选.

应该看到,受选家诗论的局限,《唐诗三百首》的选择从整体说也是有缺点的.孙洙强调风格的协调,忽视甚至排斥艺术的多样性.如李贺的作品一首也不选,大概是认为他过于诡谲；储光羲的作品也不选,可能是嫌其轻淡.初唐仅选了王勃、骆宾王、杜审言、沈期、宋之问五律各一首,沈还选了一首七律；而卢照邻《长安古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都未人选,显然是认为他们风格轻绮.但孙洙对李商隐的无题作品似有所偏爱,李的《锦瑟》一首,《春雨》一首,《无题》六首,沈德潜都未选,也许是嫌其诗旨隐晦,而孙洙都选了.这是孙洙诗选与沈氏诗风相违的极为独特的例子.

《唐诗三百首》皈依温柔敦厚、中正和平的诗教,回避矛盾斗争,对于反映现实较为尖锐的作品都尽力排斥.李白的作品总的说来选录恰当,但《古风五十九首》一篇不录.杜甫诗选录如此之多,而“三吏”、“三别”、《赴奉先咏怀》《北征》这些名作一篇未选.整个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作品一篇不取.中唐李绅《悯农诗》,晚唐聂夷中《伤田家》、皮日休《正乐府》等反映社会现实较为深切的作品也都一概摈斥.上述作品除李绅、皮日休之作外,《唐诗别裁》都入选了,可见孙洙比沈德潜做得还要极端.因之,《唐诗三百首》作为怡情悦性的读物是很好的,而于通过诗歌了解历史、认识生活则有严重的不足.

《唐诗三百首》选诗的优胜与欠缺,很值得选家借鉴和研究.任何选家都有倾向性,怎样既保持一种“合理”的倾向,保持一种“正确”的审美标准,又大体能反映每一代诗歌的全貌,是选家面对的重大课题.在任何时代里,伟大杰出的作家总是少数.因此突出重点,而又不遗落其他作者的优秀之作,是对选家的识见和眼光的考验.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孙洙的成功和不足中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