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更新时间:2024-01-1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4887 浏览:67620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为北大怎么写作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写作技巧.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检测,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检测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民国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检测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书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伯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民国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写作技巧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民国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民国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民国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销.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选自蔡元培著《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版,本刊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