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中外文学与思想比较

时间：2003年1月24日

地点：北京犀锐文化艺术中心

主持人语:

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祝福》里描写了一位多灾多难的农村妇女祥林嫂.亡夫丧子后的祥林嫂对自己悲苦命运的哭诉与哀告,终究没有引起鲁镇人的同情.鲁四老爷、四婶、柳妈,甚至于镇上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最终都极不耐烦地拒绝于她,远离于她,从而逼使她走向了孤苦无告的绝境.祥林嫂的悲剧是封建社会的悲剧,也是封建文化的悲剧.鲁迅先生对扼杀人性的封建文化深恶痛绝,终其一生都在为囚禁于这种文化下的灵魂而呐喊.他的文章锋芒毕露,鞭辟入里,可以说是对封建枷锁的一种强有力鞭打,也是在努力面向未来寻求一种自由的心灵沟通.

沟通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愿望,就如同血液循环一样,带给了人们生命的活力.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正是在跟世界文学的广泛沟通中打破了单一的思维僵局,诱发了各种各样新颖的思想.从鲁迅他们那一代"五四"知识分子开始,中国文学便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参与到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进程,在挖掘和拓展人类生存表达的可能性的同时,也不断丰富了世界文学的思想视野.本期论坛设定为“沟通:中外文学与思想比较”,正是从这么一个角度引发出的一系列话题.非常荣幸,这一期论坛邀请到了刚刚荣获英国“旅游文学奖”的马建先生,以及周舵、余杰、陈晓明、丁方等一些思想文化界人士共同参与讨论.相信他们之间的交谈和争执能带给我们一些感动和思想启示.

杨卫：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论坛和犀锐文化艺术中心的情况.犀锐文化艺术中心是2003年刚刚落成的一个专门展览当代艺术作品的展示空间.1月4日我们在这里已经作了一期有关思想的论坛,杨炼、刘索拉、赵汀阳、朱其、邹跃进等人当时都参加了,谈的话题是“移动的思想”.关于这个论坛,我们的想法是准备在犀锐文化艺术中心长期搞下去,让大家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上得到充分的展示.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作家马建,作家周舵,文艺批评家陈晓明,青年作家余杰,艺术家丁方,青年思想者云浩,艺术批评家舒阳,作家周勤,戏剧导演曹克非,艺术家林春岩,设计家旺忘望,艺术家王志远,艺术家杨志超,艺术家李娃克和艺术推广人赵树林等.现在,就先请马建先生开始吧.

马建：我选了几个题目,首先来说一说“时代背景与个人境遇”这个话题.

时代背景与个人境遇

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是先从我自己的一些境遇及对所处时代的感触开始吧.

我是1953年出生的,在座的人当中可能我与周舵的年龄算是最大的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我来讲记忆比较模糊,因为那时候年龄太小.但是六十年代的事情我就记得比较清楚.

六十年代我还在上小学,印象最深的就是挨饿.这也是我小时候最大的压力了.记得我当时在家什么都偷着吃.我家在青岛,是在城市里,不像农村还可以挖点儿什么东西,城市里没有东西可挖.对我来讲,家里是惟一可能找到东西的地方.家里的牙膏、盐等凡是能吃的我都偷着吃.放学时也不忘了沿着马路边走,因为很有可能会捡到苹果皮之类的东西,包括别人吐的各种果壳.在当时最大的压力就是总是挨饿,总是吃不饱.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因此总是挨整,被下放到农村的小学.为了解决我们兄妹五人的吃饭问题,他在一所中学的马路边上种了许多地瓜.就这样,我们兄妹几人看着地瓜长大,地瓜一长大我们兄妹就不挨饿了.

我小时的记忆特别动荡.我还记得父亲曾经排队去写了一些水果糖,大白兔奶油糖什么的.钉了个木盒子挂在我脖子上,让我出去卖糖.比如一毛钱三块写回来的,你可以一毛钱一块再卖出去.

有一次,是晚上,我卖糖卖累了,就在电线杆底下蹲着,突然来了个人抓了一把（糖）就跑,我就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哭等是这种印象构成了我小时候对饥饿的恐惧.到了60年代末,（对饥饿的恐惧）对我的刺激又上升了,那时候又赶上“文化大革命”,青岛又是武斗比较厉害的城市之一.正是这些成长的经历,使我对任何东西始终抱有一种怀疑和恐惧.

青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边远城市.以前在青岛经常能听到钢琴的声音,到处都是德国式的西洋建筑.后来到了北京,感觉北京像一个还没有完全建成的工地,房子的砖都露在外面,青岛很少有露着砖的建筑.但走到北京发现全是这样的建筑,走了多少公里还是一个样儿.这就是当时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

来北京后,我首先接触的是“农民画会”的那些人.在座的有跟“农民画会”来往的人吗?没有.也正是在跟那些人的来往中我发现,我以前画的画都很幼稚.于是,就开始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后来又接触到了一个“四月影会”,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摄影组织,王志平等人组织的,是北京很早的摄影团体.大家都知道,以前的照片都是那种很正的照片,到了“四月影会”你就可以拍摄男女谈恋爱的情景了.关于这段历史在座的舒阳正要整理.也就是在跟这样一些人的来往中,我这才开始接触到所谓的“现代艺术”,开始在家里举行舞会跳舞,开始穿牛仔裤,开始抽烟、喝酒了.在这一时代背景中,经历这一过程,正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应该说我还没有完全成熟,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画画还是搞摄影?还是就这样活下去?真的没有什么出路.我就想,干脆就走吧,“化缘”吧.大约1983年到1984年底,我就离开了北京,然后就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本书所写的,我开始了流浪的经历.

八十年代对我来讲,我的个人境遇完全跟这次流浪的经历有关.那么这次流浪我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许多可怕的经验.比如说,在一个狼群中,你必须也是一只狼；检测如你说你是一只羊的话,那么你就会被吃掉.当我流浪到最后一两年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危险.因为我发现,如果长期扮演一只狼的话,披在我身上的“狼皮”会逐渐改变我的本性.当时我出走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要找到一个自己的人生道路,我要找到将来跟这个社会发生关系的角度,或者说我要找到我的追求.可这些跟我的流浪过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外面流浪是一点不浪漫的,你就像是一条野狗,很可能今天被饿死,明天被人打死.在我印象里最深的是当时我流浪到了陕西,那时陕西跟现在完全不同,包括延安的大车店,住店也要两块多钱一晚.那些小平房,带着烧热的土炕,炕上顶多可以排上五六个人,却卖出去九个十个的床位.于是,谁回去得早,谁就有机会躺下来,回来晚了,就只好在地上蹲着,等别人出去上厕所,你再趁机爬上土炕.幸好,我身体轻,有时我压在他们身上睡,谁要是醒了推我,我就滚到另一个人身上睡,就像炕上睡着两层人等当时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这一路我什么都干,我在贵州画“行画”,也给人算命,当然都是骗人的,其实,我连自己的命都不知道在哪.有时候我也会拿出“记者证”来,去县里或者什么宣传部门之类的地方讨点路费.有时,他们会给我开一张介绍信什么的.于是,拿着这张介绍信我又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混.

用现在的话说,那会儿完全是“骗吃、骗喝”.我还理过发,也倒卖过菜,还把去污粉包成小包拿去零卖......反正能赚钱的活我全都干.后来,我去了珠穆朗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