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更新时间:2024-02-08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3212 浏览:106247

摘 要《全唐诗》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大量搜集、完善了唐代的诗歌.借助于这一版本,我们不仅了解了唐代诗歌的全貌,也发现了蕴藉于《全唐诗》的音乐美学思想.本文拟从孕育唐代诗歌音乐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入手,针对《全唐诗》的音乐美学思想展开论述,认为《全唐诗》音乐美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和谐”.

关 键 词:《全唐诗》和谐音乐美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唐代更是诗歌的盛世.唐诗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是前所未有,因此后人对于唐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在康熙皇帝的指派下,由江宁织造曹寅主持编纂了《全唐诗》.由于此版以季振宜编写的《唐诗》和胡震亨编篡的《唐音统签》作为校勘底本,使得全书得以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编纂完成.这是一次诗歌发展史上的盛事,为后人全面解读唐诗的历史面貌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全唐诗》对于唐代的诗歌进行了有效的整理、辑录,虽然后代学人对于这一版本在编纂内容和作品序次等诸多方面多有诟病,但《全唐诗》仍旧可以算作较有价值的文献资源.因此,借助对于《全唐诗》的分析,笔者认识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

一孕育唐代诗歌音乐美学思想的文化背景

唐代是中国文学的极盛时代,无数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传唱千古的佳作,他们为唐代诗人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文学实践经验,同时也为建构起绚烂多姿的唐诗体系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及其文艺理论,都是结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诚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研究唐诗、理解唐诗就必须要从唐代社会独特的文化话语入手,只有厘清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审美趣味和精神诉求,才能真正理解唐代诗歌中所蕴含的音乐美学思想.就唐代社会而言,李渊、李世民父子开创的大唐帝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和豁达.作为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统治者,李氏父子不仅表现出汉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他们更是身体力行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在他们的提倡和鼓励下,唐代诗坛先后涌现出“初唐四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等一大批杰出的诗人.据《全唐诗》记载,有名有姓的诗人多达22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总计诗歌有五万余首.作为表现人类精神世界复杂情感的两种最为重要的形式,音乐和诗歌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二者在经历漫长的发展、演变、融合后在唐代达到交融的极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二者对于揭橥、表现人类的情感世界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根据情感强弱的程度,都最终指向了“言志”的审美诉求.在经历了“四声”的精研,以及历代文人对于诗歌声律特征的关注、研究后,唐诗中蕴藉的音乐性特征最终走向了成熟.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唐诗中开始大量出现“歌诗”,诗被作为唱词谱成乐曲开启了“诗”与“歌”结合的新高峰;其次,为适应和满足演唱的需要,诗人在创作时主动选择适合入乐的题材和内容,必须《全唐诗》中的燕乐、相合、凯乐等无论是在数量或质量上都大大超越前代.催生这一状况的深层社会因素正是唐代社会独特的文化背景,“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由此可见,文化背景对于唐诗的影响要在对比中去发现,文化背景的解读也要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去认知.

开放的社会风气、强盛的综合国力、繁荣的经济贸易不仅为大唐帝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也包容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唐帝国在经过初期的“休养生息”后逐渐走向强盛,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国力的强盛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支撑,为满足上层统治阶层和士大夫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唐帝国对于大量涌入和前代存继的少数民族音乐采取了开明的政策.“在唐太宗时期,形成了‘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以后,唐代音乐又发展为立部伎乐和坐部伎乐.唐代音乐管理机构日渐成熟,包括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等部门,异常复杂庞大.音乐演奏家数量众多.演奏音乐的乐器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为适应高水平音乐演奏的要求,在唐代音乐繁荣的条件下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

二《全唐诗》音乐美学思想的核心

唐代诗歌的高度发展,及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实现,是经过长期酝酿的.这一过程,可以上溯至隋代.隋朝短暂的统一不仅继承了前代的版图,也为隋代诗歌的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齐、梁遗风成为新的文学发展的桎梏,不仅体现在文章的严重骈偶化,也表现在诗歌缺乏刚健的内容和审美的情感理想.同时,这一时期的音乐也多为郑、卫之声.唐初,在大力兴修前代史书的同时,齐梁文风也成为改革的重点,而文人士大夫对音乐之美的诉求也逐渐回到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中.

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主张,明确表达了斥“郑卫之声”的审美标准后,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音乐的情感判断就一直定位于“和谐”之美.同时,雄踞中国传统社会达数千之久的儒家文艺美学思想也明确提出了“中正平和”的审美诉求.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乐记乐本》篇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对音乐的基本认知状况.《乐本》篇的作者为“乐”与“心”之间的联系构建了桥梁,不仅说明先民对于“乐”的认知,也体现了他们对“乐”之于人的愉悦、教化功能的重视.当欣赏者聆听音乐时,“心”所反映的正是人的性情,他能否以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获得审美的愉悦与乐曲本身存在的必然联系.因此,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中庸平和”在塑造完美人格的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音乐的审美取向.

唐代文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们或居于庙堂之高聆听钟鼓之乐,或处江湖之远唱响山林之乐.在文人雅会之中、在抚琴独奏之时,音乐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成为唐代诗人生活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些诗作的分析入手,我们可以看到,音乐自身就要求以‘和’为标准即以和乐为最终目标.这体现在音乐的外在形式,音乐作品自身,音乐的演奏和乐器诸方面.”作为对于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特定时代生活方式、精神世界展开深入思考的历史产物,作为对于唐代文人历史的追忆、现实的困惑、未来的担忧进行理性思索的精神结晶,作为对于一个民族心灵史的叩问、生活史的追溯、生命史的观照获得的理性思考,《全唐诗》所展现的音乐美学思想在唐代文人对于自我面临的现实生活的感悟.当我们站在文艺创作的理论高度去审视《全唐诗》蕴含的音乐美学思想时,不仅认识这一研究将有效推进当代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也将使具有浓烈时代特征的唐代文学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三唐代诗人的音乐美学思想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我国音乐大发展的时代,在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国内各民族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各民族间音乐的交流、融合也更为普遍;同时,由于中外人员往来的频繁,外来音乐也为我国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营养成分和借鉴;加上唐代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这一切都为唐代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其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关于唐代音乐的美学思想,尤其是关于唐诗中蕴涵的音乐美学思想却没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在唐代,很多诗人都曾将“琵琶”写入诗中.例如:李峤“本是胡中乐,希君马上弹”;陈叔达“本是龙门桐,因妍入汉宫”.诗人们以琵琶作为自己吟咏的对象,表达着自己对音乐的理解.“琵琶弹奏的音乐美学意蕴以悲为主,听琵琶幽咽低回的音乐,总让人思绪万千,一股莫名的忧悠、悲恨、黯然伤神的感叹油然而生.”同样是以琵琶入诗,白居易创作的《琵琶记》是唐代文人以音乐活动作为诗的描写对象的杰出代表,也体现了白居易的音乐美学思想.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白居易将琵琶发出的乐曲比喻为玉盘中珍珠滚动的声音,体现了他本人对琵琶声中蕴涵情感的体悟.他对音乐的理解正是沿袭了传统的“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的思想.因此,他不仅将音乐作为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而且将其阐发为感化人、教化人的重要途径.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对一首唐诗、一曲由唐诗改编的歌曲有不同的理解,但诗歌与音乐的紧密联系,使得唐诗中蕴涵了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

“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从《尚书尧典》的记载中笔者了解到在文学发展初期诗、乐、舞的紧密联系.在当时,乐和诗同样起着“言志”和教育人的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乐与诗是逐渐分离为两个独立的学科体系.同时,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从来也不曾被割裂.正是承袭这样的文化传统,诗中饱含了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

后人对于《琵琶行》的理解多停留于诗中抒情主人公悲伤的身世,却容易忽视白居易一贯自我对于政治与音乐关系的理解是如何在这首诗中体现的.

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谓音声之道,则政通矣.

作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由于自己遭贬官的人生经历处于人生的低谷.抒发被贬的人生苦闷,以及表达个人政见是古诗的传统题材之一.白居易在《琵琶行》中为世人描写了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红尘女子,这不仅是现实生活的描写,也是对他个人人生经历的写照.正是由于歌女幽怨的弹奏向白居易传递着如泣如诉的琵琶声,而声声琵琶中更是蕴涵着复杂的情感.白居易将自己心中的哀怨与现实的苦闷结合在一起,“强调音声通于政治,音声之‘和’,在于根本上源于政治上清明,这一见解不仅是符合现实的,而且是富于精神的”.而《琵琶行》的悲剧故事并非音声不“和”,它所讲述的只是个体生命的悲剧,并无关宏旨.

注:本文系2013年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音乐治疗缓解师范大学新生人际交往焦虑的实验研究》,项目编号:13230041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