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死难者(报告文学)

一寒雨的春夜,羊公馆小聚

这应该是他们这一生注定要做的一件大事.
知青与抗战―――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名称与事件,却在2005年紧紧地联在一起,准确地说是厦门知青与厦门沦陷和厦门抗战―――一个弱势群体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紧紧联在一起.
2005年3月的某个冷雨飘洒的晚上,朱家麟、谢春池、庄南燕、汪一帆、张世宜等,在禾祥西路的羊公馆会面,他们商议一件在他们看来很重大的事情：调查厦门沦陷时期的死难情况.窗外一派寒意,屋内热气不断,几位知青兄弟谈及今年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活动感慨之余,对日本的所做所为无不愤懑.
这几位都是厦门当年插队闽西的老三届知青,他们的愤懑出自民族情绪,更出自人性与良知,而2005年日本的拙劣甚至卑怯的表演,无法让人不愤懑.
众所周知,同样是二战的战败国,同样面对历史,日本与德国为什么态度与表现截然不同呢?其最本质的问题在于日本的灵魂痼疾未愈.而德国已治愈自己的历史顽疾.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华沙,在犹太人墓地他突然双膝下跪于湿漉漉的石板地上,那一幕,无声地表达了德国人的深刻反省与真心忏悔,在场的各国外交官和记者无不动容；一跪震撼世界,至今还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称道.此后,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科尔任总理之后,成立了“赎罪委员会”.2005年,德国人的表现依然十分出色,在首都柏林历史性的标志建筑勃兰登堡门不远处,他们建造的占地达1.9万平方米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异常壮观地赫然屹立在人们面前.他们为自己竖起历史的耻辱柱.同时,德国政治家的言论同样振臂发聩：“德国人怀着惊恐与羞愧回首由德国人犯下的破坏文明的大屠杀,德国人对于由于其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同时也使德国蒙羞的那些人,充满憎恶与鄙视；德国人对于过去历史的反思没有终结点等”(引自总统克勒在纪念二战胜利结束的国家仪式上的讲话)“回忆战争、回忆种群屠杀和犯罪成了我们国家认同感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永久性的道德义务”(引自联邦总理施罗德专文).德国政治家的巨大道德勇气和历史责任感令全世界惊叹与深深的敬重.而2005年的日本,依然令全世界失望,更别说认同与钦佩.
战后的德国,宣扬法西斯主义的违法；战后的日本,其右翼集团在街头公开集会宣扬军国主义,只要不扰乱社会秩序,绝不会受惩罚.一直到2004年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钓鱼岛归属以及当年的慰安妇、细菌战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地发生.担任首相之后,此类问题更为突出,他个人每年坚持参拜,多次引发政治与外交风波.2005年日本的表现受到世界上所有具有良知的人的批评.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针对二战向亚洲人民发表谈话,表示“反省”与“歉意”,同一天,以通产省大臣桥本为首的内阁成员10位,及100多位自民党议员却浩浩荡荡前往供奉甲级战犯的参拜.无独有偶,十年后的4月22日,现任日本首相在雅加达的万隆会议上含糊其辞地重复当年村山道歉的“台词”(稍后,又勉强尴尬地参加莫斯科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也是同一天,竟然有多达80余位的议员前往参拜,仅仅到了5月16日,就迫不及待声称要继续参拜.是的,日本也有战争纪念碑,那不是为亚洲各国的受难者立的,而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甚至是战犯们建的,在静冈县伊豆半岛就有一座所谓“七士之碑”,被纪念者是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7名日军甲级战犯.日本的如此做法,早已深深刺痛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情感.难怪时任韩国总统卢武弦如是说：“与把侵略和加害别国的历史视为光荣的国家共存,是全世界人民的巨大不幸!”
于是,中国人愤懑了.据《海峡导报》4月24日报道：在台湾,高金素梅说：道歉还不够,他必须下跪谢罪才行,6月13日,她带领60位高砂遗族前往日本.台湾劳动党组织一批民众到日本交流协会门口,践踏和撕毁了200面日本旗.据中新社这期间电讯：在大陆,多个城市的民众自发举行游行活动,声势不小,国务委员唐家璇坦率地说：“这次中国部分群众的游行活动,起因就是日本政府审议通过篡改、美化侵略史实的右翼历史教科书和反对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这个现实背景下,厦门知青决定有所行动,显示了这个群体的爱国情怀与历史责任感.其实,对于知青这一代人而言,这是一种必然.知青一代人年长者,生于40年代前期,即抗战后期,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山下乡；而“”期间上山下乡、参军、留城的知青,最年轻者大致生于50年代末(极少数生于60年代初始),其上一辈大多经历抗战岁月,生命的情感传承、往事的记忆续接都在生活中自然地进行.最重要的是所受的关于抗战的教育,虽然这个历史教育不完整,甚至有偏颇及不够客观的一面,但其本质并未变样.《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太行山上》、《五月的鲜花》等抗战歌曲,在知青一代人的成长历程中永不消逝地回荡着,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个旋律.不仅有国恨,还有家仇,不少知青有的父母就死于日寇的下,有的亲人在沦陷期间死去,如庄南燕,其家人和亲属就有六人,或被杀、或被毒虐、或断粮,死于“日本人手里”.如此的家族遭遇,难道会没有仇恨吗?2005年,时任驻华大使阿南诬蔑中国“反日”,他甚至强烈批评中国的爱国教育可能在中国青年人当中引起一些反日情绪.倘若庄南燕反问之：我六个亲人死在你们手里,为什么就不能有反日情绪?不知蛮横的阿南如何作答.
追寻历史真相,是不少知青之有识之士的天然使命.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此反人类罪行已公诸于世,1994年8月,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三位村民为此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了一万多名村民署名的联合诉状,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日本留学的王选获知家乡索赔的消息后,义无返顾,毅然放弃工作,加入调查团,回到浙江展开调查.连续数年,王选全身心投入到这件诉讼中,并为此付出了许多许多.直到2005年的7月19日不当判决.高等法院离良知越来越远,甚至变得极无耻.王选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向日本政府讨还血债的带头人、中国原告代表团团长的女性,就是老三届知青中的一员,至今,她还在为此而奋斗.王选的精神无疑对厦门知青产生巨大的鼓舞.
也在1995年,厦门的多位知青在各自的岗位或以各自的行为介入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活动中.时任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的江菱菱(插队闽西的厦门老三届知青),参与组织编撰的《抗战时期的厦门》出版,这是厦门最有影响的抗战图书；1993年,江菱菱已参与组织编撰《陈嘉庚与福建抗战》一书.时任《厦门晚报》副总编刚从日本回来不久的朱家麟,在该报发表关于的文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时任《厦门文学》编辑部主任的谢春池,带病精心编辑厦门一中美术教师庄南燕刚完成而某报未能接受的报告文学,为之取名《公祭》,以全文16000字的篇幅在该刊9月号发出；该文还配上《厦门日报》摄影记者林世泽(插队闽西的厦门老三届知青)所摄的图片4幅.
对于庄南燕和林世泽而言,1995年5月10日是他俩永生难忘的日子(60年前日本鬼子就在同一天登陆厦门),这天,林世泽约了庄南燕到“做日本仔忌”祭祀活动的厦门一些乡村采访.庄南燕写了报告文学《公祭》,林世泽则在《厦门日报》推出相关的摄影专版.
一晃十年过去了.
[2][3][4]这个寒雨的春夜,羊公馆小聚让谢春池振奋,因为知音难觅,而此刻,这几个知青兄弟堪称知音.谢春池告诉诸位知青兄弟,他所策划的几个相关活动,已经开始运作了.总之,在座的知青兄弟,都愿意为做这件重大事情尽心出力.

二以报告,以展览,以演出,以图书等

一个月之后的4月10日.
谢春池策划并主持了一场报告会,地点在豆仔尾路的厦门供销集团4楼会议室,近七十名与会者拥挤一堂,厦门知青第一次为纪念抗战而聚会,主讲为庄南燕,他侧重讲了厦门沦陷的历史事件以及他个人的感受；谢春池做了补充,并侧重讲了德日两国对待二战罪行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全场自始至终气氛凝重、聚精会神地聆听着的与会者神情异常肃穆,这是多年来知青活动少见的情形.这个报告会又是动员会,组织者动员知青们参加到寻找厦门沦陷时期死难者的行列里.
显然,这次聚会让大多数与会者了解了自己城市的抗战往事,他们被深深触动,甚至被震撼；当谢春池说到日据时期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种种酷刑,与会者的脸上无不露出愤慨的神色,差一点蹦出国骂.知青们没有蹦出国骂,小孩倒蹦出国骂,此事发生在一年后的8月6日,留待后叙.
一周后的17日,谢春池邀了庄南燕和1963年下乡的老知青蔡祖琰,同代人、著名画家林生一同前往五通的万人坑吊谒.就在这里,他决定写一本诗集,两天后的19日,他动笔写下第一首诗.
三个月后的7月7日,即68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子,厦门知青书画沙龙主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书画展”,地点在市图书馆(旧馆)展厅.选在“七七事变”这一天办展,意义自然非同寻常,而此展超越知青题材、超越沙龙圈子,又是本市惟一本土化的抗战题材书画展.本市一批著名书画家参展,他们中有谢澄光、林岑、林生、张承锦、翁铭泉、罗钟、谢荣仁、郑瑞勇、王壁等,以及沙龙的吴孙权、白磊、曾华伟、庄南燕、吴世雄、许文堤等.百多幅书画作品,每一幅都表现了抗战的精神,无声之中凝聚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使参观者进入展厅之时,就放慢脚步,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观赏书画作品,有的观众竟然在画作前默哀.郭志超为此展写下纪实特稿《浴血的凤凰》,在《厦门文学》8月份的抗战专号发表,给予热忱评介.至11日,五天时间,观众络绎不绝,令人感动的书画展!
7月29日和30日两天两个晚上.“血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歌会”在市老年活动中心音乐厅举办,主办者：厦门知青文化活动组委会.全场由厦门知青艺术团演出,曲目大多为观众耳熟能详的名篇,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太行山上》、《五月的鲜花》、《毕业歌》、《团结就是力量》、《保卫黄河》、《嘉陵江上》、《二月里来》、《长城谣》等.整台晚会没有主持词,男女主持人以闽南话和普通话朗诵本土歌谣将每一个曲目串起来,使得其结构甚为独特.这是厦门第一场上演本土抗战歌谣的双语歌会；又是本市惟一的抗日战争专场的大型歌会,震撼人心.其经典性和本土化倍受瞩目,特别是《厦门沦陷周年纪念歌》,此歌66年前由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创作,从未在故乡厦门演唱过,这次被知青艺术团搬上舞台,可谓是这个歌会的突出贡献.令人感动的歌会!
这两个艺术活动创造两个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回以知青名义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的大型书画展；中国第一场以知青名义举办的歌颂民族精神的抗战名曲的歌会.至于那场报告会,因规模小,影响不大,不过在中国的知青名义举办这种活动,也绝无仅有.
9月16日,又在市老年活动中心音乐厅,“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朗诵音乐会”举办.策划者许十方,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亦是插队闽西的厦门老三届知青；另一位策划者胡杨即谢春池.朗诵音乐会为“谢春池抗战诗歌专场”,亦即《厦门沦陷纪事》朗诵会.其所朗诵的诗歌皆选自谢春池新近创作刚刚出版的诗集《厦门沦陷纪事》.这本诗集《厦门沦陷纪事》由插队闽西的厦门老三届知青汪毅夫(时任福建省副省长)、郭志超(厦门大学教授)、庄南燕(厦门一中教师、画家)分别作序.谢春池以60首表现厦门抗战时期的诗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意味深长.这本诗集有史实,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好像一本教科书,谁想了解抗战中的厦门,这本诗集就会给他(她)留下深刻印象.朗诵会举办之前的9月3日,这部诗集的座谈会在市文联召开,专家、学者、诗人聚于一堂加以研讨,华晓春认为“诗人触动了历史这根弦”；陈仲义认为“以边缘化了的诗歌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非常独特”；彭一万则认为“这是一个厦门诗人写厦门的历史、故事、人物,立此存照.中国抗战‘惨胜’居于这些现实,此书给人予警示等给人心灵震撼,历史会记住知青这一代人为纪念抗战所做的事”.
朗诵会由本土最有实力的演员担纲,极具专业水准,而且,第一次在舞台上以闽南话朗诵新诗,堪称创举,开了闽南语朗诵新文学作品的风气.这场朗诵会是厦门第一场在本土举办的个人诗歌作品朗诵会,是福建第一场个人抗战诗歌作品朗诵会,是中国第一场知青抗战诗歌朗诵会.
2005年必须提及的是,厦门市政协推出抗战图书《鹭岛烽烟》,其编委会主任、市政协副主席桂其明为龙海市老三届知青,其主编沈松宝,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又是一位插队闽西的厦门老三届知青.而在厦门知青群体颇有影响的《老三届通讯》第49期(5月份)推出纪念专号,选登厦门抗战时期的歌词、歌谣、诗词、语录以及文摘.这都是知青对纪念抗战胜利的一些贡献.

三寻找记忆,寻找死难者等

羊公馆那一夜,时任《厦门晚报》总编辑朱家麟、时任《厦门文学》副主编谢春池和时任人民日报厦门新闻发展中心负责人张世宜三位知青,商定一起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做一些实事.
《厦门晚报》2005年关于抗战的所作所为,在海内外媒体中称得上突出抢眼,甚有分量与影响.5月份,该报举办《沦陷岁月的记忆》有奖征文,7月份,发起调查活动并新开栏目“寻找死难者”.至年底七八个月连篇累牍地发表、登载有关消息及文章,一时蔚为大观,在厦门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景象.
《厦门晚报》关于厦门抗战的文字,不乏表现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起抗争的不屈精神,但更多的则是血与泪的控诉,是生命与冤魂的呐喊.每一件往事都应该下载,每一个记忆都有价值,因而,每一篇都值得一读.那些写家人、亲人的文章,几乎都让读者震动：《父亲被日本鬼子扫射在“万人坑”》(叶莉华口述),《捡芒果充饥,父亲遭日寇杀害》(郑赐福口述),《乐善好施的父亲被日寇诱捕杀害》(钟明秀、钟明贤口述),《65年后才知父亲早被日寇杀》(黄建明口述),《父亲的血衣我曾保存了60年》(林秀珍口述),《父兄被日军的机关射杀》(张草藤口述),《我祖父被日寇打死在大学路》(谢国伟撰文),《鬼子侵厦第一天,爷爷采药再没回家》(洪国强口述),《哥哥与43名年轻人同遭活埋》(王宝珠口述),《当锄奸队员的大姐夫被鬼子杀害》(范寿春撰文),《日寇铁蹄下,我家破产了》(林家彬撰文),等等.仅仅这一个个标题,就足以刺痛我们的眼球和心灵!家人、亲人并非没有抗争,《为保护儿女,他被日本鬼子杀》(吴淑意口述),《身中数刀的继父和鬼子搏斗》(康阿荣口述),《姐夫不肯当汉奸,在囚禁地跳楼》(王尚宝三姐妹口述),这一个个标题,又让我们为不屈的中国平民心生敬意.不屈就会抗击,《店里社卡车事件：近百人抗击日军英勇牺牲》(彭建文撰文),《中山公园爆炸是何厝英雄所为》(彭一万口述),《他中弹后还刺死一名日寇》(陈叶口述),《三更时分十八壮士怒斩日寇》(洪瑞慧撰文),《我们亲手杀死了日本鬼子》(曾振德、张文昌口述),这一个个标题,更让我们对厦门的抗日英雄肃然起敬!这样的报纸,必定是民众喜爱的报纸.知青们不仅喜爱它,并竭力为它宣传,甚至响应它的号召,和它走到一起,寻找这个城市沦陷岁月的记忆,寻找日寇侵略厦门时期的死难者.
[1][3][4]就在《血魂》歌会上演的7月29日、30日两个晚上,厦门知青文化活动组委会在音乐厅广泛散发了《厦门抗战死难者调查知青志愿者报名登记表》,表格的背面印着这么一段文字：
知青们,请参与抗战死难者调查
该不会忘记上一辈人对我们讲的“走反”的往事!
该再次听一听“臭日本仔”侵占厦门的累累罪行!
该再次重温沦陷之后同胞们的深重苦难!
该把传承历史当作我们知青一代人的使命!
该不仅因为国耻播种仇恨,还得让心灵充满人类的大爱!
知青们,《厦门晚报》发起展开日本侵华期间厦门死难者调查活动,我们应率先参与,我们希望很多知青来做一回这项活动的志愿者,请热烈响应我们的这一倡议.
还将《厦门晚报》7月21日的征集启事印出来：
让每个抗战死难者活在城市记忆里
展开日本侵华期间厦门死难者调查,欢迎广大市民提供线索
日军进攻和侵占厦门期间,厦门的死难者有多少?一些社会人士认为,“调查出每一个厦门死难者的姓名、职业、出生地、照片、死亡时间、地点、事件、性格、爱好、故事、遗物、家族、家庭、生前好友,把死者还原成活生生的生命.”
调查死难者,不是记住仇恨,而是记住历史.给历史一个明确的交代,让每个厦门人不忘那一段惨痛岁月.
《厦门晚报》可谓功德无量,60年一直被忽视的这桩大事,如今被朱家麟及同事们担当起来,可钦可敬!虽然,他们并非开先河.据本土文史专家洪卜仁所言,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及民间都做过相关调查,但收获甚微,其调查结果“比较粗泛”,后来就不了了之.据另一位本土文史专家龚洁所言：34年前的1971年,当时的厦门市革委会也组织一批人走访五通大队,调查日寇的兽行,统计了一批数字,了解了一些实况.由此可见,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或者十年动乱时期,民族的深仇大恨都被记取.《厦门晚报》和厦门知青在隔了数十年之后,自觉地重做前辈未完成的这桩大事,实堪慰籍.当然由于时间久远,许多当事人故去,不少第一手资料也溟没无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意义之大也不言而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被用了无数次的老掉牙了的比喻,恰恰最能真实生动地描绘《厦门晚报》这次调查活动所产生的辐射效应.全社会都支持《厦门晚报》,不断,报料不断,访者不断等日寇在厦门究竟杀害了多少人?厦门市档案馆吴仰荣处长提供了一套该馆保存完好的1945年“日敌在厦门市的罪行调查统计表”,有名有姓的死难者数百位,这是比较早、比较及时,但不是最完全的统计,还有不同的调查报告、不同的数字.寻找活动有了重大突破,令人高兴.
一批记者在路上,知青志愿者也行动起来.9月3日,《厦门晚报》以三个整版推出“抗战时期厦门死难者名单调查”专题报道,其中第5版整版对知青志愿者再次给予强力报道,主要知青志愿者谢春池、庄南燕、蒋彩伟、蔡丽英、洪维乐、陈宝英、吴丽珍等名字见报；该版《知青志愿者：将调查进行到底》这样写道：
由厦门著名知青作家谢春池牵头负责的厦门知青志愿者,顶着烈日深入社区,采访调查抗战死难者的亲属、知情人等.
谢春池非常强调在调查死难者这件事上,我们这一代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如果我们这一代都不去了解,历史将出现更严重的断层.如果后一代问起来,我们一问三不知,那就太让人羞愧了.”
谢春池认为,知青们的一大优势在于,他们更能让被调查者有本土的文化认同感.
《厦门晚报》第一次全面报道知青志愿者是在8月12日,报道写道：《厦门晚报》总编辑朱家麟找谢春池商议此项调查,谢春池告白：“难度估计很大,但一定要做.因为知青正好介于被日本鬼子践踏的苦难上一代与享受雨露滋润的幸福下一代之间的负有责任的一代,有义务做这个事情,如果不做,历史就在我们这一代断裂了.”他呼吁：“这个事情要长期做下去.”陈宝英深入调查第一天就说：“这个事情值得做,必须做.”庄南燕说,这个事情现在没做,以后就更难做了.现在做的难度除了前述的几点,谢春池还指出知青自身的难度：一是这种志愿者本土未曾有过,二是知青手里没经费,三是有条件参与的知青人选不多.客观也是这样,最终只有十来个知青加入调查的行列.虽然不尽人意,却也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8月8日、9日两天,知青志愿者开始深入调查,至9月初又走访若干人家,他们的交通费及写矿泉水的钱皆自掏腰包.8月12日《厦门晚报》报道：“志愿者两天走了八村,发现村村有人死于国难；老知青们说,他们对调查责无旁贷―――”《老知青已调查死难者150多名》的通讯十分抢眼,“谢春池参加了曾厝的调查,结果因为高温中暑,晕倒在路旁”,(应为“差点晕倒”,因为并未晕倒)他说,跟这些当年从苦难中走出来的老人面对面交谈,听他们讲述日军残暴,印象非常深刻.庄南燕描述说：“被调查的老人最年轻的也都80多岁了.有一位老太婆被日寇炸瞎眼睛,此后的人生都在黑暗中度过,我觉得老人对沦陷时期的回忆最发人深省.”
9月3日《厦门晚报》继续报道：“知青志愿者,在曾厝、前埔及西边社等地采访调查,幸存者的哭诉令人心酸”―――《死在“日本仔”手里的亲友太惨了》的专稿,公布了知青志愿者笔录材料,一批有名有姓的死难者共50人及没名没姓的数十人,及其死难简况被公布出来.其惨状丛生,不忍复述.记者报道：知青志愿者之一蒋彩伟女士告诉记者,自从在曾厝、前埔及西边社的调查结束后,他们继续寻访线索.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只要随口向本地亲戚朋友问起,总会有惊人的发现.
就在昨晚,蒋女士偶遇许女士,一问之下,许女士立即悲戚起来.她原是台湾人,抗战时父亲叔叔被日军杀害于厦门,叔叔尸骨无觅,她背着父亲的骨灰,和母亲一路哭回台湾.
记者报道：知青志愿者常有奇遇.在前埔正当某受难者的亲属带蒋女士到当年遇害地点诉说时,一位路人好奇地过来问何事.知情后,路人大悲,原来,他的舅舅在1938年5月13日遇害于莲坂.
这天的报道分量很重,用了3个整版,其中第3第4两个整版报道了前两天即9月1日召开的“抗战时期厦门死难者名单调查座谈会”.这天座谈会现场蓝色横幅会标印着白色大字“血痕泪痕犹在/国耻市耻难忘”,触目惊心.第3版头条大字标题《为了自己为了后代,继续找下去》、第4版头条又是大字标题《死难者调查留下了这代人的情感》,同样的触目惊心.与会者40多人,其中老三届知青除了朱家麟、谢春池、庄南燕、张世宜,还有市文化局副局长叶之桦、市政协副秘书长沈松宝、市方志办研究人员李启宇等.
座谈会开得异常义愤、激昂、热切.代表主办单位讲话的朱家麟开场白朴实、深刻,他说：
“我们之所以展开这项活动,起因于我读了一篇关于犹太人纪念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对比的报道.深受感慨啊!前者300万死难者,都有姓名,还有遗物等,而后者,大屠杀死了30万人,居然只有5%有名字.”
“没有名字,对不起先人,对不起历史,也对不起人类的良知.”
“没有具体的名单,具体的资料,怪不得日本右翼分子敢拼命地否认历史.”
仿佛在回应8月12日谢春池的呼吁,朱家麟说：
“等我们将继续做下去.”
在座的庄南燕甚为赞同地说：
“死难者名单永远搜集不完,因此,有必要永远做下去.”
在座的知青皆有强烈的认同.
沈松宝认为“如果再不抓紧抢救,以后就更难了”,他还肯定说：“《厦门晚报》‘寻找死难者’活动非常有意义”.李启宇则认为这个活动“使人们的注意力也关注到沦陷时期人民的苦难”.无论是有关方面的人士,还是文史专家,无论是调查志愿者,还是死难者亲属,都充分肯定这次调查活动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举“首开全省先河”,“在全国也具有开创意义”.这项活动一开始就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厦门老三届知青、副省长汪毅夫极为关注,8月底寄来厦门抗战的珍贵史料―――两本书和两本复印资料,给死难者调查提供一些珍贵的线索和例证.
[1][2][4]市总工会原主席陈垂康给这个活动归纳了五句话：晚报牵头,知青承办,政府重视,全民参与,企业支持.
这次的调查成绩是显著的.
8月15日,《厦门晚报》发出《抗战时期厦门死难者名单》(一)；8月16日,继续发出《抗战时期厦门死难者名单》(二)；8月17日,又发出《抗战时期厦门死难者名单》(三).有名有姓的319人,没名没姓的233人(如“等40余人”)又7户住民.3个名单皆有“被害者”、“性别”、“年龄”、“籍贯”、“职业”、“死亡日期”、“死亡原因”等栏目,当然,有的死难者的某个栏目注明“不详”或空白,这并不妨碍名单的冲击力.连续3天,3个整版,密密麻麻的文字是数百条已逝生命之冤魂的汇聚.这是抗战胜利至今,第一次如此规模地公布死难者名单的,异常揪疼人心!震撼人心!深镌人心!
座谈会上,谢春池的一段话揭示了公布这些死难者名单的深刻意义：
“从全国来说,对历史的纪念几乎是对事不对人.《厦门晚报》的这个调查,把人们从对事件的关注转化到对个体生命的关注.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群体,不重视个体.有了这个转变,才能把抗战纪念推得更深.
“一个民族只有关注到每个具体生命时,才能显示出这个民族的厚重.民族不能仅有历史性、现实性,更需要人性.
“这个活动虽然做得有点晚,但做比不做好.
“这个活动不仅对以后的抗战纪念活动会产生示范作用,对其他纪念活动也有启示作用.”
这一天,谢春池还带了他策划推出的《厦门文学》8月份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专号”,内容文体都很精彩,估计推出纪念专号的全国独此一家.这个专号依然突出本土性,其中最突显的是“信用社杯抗战民间故事专辑”,与《厦门晚报》征文“沦陷岁月的记忆”与“寻找死难者”栏目有异曲同工之效用.此个专辑由该刊大赛得奖作品构成,这个评奖活动的赞助单位是厦门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该社第一把手黄巧梅是老三届之后的新知青.
在座谈会没发言的张世宜,已经做出独特贡献,其时,他任职的人民日报厦门新闻发展中心也参与这次活动,人民日报《厦门视窗》、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