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公私合营这个词,可以说是中国独创,是政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方式.在公私合营之前的1952年,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对机关干部而言,内容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向民族资本家的,内容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三反五反,在民间.出现了一个很通俗也很形象的说法,叫“打老虎”.对于各地那些实力比较大,在各自行业中影响也比较大的资本家,就当作“老虎”来打,一直把“老虎”打得趴在了地下,运动就胜利了,随之而来的公私合营也就好进行了.
1.寻找“老虎”傅荣兴
2005年新春伊始.在一次朋友的小型聚会中,时任宜昌市政协主席的李泉先生建议我写写宜昌人福科技的老总李杰.对于写个人我一般兴趣不大,但李泉是我的朋友而且他从没有对我提过类似的要求,况且李杰也的确是个人物.于是,我就答应了.当时在场的李杰却说,不要写我,不要写我.我没有在意李杰的表白,以为只是一种例行的谦虚.
几天后,当我到李杰的办公室商定具体操作方案时,他认真地说,不要写我,要写就写个大东西,就写宜昌药业五十年的历史.
李杰一下子就触动了我的“历史情怀”.当时我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不断地给李杰说着做这件事的种种好处.有些勉强的答应于是变成了十分爽快的约定.我很快意识到我将去做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至少,这件事情在当今中国还没有人去做.
宜昌的制药业起始于1954年公私合营宜昌民康药厂的成立.而代表私方的三家药号,分别是“兴盛祥”、“怡安”和“义安顺”.寻访那三个资本家就成为我工作的题中之义.而在三个资本家中,被批斗最凶的人是“兴盛祥”的老板傅荣兴.按当时的话说,叫打老虎.傅荣兴就是当年宜昌的一只大“老虎”.可这只昔日的老虎已经去世,而他的后人,虽说大多还在宜昌,可我采访的所有老药工们都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几个月后,一位傅姓朋友问我最近在写些什么,我说了正在进行的采访.他说,“兴盛祥”就是他们家族的,他的父亲和傅荣兴是亲叔伯兄弟.这真令我喜出望外,得来全不费工夫啊.他告诉了我傅荣兴一个孙女的工作单位,居然就在离我家不到100米的新民街里.我比较顺利地找到了傅荣兴的孙女.她听说我是写他们家族的历史,也就很高兴地提供了她后祖母家里的.并当场给她的后祖母通了.她的后祖母欢迎我去谈谈.
次日上午,我开车找到了汉宜村五组,依照傅荣兴遗孀在中的提示,找到了她的家.
这是一个干干净净的老妇人.举手投足之间的优雅和从容,看得出年轻时曾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没有跟他享过福,我家里的出身是很好的”.老人还没有忘记她老头子“资本家”的身份.说着“官话”,和我拉起了家常.
傅荣兴的遗孀叫张兴富,万县入,祖父是木匠,父亲是医生.正是父亲的这种职业,使得流落在万县的傅荣兴得以知道这户人家并看中了张家年轻美貌的女儿.
1940年,日本侵略者进攻宜昌.当年6月,宜昌沦陷.傅家的药号撤出宜昌,在恩施和万县开了新的药号.傅荣兴在万县开的药号叫“宝元堂”.1947年,已经42岁并且有了三个儿女的傅荣兴托人给张家说媒.当时,媒人说傅只有36岁,家中无妻.张家的窘迫和傅家的显荣形成强烈的对比.傅家的聘礼极重,民间说是10两黄金.张家应允了这门婚事.六人大轿,宾客盈门,婚事在当时的万县是极其张扬也极为风光的.张家很满意,张富兴自己也感到了做女人的幸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虽说傅荣兴看起来比媒人说的36岁要显得老气,但身体好,为人也谦和,对张兴富总是轻言细语.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子,应当知足了.当张兴富怀上了傅家的骨肉,跟随傅荣兴回到宜昌后,才知道傅家还有一个大房,老公的大儿子比自己还大两岁.后来听人说,当年她在万县出嫁时,傅家的老大就在婚礼现场.
不能说没有一丝遗憾,也不能说没有些许失落,但事已至此,张兴富也只有认命了.
好在傅荣兴没有让自己的小老婆吃亏受气.
好日子只过了六年.公私合营后,傅荣兴到厂里仓库当保管员,每月工资28元.当时,傅的大老婆住到武汉去了――分开了但没有离婚,形式上还是一家人.傅荣兴就把自己的28元工资,分成两份,交给自己的两个老婆,至于两个老婆如何用这点钱养家糊口.他就不操心了.用张兴富的话来说,她家的老头子万事不着急,油瓶子倒了都不会伸手去扶一下的.
可家里的“油瓶”是不能倒的,一家大小六张嘴,要吃,要喝,要活命.张兴富申请到厂里做临时工,打草耙,包装药瓶,有点收入.南正街的房子每月有20元的房租进账,加上一个季度可以从厂里分到20元的定息,这些加起来,勉强可以维持一家六口(当时张兴富已生了四个孩子)人的生活了.
不论是挨斗还是受气,不论是富日子还是穷日子,傅荣兴的生命力总是那么旺盛.张兴富一连给傅荣兴生了七个子女,除了前两个,后面的五个都是在傅荣兴受苦受穷的日子里生的.连他在被当做“老虎”之际,也没有忘了耕耘播种.此人的胸襟和气度,实在不可小视.
可这也就更苦了张兴富.从26岁到65岁,差不多40年里,她不停地在外面找事做.搓绳子、织网子、修下水道,只要是能挣到钱的事,她都做.一家九口人,要吃要活,她不做能行吗
聊的时间长了,老人对我的“警惕性”也就放松了.当我问到她,傅荣兴是一个怎样的人时,她说,“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个好人.从来不打孩子,我有时烦了打小孩时,他总是拦着我.所以,儿女们都喜欢他.”
这是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傅荣兴,那么,作为一个“资本家”的傅荣兴,又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回到五十年前.
2.养虎与打虎
立国之初,政局不稳,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继承的,是一个极其落后百孔千疮的烂摊子.长期的战乱,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1949年与国民党统冶时各类生产总值最高的年份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20％,工业总产值下降50％.194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赤字占2/3.国家为了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增发钞票.人民币发行额,如果以1948年底为基数,到1950年2月猛增270倍.其结果,一方面解决了当时的急需,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造成市场物价的上涨.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风.首先是粮食上涨,然后是纱布跟进,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物价的多次大波动,给人民生活和各项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23、24页)
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经济.政府给予私营工商业者们许多帮助.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提供原料,委托加工,计划订货,收购产品.对私营商业在上给出路,使之有利可图.调整税收负担,工商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调整劳资关系,以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劳资纠纷,不再简单地站在工人一边.
1951年和1950相比,私营工商业户增加了11％以上,生产总值增加了39％,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家所得的利润也超过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
国家度过了执政初期最为困难的三年.
可是,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国家性质不相符的.对于将要进行的“五反”,1952年1月初,主席在一个报告中批示说,一定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
调子定了,各地的“打虎”运动于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3.话说兴盛祥
宜昌地处川鄂咽喉,上控巴渝,下接荆襄,是长江黄金水道上重要的中转码头.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宜昌的城市特色.自中英烟台条约开埠以来,宜昌就成为了长江中上游一个繁荣的商业港口.
上世纪初,一个叫傅喜诚的江西农民被他的老板委派到宜昌,负责药材船上的“中转”工作.这个决定与傅喜诚本人的勤劳肯干有关,但也有老板个人喜好的偶然因素.在湖南湘潭“德厚长”药号,勤劳肯干的人不只有傅喜诚一个人,他被选中作为药号的代表独当一面,也算是他和他的老板有缘,或者说他命中注定会成就一番事业.
1909年,傅喜诚跟随邻村经商的长辈,离开了江西省临江府清江县黄土岗丁皮村,到了湖南湘潭“德厚长”药号当搬运工.当时,他没有也不可能想到他今后会成为宜昌药界的头号人物,离开江西时,他还不知道中国有个宜昌城.他想到的只是谋生,只是能生存下去,能挣几个钱养活家乡的老人,然后是娶妻生子,传宗接代.
在十多个搬运工中,傅喜诚的扎实、勤劳、待人和善,以及魁梧的身材都令他引人注目.老板先派他到四川成都、重庆等地“坐庄”购运药材,相当于后来的办事处主任一类的角色.这是试用,几年下来,傅喜诚干得很好.老板于是委以重任,民国初年,外派他到宜昌码头中药材集散地,当了一方的诸侯.
事情多了,责任重了,傅喜诚更加小心谨慎.十余年下来,傅喜诚除了经营湖南老板的药材中转外,又先后写作技巧了十多家其他老板的中转业务.每年的业务量达到4000多件,所收入的水脚费(运费)及回扣费也颇为丰厚.此时的傅喜诚,滋生了一个男人应有的野心和抱负.总不能一辈子当包工头吧,总得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吧.
1921年,傅喜诚在宜昌东岳庙街(现大南门)开办了“傅济春”药店,十年后,开办了“兴盛祥”.同时,先后把自己的儿子们送到相关的药号去做学徒.至1939年,离家三十年后,傅喜诚终于坐上了宜昌药材老大的交椅.他的五个儿子都已学成归来.他将在宜昌和巴东等地开设的“傅济春”东号、南号、内地会号及“兴盛祥”等七处店铺和五处房产,总计七万多银元的资产,分交给五个儿子经营管理.
“兴盛祥”由大儿子傅荣兴经营.傅家在长达十八年的药店经营中,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理念.在饮用药料的加工炮制方面,选料极为严格,完全选用无虫伤、无霉变的优质药材,质量第一,不计原料的成本和利润的微小.依品种不同,采取洗、浸、润、切、晒、炙、炒等传统炮制方法,使片料的厚薄均匀,色鲜.气香.片料在配方发药时,必用印有该店名及原药材的品名、图形及药性说明的纸各昧分包.出店前需经掌柜人复核无误后,各小包再汇成一大包,并加上筛孔滤药器和盖有店童的写药处方,才能交给写药人.每店都派有专人值班,给夜间的急病患者送药或配发药方.店员和学徒倘有失职、误事或工作不耐烦,或失礼得罪顾客者,轻者警示.重则除名,不论亲疏,概莫能外.
正因“兴盛祥”管理有方,以人为本,故而在宜昌城里,有口皆碑.
鄂西山区土产药材资源丰富,兴盛祥派店员到资蚯、巴东、兴山等地设立庄号,收购、加工、运出各种药材到宜昌本号听用,并利用该号在药材写作技巧转运期间,与各地的乡友药材号挂钩,互通药市行情、时价等信息,便于与川、鄂、湘、两广,江准及上海等地药号形成购运销一条龙的势头.由此,仅巴东、宜昌两地兴盛祥药号在1931年以后的L年中,即获得了纯利计银元10余万元,在当时的鄂西国药业中,称得上资金雄厚,举足轻重.
1940年,日军逼近宜昌,“兴盛祥”药号的业务中心移到巴东县城中心.傅喜诚和大儿子傅荣兴连同家属及部分店员到四川万县开设“保元堂”药号,主要是长途贩销药材.二儿子傅忠兴由于湘潭沦陷,转到津市设立药庄.四儿子傅联兴在秭归,小儿子傅义兴在重庆各自都有自己的药庄.傅喜诚还派人到老河口及河南的“药都”禹县开设药庄.时局混乱,但傅家的药店生意却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冲击.相反,因战乱,人们的用药量猛增,傅家用鄂西本地的药材分运南北及西部,再换回这几处的药材来鄂西销售.业务因之繁忙,傅家的生意再度中兴.可好景不长,时局动荡,物价波动太大,药材好卖而不好写.时常是有价无市.好在傅家人缘广,信息灵通,加之水陆交通便利,并能精打细算,经营有方,故而在动荡中求得了平稳,整个抗战期间,傅家的生意虽没有太大的进展,却也没有萎缩.
1946年春,“兴盛祥”药号在万县的两药店由傅荣兴之子傅仁和接手经营.傅仁和时年22岁,是傅家第三代中的长子.傅喜诚及长子傅荣兴等人回到宜昌,在二马路恢复了“傅济春”药店.同年10月,在二架牌坊(今新民街)接写了“元昌药材号”全部的药材、药柜、药栈后,仍挂牌“兴盛祥”,开业庆典时鞭炮轰鸣,贺者如云,让古老的街道着实热闹了一回.
此时的“兴盛祥”,已有员工28人.业务为国药批零兼营.多年的积累,“兴盛祥”有了别家药店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它直接从各地庄号和鄂西山区购进药材,批发价比较低廉,加之拆抖干净,发货迅速,在宜昌国药界,生意最为兴隆.同时,利用电讯与各地庄号联系,兼营桐油、红糖、榨菜等写卖.
4.怡安和义安顺
与“兴盛祥”同组民康药厂的,还有“怡安”和“义安奏顺”两家药号,而其中股本最大的是“怡安药材批发号”.
“怡安药号”的老板为张体民,又名张业星,江西清江人,13岁时跟随族人到四川巫溪县(今属重庆市)“大宁场中药材行”当学徒,从底层干起,当过药工、伙计、账房、业务总管.由于勤奋好学、刻苦耐劳,他很快具有了熟练的专业技术和经营之道,加上待人诚实和善,以及高大的身材,使他成为同业中的佼佼者.
1920年左右,张体民被药材行选中作为业务代表,先后辗转于成都、重庆、万县、巴东等地,最后定格在宜昌,“坐庄”购运药材,并写作技巧了多家其他老板的中转业务,收入颇为丰厚.此时的张体民,已娶巫溪当地家境富裕的刘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家资殷实,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资本.不甘久居人下的他,萌生了自己开店当老板的强烈愿望.
1930年,张体民与关怀亮、沈子良、丁建屏在宜昌合股开办了“宜安药号”,专营中药材批发,原址在宜昌城区鼓楼街面江右手处(现宜昌市西陵一路三峡建行处).四人均为江西清江人,并且张体民与关亮怀的妻子、沈子良均为姑舅表亲.开办之初,药号资本分为16股,关沈二人共占12股,张丁2人各占2股.因关怀亮多病,而沈子良又为中药材业的外行,属一书生,只知吟诗写字(解放前后均为武汉知名诗人与书法家),且在武汉也投资办有中药材号.故委任张体民为经理,全权在宜昌筹办与经营宜安药号.1932年,关怀亮病重回故乡,不久在江西病故,药号改组为其余三人合股,沈占8股,张占6股,丁占2股,仍以张体民为经理,与丁建屏联手全权经营.
正当宜安药号的发展蒸蒸日上之时,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日军进而逼近宜昌,宜昌商界纷纷向后方转移.1939年下半年,宜安药号解散,三位股东资产分家.在分家之时,张体民却做了一件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即用分得的现银购写了位于宜昌鼓楼街宜安药号对面的“德懋隆中药材大药号”的房地产.
德懋隆的老板张荣生,江西清江人,与张体民为同族中人.其药号曾资本雄厚,为宜昌之名牌大药号,批发中药材,仅其店铺占地就近5亩之大,并有三层楼房的临街营业大厅.但宜安药号兴起之时,正系德懋隆中落之始,其老板张荣生主要败于二事：一是抽、吸毒不管正事,任其管事(亦姓张者)当家,管理混乱,偷盗常出,加之本人带头拿钱不记帐,其他人则浑水摸鱼；二是妾多,仅宜昌就有七个,众妾争相浪费,挪用资本,偷盗货物,甚至拐带高级药材外逃.至1939年,张荣生已无力继续经营,便准备出卖店铺逃难.
此时正值宜昌沦陷在即,谁也不愿意用现银去购房产.张荣生找到了张体民,求其务必帮忙.张体民为人的义气和大度早在同行中享有不错的名声,危难之际对同族人的央求决不会置之不顾,加之当时房产作价比较低,张体民也有赌一把的意思,于是便不顾众人的反对,毅然成交.战乱时张体民的运气不坏,日本人对宜昌进行过狂轰滥炸,原宜安药号就被夷为平地,而他的房产却完好无损,这为他以后兴办怡安药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得同行们为他的远见卓识大为佩服.张本人在得意之际也免不了滋生出几许高傲和自赏,这是后话.
宜安药号解散后,张体民与丁建屏合伙,先是在宜昌三斗坪开设药号,生意尚是红火.但随着1940年6月宜昌沦陷,日军对抗战前线石牌及其周边狂轰滥炸,药店无法经营,两人只得再退至四川万县,在临近船码头的繁华处二马路开设“益安药号”,批零兼营,贩销药材.张为大老板,丁为二老板,抗战时期,万县人口猛增,人们的用药量也猛增,加之张体民的药材生意起家就在川东,人缘熟络,渠道畅通,很快使自己的药店在万县小有名气.虽然生意不及原在宜昌的大,但也可称繁忙,业务得以延续,并且也圆了张体民自己当第一老板的梦.
1945年9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宜昌也得以光复.张体民在得知自己在宜昌的房产完好无损的情况下,便在万县委托卢某为经理,继续经营“益安药号”.而自己则抽带资金,邀请丁建屏于1945年10同返宜昌,开始筹办“怡安药材批发号”,专营中药材批发.1946年1月药材号开张营业,成为宜昌城光复后首家开业的大药号.开业庆典时,贺者如云,热闹非凡,成为当时宜昌城家喻户晓的最大盛典.
1949年7月,解放军占领宜昌.随即“怡安药号”也建立了店员工会.尔后的三年里,在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下,经过劳资双方的团结合作,“怡安药号”的经营也的确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红利以2亿多元到4亿多元逐年递增.最后其资产,包括房地产已达到近20亿元.与此同时,万县的“益安药号”也经营得红红火火.此时的张体民,再次为自己远见卓识,不去香港而选择留在国内而自赏.
“怡安”的经营范围和方法与“兴盛祥”大同小异,在建国初期宜昌的经济发展和市繁荣场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参与民康合营后,该店所在地既是民康的批发地,也是公私合营民康制药厂由“商转工”的基地.当时有雇员17人,店职员和学徒都是江西清江县人,大都是凭亲友关系介绍入店的.
“义安顺药材批发号”,是原宜安的股东沈义良、沈子良兄弟会同原在宜都县开设“同顺药店”的聂玉老板,于1947年在宜昌学院街10号合资开设的.其资本为4股,其中沈义良2股,沈子良和聂玉各1股.委托聂玉为经理,负责药号的经营.其方法和手段与上两家药号相仿.此三家药号之所以能在宜昌名列前茅,与其经营理念是分不开的.商家成功之后,才能真正体会到“顾客是上帝”这句真言.
“义安顺”至参加民康联营时,实有资金3.69亿元,有雇员15人,主要的店员和学徒也都是清江县人.
5.店员王学武
宜昌药业的老职工们对我说,你要写宜昌药业五十年的历史,有几个人你是不能不写的.他们对我说了王学武、庄福荣、王才常、李杰等等.其他的人还不到出场的时候,我们暂且依时间的顺序,让他们一个个亮相好了.
先说店员时期的王学武.
王学武的祖籍是江两,这是他能够进“兴盛祥”的最基本的条件,宜昌城内大些的药号,都是江两人开的,而且他们的行规中有一条,那就是店里只能用江西人.为什么江西人开药号的多这就要追索到明清之际了.六百年前,一场大的瘟疫曾在江西蔓延,江西人不少移民到了湖广.生死的考验让他们意识到药材的重要.世代相传,江西清江、樟树等县的人,和药材打交道的就特别多.当然,王学武能进“兴盛祥”,除了他是江西人外,更为重要的是,王的外祖母家和傅荣兴有比较特殊的关系.
王学武的外婆家也是在宜昌开药号的,号名“同泰和”.在上世纪30年代的宜昌,也是一家叫得响的店铺.王的父亲曾是“同泰和”的学徒,老板看中了他收他做了女婿,这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具体情况就不必细说了.都是江西人.也都是做药材生意的,“同泰和”的老板聂公和“兴盛祥”的傅公自然也就认得,不仅认得,而且走得也比较近.聂公的女儿,也就是王学武的母亲,她叫傅荣兴大哥,正是依了这层关系,由外祖母“担保”,王学武不仅进了“兴盛祥”,而且很得傅荣兴的信任.
本来,王学武是用不着到“兴盛祥”去打工的,毕竟,他自己也是药店老板的后裔.王的祖父在都江堰替一家药号收购药材,相当于现在的办事处主任.当时的风俗,男人是可以三妻四妾的.有了几个钱的王老先生在都江堰娶了二房.当时,正值抗战时期,王的父母也寄居在祖父家中.后祖母对前妻的儿子不好,这又是一个老掉了牙的故事.王学武的父母在都江堰呆不下去了,只有转而去投靠岳丈.此时的聂公也避难在奉节.本来,聂公的生意不错,但他好一口,这玩意儿是沾不得的.沾了,你就是有万贯家财.到头来也只能是人财两空.日本人打来了,“同泰和”顺势关了门,聂公一家逃难到了奉节.
1942年,王学武的外公客死奉节.办完了外祖父的丧事,王学武的父亲在江西老乡的帮助下,也开始独立做生意.他在宜昌的三斗坪进了一船货,准备运回四川.在装船时,王学武的父亲嫌船不干净,就换了一条船.这样就耽误了一些时间,当天就不能起航了.在等待起锚的那晚,王学武的父亲心情激动得不能入睡,头一趟生意就做得如此顺利,看来,王家是有希望的.
次日,日本人的飞机对三斗坪大肆轰炸,王学武的父亲和一船货全部沉入了江底.那年,王学武只有10岁.
父亲的死改变了王学武一生的命运.如果王家的生意做好了,做大了,王学武继承了家业,后来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决定的.
1945年,抗战胜利,王学武随外祖母和姨父一起回到了宜昌.外祖母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炸掉了,王学武和外祖母只有寄居在姨父家.姨父是卖书的,王学武就在书店里打杂,那年,他13岁.
三个月后,在外祖母的“保荐”下,王学武进了兴盛祥.13岁的学徒,只能打杂,那就是扫地,写菜,工资是一斗米.王学武好学,晚上习字,跟师父们认药材.一年后,王学武上了柜台,跟先生们学抓药.他没有到仓库下力而直接去学技术,这主要是沾了他外祖母的光.
1949年前,王学武在“兴盛祥”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除了站柜台,王学武每月都要在外收账几天.和现银打交道,不是亲信,老板是不会放心的.所以,当年的药工们,都以为王学武是傅荣兴的干儿子.很多人都这么说,我问了王学武本人,他说,没得这个事.不过,傅老板很信任他,这是事实.王学武本人干事也是十分认真的,对老板,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往返,从未出过差错.
王学武个人的待遇,除了老板管吃喝外,每月还有4斗米(60斤)的收入.这于一个17岁的青年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1949年7月中旬,宜昌城里城外炮声大作,攻城部队的大炮震得“兴盛祥”药号的墙壁都在抖动.王学武情急之下,躲在一只大药箱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开门一看,屋外的地上,睡满了解放军.
17岁的王学武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一种新的历史场景让这个敏感的年青人依稀看见了一种新的生活.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但会朝着什么方向变呢
6.积极分子王学武
1949年8月,一天黄昏,一个身着军服的人进了“兴盛祥”.药店大堂里的光线已经暗了下来,当值勤的先生看清来人是个军人时,心里头少不了有些惊讶.先生热情问候,军人却说是来找王学武的.这下店堂里所有人都有些惊讶了.王学武却兴奋得不知所措,他并不认识这个军人.军人作了自我介绍,说他是人民解放军二野的一个班长,河南人,叫樊俊奎,来约王学武去看戏的.
王学武当然愿意去看戏,他更愿意的是交上一个接管了宜昌的解放军朋友.他请示了傅老板,傅老板无话可说.也只能同意.
当王学武和那个军人走出“兴盛祥”的那一刹那,傅老板傅荣兴心里头会是什么感受呢王学武瘦小的身体在他的眼里变得高大了,这个17岁的青年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是他兴盛祥里能干大事的角儿.也许,他会庆幸自己没有亏待他,对他不薄.私下里,傅老板对自己做人还有几分的自许吧.在给故人面子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了面子.当然,傅老板心里也可能滑过一丝不安,多年行走江湖的经验让他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有谁知道呢历史总是藏在深处给人无穷的想象和诱惑.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多少印证了傅老板44年的人生阅历是一部学问深厚的大书.
总之,王学武从“兴盛祥”灰暗的店堂走出去的那一刻,是“兴盛祥”历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细节,是傅荣兴人生逆转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契机.
17岁的王学武想的并不多,他只是好奇和兴奋.年青人向上的热情促使他渴望生活发生一些变化.
解放军班长是个党员,他是奉党组织之命来培养王学武的.
班长带王学武到致祥路“乐安戏院”(现京剧团所在地)去看新戏.全是解放军二野和四野文工团演出的革命戏,比如《白毛女》,比如《刘胡兰》.在看戏的过程中,班长还不失时机地给王学武一些浅显解说,一些阶级斗争的观点.班长力图让王学武明白,他是工人阶级的成员,而他的老板,是资产阶级一分子,资产阶级是靠剥削劳动人民起家的.
《白毛女》和《刘胡兰》的生活离王学武非常遥远,从情感上,他很难和她们沟通也很难发生共鸣.班长那些理论,王学武也似懂非懂.但有一点他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被人看重的感觉真好.新政权看重我王学武,我为什么不识抬举没有这个道理.做人也没有这个道理嘛.
王学武虔诚的心态也让解放军班长有一种成就感.事情就在双方都感觉良好的状态下悄然地进行着.那几次看戏的经历对王学武一生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当然,他只有17岁,从戏院出来时,他还是忘不了朝戏院对面的“莎乐美”多看几眼,他听师傅们说过.那是宜昌有名的妓院.
几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樊班长随军到前线去了.他离开宜昌时来和王学武告别,王学武有些依依不舍.他走后不久,来过一封信.出国参战后就失去了联系.“他多半是牺牲了”,五十多年后,王学武不无遗憾地对我说.
1949年9月,宜昌店员工会成立,王子才任主席.这个后来当过宜昌市委书记,整过人也被人整过的员,成了王学武的入党介绍人.王学武也因而成为接管宜昌后最早吸纳的党员之一.王学武对王子才也是心怀感激的.虽然几年后,他沾了王子才的光,被另一个市委书记点名关进了牢房,他还是感激他.
1949年底,宜昌药业工会筹备组成立,王学武成为筹备组的成员.次年药业工会成立时,王学武成为了几个负责人之一,名为组织委员.兴盛祥的店员在药业工会任职的,就王学武一个人.
7.批斗傅荣兴
傅荣兴意识到王学武的变化.他不好问王学武在外面参加了一些什么活动,但他关注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王学武.现在不是傅老板要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来关照王学武了,而是相反,他希望王学武能念及昔日的好处多多关照他这个风雨飘摇中的药店老板了.傅是个生意人,生意人表达爱意和讨好的方式总是简单明了.1951年年关一过.所有员工的工资都长了不少,一个月52块.王学武也拿这个钱,一个19岁的青年,当时有这样的收入,可以说是高薪了.
1950年到1953年这三年中,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是扶持的方针.所以,兴盛祥的生意在这三年中仍然是兴旺和发展的.
在此背景下,王学武参与领导的宜昌药业店员工会,可王学武是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是培养的对象.听党的话,站在党一边,对王学武来说,是绝对高于对傅老板还情报恩的.
1952年春,党号召对资本“五反”运动.任务布置下来了,王学武就召集兴盛祥店员工会的四个骨干成员(王学武、杨汉仁、傅世发、孙思贤)奋战一夜,揭发傅荣兴的违法乱纪事实.这四个人在兴盛祥也是骨干.杨汉仁是会计,管账；王学武经手,相当于出纳；付世发管码头上的货运；孙思贤是前台先生,这四个人加起来,兴盛祥还有什么事情弄不清楚呢！但他们找来找去,傅老板和上面说的“五反”内容都不沾边.可这样不行啊,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算什么积极分子呢到了下半夜,还是杨汉仁发现了问题.傅荣兴店里,不是存有两个国民党官员的钱吗这不是“官僚资本”又是什么呢官僚资本是应当没收的,是国家的财产.傅老板这下正好符合“五反”中的一条：盗窃国家财产.这下提醒了王学武,钱是他收了交给账房的.傅老板给人家打了收条的.这两个国民党官员,一个叫顾我,为国民党鄂西管区司令；另一个为胡承志,这人官不大,当个什么主任.加起来占傅老板现有全部资本的多数.这两个国民党官员的私人财产和“官僚资本”是不是一回事,现在自然有不同的说法.但在当时,只要沾了国民党的边,要没收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但傅荣兴坚持说,这两个人的钱,他已经退还给他们了.在解放之前,这两个人要跑,就把钱提走了.可宜昌药业工会根本不认同傅老板的说法,他们要傅老板作证.这个情况,其实店里很多员工都清楚,但谁敢为一个资本家作证呢
2005年4月19日,民康的老工人傅坤兴在给我讲到这件事时,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笔钱傅老板退给那两个人了.可当时没有人敢给傅老板作证,他是资本家啊！
王学武把这个情况给上级工会汇报了.药业工会的党组织经过反复考虑,没有从兴盛祥提走这笔,如果提走了.兴盛祥就可能关门.这于当时大局的稳定,市场的繁荣和工人的就业是不利的.但从账面上将它划为了宜昌市政府的财产,后来公私合营,这一部分财产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公股”.
但上级指示,既然傅荣兴有这样的事隐瞒不报,就是和政府作对.为了把宜昌药业的“五反”运动搞起来.就应当从大老板傅荣兴开刀.
南正街兴盛祥老号,当时成了宜昌药业工会的办公所在地.斗争傅荣兴的大会,就在这里进行.
斗争会上,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叫傅明兴的人,也就是傅荣兴的叔伯弟弟,冲上台去,打了傅荣兴一耳光.傅明兴打后还大声叫喊说,你这个剥削人的资本家,你放老实点！
傅明兴一家都得到了傅荣兴的照顾.傅明兴的爹,也就是傅荣兴的叔叔,在店里白吃白喝.他的哥哥.也在店里白吃白喝.店里员工叫傅明兴的哥哥为“六爷”.六爷爱逛窑子,每次出去,就在柜台上支钱.六爷交了个尼姑,尼姑在店里抓药,柜上都明白,是要记在六爷账上的.傅荣兴还资助傅明兴在北门开过一个小店,因经营不善,垮了.
傅明兴那一记耳光打在傅荣兴的脸上,寒在了兴盛祥的所有员工们的心上.这是傅明兴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他本来是想表现积极一些,和资本家亲戚划清界限,好加入工会,也成为一个政府相信的人.
比傅荣兴更遭殃的是聂玉.他自己被斗不说,他的老婆也跟着挨斗,而且,开批斗会时,药业工会的人还将聂玉的老婆反捆,背心还压一块大石头.2005年4月18日,老药工、老党员张文彬对我说起这事时,还对当年那个捆入的人表示了自己的义愤和蔑视.
斗过几次后,傅荣兴还是那个样,不哼不哈,既不反抗也不认罪.上头认为这样不利于“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就以勾结国民党官员的罪名,将傅荣兴关进了监狱.
在傅荣兴被关进去的半年中,兴盛祥的生意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卖了药,收了钱,该进账的进账；进了货,该付钱的付钱.没有人乱用一分钱,也没有人把工作不当事做.一方面是有药业工会的人在那儿看着,更重要的是兴盛祥的人个个都爱岗敬业.老板管吃管喝,还按月发钱,工资还年年上涨.为什么不好好干！
半年后,国家宣布“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傅荣兴也就无罪从牢里放出来了.
8、张体民之死
过于自信的张体民却没预算到自己的大限将至.
1952年春,“五反”运动开始了.任务布置下来了,由于怡安药号在宜昌药业界的显赫地位,自然被宜昌药业工会列为运动的重点.运动开始,先是对老板进行抄家.张家被查抄去黄金细软等贵重物品,说这是资本家剥削所得,理应没收.继而在药房内发动员工揭发大老板张体民剥削工人,违法乱纪的事实.但是几经周折,却始终找不出张老板犯“五反”中所列的罪行,这样运动也就很难深入下去.这时,有人提到了张体民的资产中含有宜昌江西清江药帮“集贤会”的存款.
宜昌江西清江药帮“集贤会”的存款,是指按江西药帮的行规,凡来宜昌城江西入的药店中打工者,每人必须到位于铁路坝的“江馆”中交纳会费,会费数目为五斗米的钱,约为入会者一个月的工资.否则,各药店不能录用.这笔钱长期在江馆都设有专人掌管,“集贤会”也时常将其借贷出去孳生利息.
说张家的资产中含有“集贤会”的钱,只是一种推测.至于“集贤会”存款的去向,非要说是张体民侵吞了,药业工会也拿不出任何证据.因为张体民曾在江西会馆中任过职,也曾向“集贤会”借贷做过生意,就说会款为其占有是强辞夺理.当时工会的人说此事是1942年发生的,试想1942年宜昌城已沦陷,那时张体民早不在宜昌,“集贤会”也不复存在,更显得“侵吞”一说破绽颇多.
由于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而张体民又始终不承认占有集贤会的钱,斗争张体民的大会不断升级,以至于有些工人反倒表现出对张的同情,例如有一个杨姓工人口头流露出同情之意,立即被工会认为是立场不坚定者而不准其参加工会的活动.如此下来,上头认为这样有碍于“551反”运动的深入开展,于是就将“大老虎”张体民关进了监狱.
张体民被关后,多次提审仍不肯承认占有“集贤会”的资金.一个多月后,张在牢中卧床不起,并开始吐血.于是监狱派人通知张氏家人,让他们找药业工会出面具保,放张体民回家治病.张被放回家时已是生命垂危,时常处于半昏迷状态,不断唠叨着自己不欠“集贤会”的钱.张家虽尽全力抢救,但因当时处境的限制,终究回天无力,10多天后,张体民病死在家中.
1952年8月,宜昌法院判处“怡安药号”偿还药业工会人民币290164376元(即集贤会的存款,旧币),当月归还4000万元.1954年2月又归还250164376元,同时按怡安原有股本计算一年零L个月的红利232645153元.这样药业职工会先后总计从“怡安药号”划走522809529元,当然也全部是从张体民的资产中划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计算红利的方法,是将张家的房地产不作为资本计算的,如此计算下来,划走的红利率按年计算,竟高达50.63％！这样下来,张家的资本除去房地产仅剩下2.94亿元,丁建屏的资本为2.25亿元,这也就是两家后来公私合营的资本.
1953年12月,“怡安”、“兴盛祥”和“义安顺”三家药店联营在怡安旧址挂牌成立“民康药材批发号”,开业之际,三家药号的职工合影,而作为私股最大的张家却被排斥在外.
1966年,参与入股合营的资本家的定息取消.张家的房产,也就这样“和平”地消失了.
9、民康药厂的成立
1952年8月,主席在全国政协第38次常委会说：“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天下大定的涵义是十分清楚的.从政治上,巩固了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经济上,加强了国家政府的财力.
当然,“五反”刚结束时,各地成品积压,市场萧条,经济停滞.从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还为时过早.
次年,也就是1953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之后,国家出台了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1953年的10月,先从粮食开始,继而是食用植物油、棉花棉布,都实行统购统销.在商业领域,规定私营商业只能零售而不能搞批发.
以批发药材为主的“兴盛祥”、“怡安”和“义安顺”三家药材号面临着生存的困难.宜昌市政府通过店员工会不失时机地提出,以公私合营的方式来经营三家药材号.
宜昌药业界公私合营的过程既复杂又简单.说它复杂,是因为这三家药号的老板无一例外地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想斗争.要他们放弃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才打拼下来的家业,要他们交出自己的产业来给别人经营,无疑是痛苦的.说它简单,那就是当时的形势是明摆在那里的,他们就是不想合营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宜昌当时有大大小小的药店30多家,政府点名排名最前的三合营,那是看得起这三家药号.是一份荣誉,你不珍惜是不行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此乃商家之大忌出也.
被“打”痛了傅荣兴从牢里出来不久,心里头明白只有跟走才有出路.
追述三家私营老板联营的过程,我们发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首先,是宜昌市工商局让三家药店自报歇业.歇业后,先是由三家药号里的工会代表来商谈联营的问题.王学武代表“兴盛祥”,胡瑞金代表“义安顺”,张礼甫代表“怡安”.他们三个有了初步的合营方案后,各自给自己的老板通报.再才由三家老板傅荣兴、聂坤玉、丁建屏进行接触.而三个老板,其实也只是重复三个工人代表的意见而已了.
三家联营的名称为“民康药材批发号”,1953年12月25日在鼓楼街(怡安旧址)挂牌开业.关于“民康”这个名号,最早由傅荣兴提出而得到另两家及公方代表和劳方代表的认可.参与联营筹备的劳方代表胡瑞金对我说,当时讨论名号时,他就认为,“民康”不错,“民康”蛮好的,人民健康嘛.
1954年月1月1号,三家药号的职工共59人在天后宫(鼓楼街怡安旧址对门)照相留影,以庆贺民康的成立.照片上是60人,其中有一个人带了自己的儿子参加.
当时的民康还是个联营的药材批发号,但宜昌市政府的用意是要把它转变成一个“制药厂”,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商转工”.
虽是政府行为,但从形式上,还要商家们自己写申请来争取.请看申请书全文：
义安顺
事由：为了发展业务要请公私合营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由
我等经过了国家总路线的学习,明确了私营工商业只有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才是光明大道.我号于本年元月一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由怡安、兴盛祥、义安顺三家单独企业合并成立“民康药号”一月以来,以对于组织经营不断有所改进,并正筹备设制药厂添设新药批发业务等,现为更进一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令申请要求：政府准予参加公私合营以期有所领导得以稳步走入社会主义工业化.
(一)怡安1942年该(原文如此)药业职工会一笔存款.1952年五反时间经法院判处就逮偿还人民币290164376元(旧币,1亿元也就是1万元.下同.),同年8月份只归还人民币4000万元,当职工同志照顾业务允于从缓归还.现已逾期一年有余.我号近已合并.理应提出归还此笔赔款.最近职工会提议,该笔赔款在怡安账内周转一年有余,必须按照怡安原有股本计算应付红利人民币232645153元.除52年已归还之外应再还人民币482809832元.该款可作公股以资公私两利并藉以扩大业务作自有资金328484521元.
(二)兴盛祥有解放前反动派官僚胡承志存有我号桐油8万斤,息油1万斤,又顾我存有黄金29两,光洋1千元.五反时52年5月经人民法院处理人民币429500000元.在当时,我号资金不敷偿还,该账承蒙政府照顾迟延至今.我号业务已合并,理应归还政府.51年底兴盛祥资金320000000元,其支店傅济春资金38000000元,其大伦(原文如此.“其大伦”疑为“其他”之误.)资金40000000元,共计人民币398000000元.经过一年另七个月的周转获人民币200520000元.如偿还政府429500000元,还余资金173700000元.特此报请政府处理.
(三)义安顺52年五反运动时判决退财补税人民币10527340元.当时我号经济不灵,蒙政府照顾未提现已逾期一年有余尚未缴纳.今按照企业红利计算计应归退补人民币15953848元.自有资金306446152元.
以上资金应归公部分有9279136~元.私股资金部分有808980673元.如兴盛祥632000000元全部归公,则共有公股资金1001960000元,而私股则计有资金603780000元.此情有关资金之划分候政府决定后.严格核给重建账户.此具.
谨呈
宜昌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鉴核速予批准公私合营为祷
民康药厂筹备处
原 怡安经理 丁建屏
兴盛祥经理 傅荣兴
义安顺经理 聂玉
(全文引用,一字未改,但原文多处无标点,故增加了一些标点符号――作者注.)
筹备处的公章和三个老板的私章赫然在列.
虽然有私营老板的署名,但文本肯定不是出自于他们之手.筹备处虽有他们参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公股代表肖焕章和工会代表王学武.我把文件原文给王学武看了,他说,内容是我们审定的,这个字好像是黄兴华写的.当时他给我们刻钢板,字写得不错.上报的文件基本上都由他来抄写.
合并成立民康药厂时,股份的计算方法是按报告中的第一种资金情况计算的.很显然,没收“兴盛祥”全部的资产以充公,实在是说不过去.宜昌当局的政策水平,是要高于民康筹备处的几个积极分子的.依第一种资金情况来计算,当时企业共有资金16.46亿元,其中公股9.05亿元,占企业资金的54.97％,私股7.41亿元,占企业资金的45.03％.
另一份呈报宜昌市人民政府的申请书由筹备处署名,内容简单,没有以上各药号的资金情况,此处不再赘举.
民康成立后,即1954年3月,有一个关于分工的上呈报告.辑录如下：
为呈报私股代表及经理分工希予批示以便遵照由
根据民康的经济性质实属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理应有公私股的代表形式以适应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因此,于本月二日,私股三人协商,推选聂玉先生为私股代表(经理),并经公私股双方及工会代表同时邀请市工商局周同志参加协商会.私股三个一致同意推选公股代表为正经理(或第一经理),私股代表聂玉先生为副经理(或第二副经理).有关经理室的工作也作了初步和分工.在建厂初期,由聂玉掌握建厂,肖焕章领导全盘工作.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是发动工人开展业务,大力支持建厂.有关业务工作须经过公私双方详细研究取得同意后一致贯彻执行.以上初步协商意见是否有当请予批示为盼.
公股代表 肖焕章
工会代表 王学武
私股代表 聂玉 丁建屏 傅荣兴
报告是写给当时的宜昌市人民政府人事科的,抄送给财政科、工商局、企业公司、贸易局等四个单位.
从以上两份文献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民康成立起,在企业中,私人资本家们开始退居次要或者说从属的地位.国家通过公股代表的方式并经过工人代表这个中间层,在企业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我们还注意到,在私股中本来实力最为雄厚的“怡安”的大老板张家被排出在外,而“兴盛祥”老板傅荣兴排名最后,实际上已经淡出了民康筹备期间的管理.当民康完成了“商转工”以后,傅荣兴在厂里仓库当保管员,除了拿一点利息外,每月只有工资28元.
三家商号的老板在民康成立后,各自依据股份的多少,每月从厂里拿固定数额的定息.从第一份报告中我们知道,“怡安”股份第一,“义安顺”次之,“兴盛祥”因“官僚资本”的剥离反而最少.傅家每季度只拿20块钱,而张家每季度却能拿到146元.当时说好是“20年不变”,十年后,1966年,开始,厂里又动员资本家自己写申请放弃利息,说那是剥削.
公私合营从1953年底开始,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全部完成.先由部分商家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三年多的时间,中国“和平”地消灭了资本主义.
(节选自胡世全的长篇报告文学《药道――宜昌制药业五十回顾》(暂名),该书将于明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本刊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 毛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