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在北宋初期大的思想背景下对苏洵《史论》进行了考察,认为苏洵把宋初文人的思想精神贯注到了他的《史论》之中,从而使他的《史论》凸显出了独特的意义,即“史”在乎政统与道统的统一,而作史则关乎政统、道统与文统三者的统一.
关 键 词:苏洵史论自觉精神道统政统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TheobservationoftheSuXun's"Historicalessay"onthethebackgroundofearlyNorthernSongDynasty'sideas
BIHong-gang[1][2]
([1]ShenyangNormalUniversityLiaoning•,Shenyang110034,
[2]AnshanNormalUniversityLiaoning•,Anshan114007)
Abstract:theSuXun's“Historicalessay”wereexaminedonthethebackgroundofearlyNorthernSongDynasty’sbigideas.IconsiderthatSuXun's“Historicalessay”hethespiritoftheNorthernSongDynastyauthor'sideas,andthiakethathis“Historicalessay”hespecialmeaning:“history”caresaboutthepoliticallegitimiandtheConfucianorthodoxy,andwhomakesthehistoryrelatestothepoliticallegitimi,theConfucianorthodoxyandtheliteratureorthodoxy.
Keywords:SuXun,Historicalessay,Consciousspirit,Confucianorthodoxy,Politicslegitimi
苏洵于景二年(1035)始发愤读书,之后屡试不中,庆历七年举制策复不中,遂绝意于科举之途.欧阳修在《苏明允墓志铭》中说:“又举茂材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学也.’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于此可知,苏洵参加科举是在范吕党争与庆历新政之时,而其专意于学术则正好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而这段时间正是北宋文人自觉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钱穆说,“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著天下的重任.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是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②
苏洵已经有了政治上的自觉精神和主体意识.他在专意于学术时似乎已经受到了当时党争风气的影响.他久已仰慕欧阳修,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五书》中说:“然君子之相从,本非以求利”,这其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欧阳修《朋党论》的影子:“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他在同一篇文中又说,“今洵已有名于吏部,执事其将以道取之邪,则洵也犹得以宾客见,不然,其将与奔走之吏同趋于下风,此洵所以深自怜邪.”这种主体意识在后来的新旧党争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身上继续得以加强.余英时说:“他们两个(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把自己看作是政治主体,他们只能本着所持的原则和皇帝‘共治天下’,却不能为了爵禄之故,召之即来,有如仆从一样.”
本文将在宋初文人的这样一个大的思想背景下去考察苏洵的《史论》.苏洵虽学纵横之风而好发异论,然大体不出该时代之思潮耳.
一、《史论引》的考察
苏洵的《史论》作于何年不可考,但当是在皇三年(1051)至至和二年(1055)之间.至和二年,雷简夫《上张文定书》说:“《史论》,真良史才也”.
他作《史论》,自以为是迎难而上.他在《史论引》中说:
史之难其人久矣.魏、晋、宋、齐、梁、隋间,观其文则亦固当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两汉当无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巢子之书,世称其详且博,然多俚辞俳状,使之纪事,当复甚乎其尝所讥诮者.唯子《例》为差愈.吁！其难而然哉.夫知其难,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论》三篇.
于是可知,苏洵作《史论》主要是基于对唐代史著情况的反思,在宋初文人自觉精神的关键时期进行这样一种反思,显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至少可以透露出在唐代文化向宋代文化的转型时期即宋代文化初步形成时期的文人的一些重要信息.
二、《史论上》的考察:忧小人而作史与史经互补之论
(一)忧小人而作史
钱穆说:“宋儒的自觉运动,自始即带有一种近于宗教性的严肃的道德观念,因此每每以学术思想态度上的不同,而排斥异己者为奸邪”.③在此基础上,君子小人之辨成为了宋儒一个重要且严肃的政治主题与文化主题.这样一个主题来源于朋党论且突出地表现于并指导着党争的具体政治和文化实践.苏洵没有作《朋党论》,却以《史论》以及其他文学创作方式参与了这样一种运动.如前文所引“然君子之相从,本非以求利”,以突出了君子小人之辨的理论基础:义利之辨,而他作的《辨奸论》则实际上宣告了他对这种思潮的介入,甚至是对实际朋党斗争的介入.④而苏洵的《史论》不同于其他人的史论,却也正在于他把君子小人的思考渗入在了史的思考中并因此深化了这种思考.
苏洵认为史之作在于“忧小人”.他在《史论上》中一开始就说: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杌》.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
他按照当时一般作朋党论辨君子小人的习惯,在谈论小人时引用了“四凶”的典故,虽然这种用典是另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呈现,并且紧扣主题,但我认为这也看出他受当时君子小人之辨思潮的影响.当然,如果单纯地就“史”本身而言,这种“以史惩劝小人”显然这是对《春秋》的传统的一种继承和深化.
(二)史经互补
上述的引文中透露出的更重要的信息是苏洵的由史及经.苏洵是在把史的地位提高到经的高度来解释这种“忧小人”.他认为史与经处于一种互补的地位,说:
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
应该说这是他“以史惩劝小人”之论发展的必然,他要把“史”与《春秋》的传统合而论之,就势必要提高史到经的地位.
无论是这种“忧小人而作史”,还是“经”的意识的加强,实际上都凸显出了宋初文人不同于唐代文人的重要信息.因为关注“经”,实际上关注的是道统.以上引苏洵《史论引》来看,这正是他对整个有唐一代史的情况反思的认识和深化.
三、《史论中》的考察:“惩劝小人”与“尊王攘夷”
《史论中》紧承上而来,首言史之道法,并言中之所作在论史之道法之意:
迁、固史虽以事辞胜,然亦兼道与法而有之,故时得仲尼遗意焉.吾今择其书有不可以文晓而可以意达者四,悉显白之,其一曰隐而章、其二曰直而宽、其三曰简而明、其四曰微而切.
惩劝小人隐而章、直而宽,为书善与惩恶之意.对其大善之人之小恶,则“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以防小人因为善之难而退,这即所谓“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章乎”对其大恶之人之小善,则“于传详之,于论于赞复明之”,以劝小人自新之路.此即所谓“则其惩恶也,不亦直而宽乎”
考其文义,这两者实为承上文“惩劝小人”而来,是对其“史为忧小人而作”之旨的强化.
尊王攘夷简而明、微而切实为尊王攘夷之作,即文中所谓“将使后之人君观之曰:‘不知中国礼乐,虽勾践之贤犹不免乎绝与弃’.则其贱夷狄也,不亦简而明乎”“将使后之人君观之曰:‘权之归于臣,虽同姓不能有名器,诚不可检测人矣’.则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虽然从文中用典而论,依然承上“惩劝小人”而来,但实际已发生重要的变化.而“尊王攘夷”也作为一个重要的思考主题,显示着宋代文人与唐代文人的重要不同之处.
葛兆光说,“宋代初期的思想界,虽然看上去总是在讨论政治上的‘尊王攘夷’的问题,总是在讨论历史上的‘正统’问题可是,这种合理性的论证一旦从政治延伸到文化,就会讨论思想上的‘尊王攘夷’,与文明上的孰代表‘正统’.所以,宋代的经史之学常常表达这种思想的追求等而宋代史学中正统论争论的兴盛,正在于重构历史,为这个处在‘尊王攘夷’关键时刻的王朝,以文化上的民族上的认同基础”.⑤而苏洵的这一史论主张显然是承这个思潮而来,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洵的史论便也有了学术史及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然而苏洵在“尊王攘夷”的正统论的史论表达中,还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其对集权的强化的思考.这样他的“尊王攘夷”的思考便实际上有了从政治方面开始,发展到追求其文化和文明上的意义,并最后又回归于政治,这实际上是在关于统一政统与道统的思考.
四、《史论下》的考察
苏洵《史论下》主要在讨论前四史作者作文作史之失.
其言“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大者此既陈议矣.又欲寸量称以摘其失,则烦不可举等”,则是言司马迁与班固之士在于道统之不纯耳,道统之不纯,故多杂言,又似失乎文统矣.
其言范晔则尤言其道统之不纯:“又其颇与圣人异”,尤讥其“论西域则张骞、班勇之遗佛书”,言此“是欲相将苟免以为顺天乎中国叛圣人以奉戎神乎”而对佛教的抵制实际上是对“尊王攘夷”思潮的继续与深化发展,这种发展往往显示出了一种意气化的风格,而这意气化也正是北宋文人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言陈寿《三国志》则讥其“纪魏而传吴、蜀”,鼎立称帝而以单以魏为帝,以吴、蜀为臣,则实是讥其误以曹魏为政统,实则政统之不明耳.
《史论下》借言前四史作者作文作史之失,实际是在言文统、道统与政统之难统一也.
五、总结
在北宋初期大的思想背景下考察苏洵的《史论》,可发现苏洵的思想基本不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方向,他只是以一种纵横家的文风和好发异论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然而当苏洵把这种思想精神贯注到他的史论中时,其所作《史论》就有了重要意义.
他在反思唐人作史的基础上做了《史论》,并提出“史为忧小人而作”,进而把史的地位提升到了经的地位,认为史经互补.而更重要的,他实际上是借“惩劝小人”来提出并深化他的“尊王攘夷”的观念,虽然是受当时思想界的影响,但当苏洵把这样一种思考渗透到对历史以及如何作史的思考中时,就使得他的史论不同于别人而凸显出了独特的意义:“史”在乎政统与道统的统一,而作史则关乎政统、道统与文统三者的统一.
注释:
①苏洵著.嘉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27～242.
②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558.
③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600.
④关于《辨奸论》的作者问题,兹从曾枣庄先生的考证,为苏洵所作.见苏洵著.嘉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笺注.“然考苏王交恶之史实,此文之主旨及风格,当属老苏所作无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73.
⑤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178.
责任编辑:邱文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