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和汪曾祺对废名小田园风格的继承与变异

更新时间:2023-12-26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5069 浏览:13307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深受沈先生的教诲,继承了田园风格小说创作,并在其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创新,形成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一脉相承,将一种恬淡的田园诗风贯穿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中.

一、沈从文和汪曾祺对废名小说田园风格的继承

(一)对乡土风情的注重

废名小说创作所涉及的面非常广,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他早期以湖北黄梅故乡为背景的充满乡土风情的部分.与他后来的佛理色彩越来越浓的作品相比较,在这些作品中,废名以一颗充满仁爱的儒者之心,描绘了故乡处于生活底层民众的众生相,通过对各人物的关注,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悦和悲哀.在废名笔下,有浣衣的寡母,唱戏的孤老,有或劳动于果园或辛苦于菜地的老农,也有给人打杂的雇工,正如对废名影响极大的周作人所言:“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是现实.”废名以诗人的心灵,诗人的眼睛在平凡人生领略到了别人所忽略的充满诗性和意趣的美.在《竹林的故事》中有一段三姑娘卖青椒的场景,其中有一位是最会说笑的,向着三姑娘道:“三姑娘你多称一两,回头我们的饭熟了,你也来吃,好不好呢?”三姑娘笑了:“吃你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我们大家也笑了.不提防三姑娘果然从筐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里.善良纯朴热情又有青春朝气的三姑娘身上分明映现出作者欢欣的目光,在这种注视中,废名发现、感受、表现着对故乡的温情,表达着自己对故乡的热爱与赞美.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人性美与人情美的结合.《边城》中老船夫不收摆渡客的钱,请客却不吝啬,赤诚待人.翠翠天真无邪,对待自己的爱情也同样是如此.《边城》中的爱情是美好的,虽然还不确定那个人明天是否回来.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世界是别样的.《大淖记事》:“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的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家长念过子曰的完全不同.”他们和气忍让,扶持疾苦,互道有无,义字为先.这里的女人别具风采:“像男人”;情爱之事标准独具:“情愿”.在这种独特的人生里“巧云破了身子后,并没有寻死觅活,也没有呼天抢地,只是心里乱糟糟的.”“她非常后悔:没有把自己的给了十一子.”而邻人也“并未多议论”,对大淖出了巧云和十一子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大家的心里喜洋洋的、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在《受戒》里甚至没有僧俗的界限,异象连连:和尚住庵,写田娶妻,不做功课,倒有滋有味地过着世俗众生的日子,挑水喂猪,甚至放债收租,相好私奔,赌钱杀生等总而言之,这个庵里无所谓僧俗戒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人提起.做和尚只不过是一种营生而已,而且这种营生既摆脱了世俗职业的艰辛,又具有世俗生活的欢愉自由,甚至更有人情味.

(二)对诗化语言与诗化意境的继承

1.沈从文对废名诗化语言与诗化意境的继承

废名小说的田园风格主要表现为小说语言的诗化和意境的诗化,这一点对有同样追求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当然不会小了.

沈从文的小说文字清淡自然,像用水淘过似的,又很接近口语,如他笔下沅水一样,顺着山势或急或缓地流去,毫无矫揉造作之意.且看翠翠门前那条溪,晴日时,“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竹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记数”,雨天“雨落不止,溪面一片烟”,黄昏时,“天气十分郁闷,溪面各处飞着红蜻蜓”,夜晚则夜光极具柔和,溪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这简直是清丽秀美的山水诗了.

读沈从文的小说,我们会感到他在写诗.但沈从文不是个豪放的诗人,他喜欢冷静,却不是客观地描写生活,也不是一味地夸张,而是在平静地描述中掺入自己的感情,含蓄自然,处处包含着浓郁的诗意,浸润着作者的温爱.

我们说《边城》像一首乡土抒情诗,就在于它通篇洋溢着诗的韵味,有诗的意境.《边城》中翠翠的心里活动,多半是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交织着虚实相映的梦幻般美的境界表现出来的.这动人的心理刻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物缠绵感情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作品笼上了一层抒情诗的轻纱.在《边城》的结尾,二佬出走了,爷爷又死了,留下翠翠孤单单一个人在渡头.她带着软软的、酸酸的心,盼望着二佬归来,把日子一个个过下去.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 ,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 ,来!”

曲终而意未尽,余音袅袅,牵人思绪.沈从文认为:“一切艺术都容许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等尤其是诗人那点人生感慨,如果成为一个作者写作的动力时,作品的深刻性就必然增加.”

2.汪曾祺对废名诗化语言与诗化意境的继承

汪曾祺接受了授业恩师沈从文的温婉、性灵风格,沈从文接受了废名的诗化田园风格,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是一种师承关系,汪曾祺在其二人的基础上又有了自己的成就.

废名的小说文章之美最主要体现在小说的诗化.在小说的诗化方面,废名对汪曾祺的影响是明显的.他们都不以精确、细致、客观的传神写实为主要手段,更多的是表达自身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宣泄自身的情感体验和情感意志,具有突出的写意特征.

汪曾祺的小说在诗化意境的营造上也是具有鲜明特征的.他曾说:“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抒情诗的成分.”汪曾祺的小说是贵虚不贵实的,他的小说不会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因为作者本人就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峻的现实经过他们诗化的处理,就失去了原来的硬度.汪曾祺小说的柔软性,可以说是受废名影响的最突出体现,无论在概括,表述生活还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不以“传神写实”作为主要手段也不以“传神写实”作为审美境界追求,更无所谓典 ,型.

汪曾祺也是一个极为重视语言的小说家,在小说语言的理性思考方面达到了许多作家所不及的深度,对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都有独到的见解.在创作中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程度.他的小说语言明显有晚唐语言的影响,如《复仇》――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是百合花、骆驼.”

这何尝不是一首诗.同样染着中国传统文学的韵风,同样深受着晚唐诗歌的影响,废名的小说语言是美的,只可惜后来越行越僻,终至曲终和寡;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是美的,犹如春水恣肆,杂花生树.由废名一路走来,直至汪曾祺把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语言艺术推到了尚无人能及的高度,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一个重大收获.

3.诗化人物对沈从文和汪曾祺创作的影 ,响

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内容很简单,但在表现人物的人性上却很丰满.小英子和明海两个人物的人性和人情都得到完美展示,他们身上都充满着诗的韵味.沈从文和汪曾祺继承了废名的诗化小说人物,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没有复杂的性格特征,他们有的只是纯朴的人性,美好的德行.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塑造的这一批诗化小说人物,使读者可以感受到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这里人们能更好地体会到人间的真情所在,更好地激发出人类心底处的人性,使人们体会到一种清新淡雅.

二、沈从文和汪曾祺田园风格的变异

沈从文田园风格的变异

沈从文与废名有着十分相近的审美旨趣.但他毕竟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沈从文少年时期逃学、当兵为寇、观看杀人竞赛的履历,使他对人生和自然,有着比废名更为深切和复杂的体验.沈从文小说的“田园美”不是废名的那种陶渊明式的士大夫所欣赏的宁静与朴素之美,而是一种发自湘西这块僻远、神秘土地的生命感悟,朴素与野蛮兼有,优美与强悍相融,真切、朴野,是一种充满“真气”的自然力之美,一种很难在传统文学中找到先例的,难以用通常道德和美学观念去衡量的美.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其返归自然的哲学表现,其乡土与自然之意象,比废名小说具有更丰富和复杂的审美意蕴.

汪曾祺田园风格的变异

1.汪曾祺传统思想的转变

废名信仰佛教,崇尚老庄,其个性与人生情态,深受佛禅和道家哲学的影响,他不但有参禅悟道之癖,更有隐居乡间的实际行为,与古代隐逸派的士大夫最为相似.沈从文从未受过正统的教育,也未从理性方面接受过道家思想的教化,更未与西方浪漫主义发生过关系;其对自然的推崇,源自于生命的体验,却与老子的哲学相暗合,汪曾祺的人生观念中,没有废名那样深的佛禅思想的痕迹,也不似沈从文对自然具有一种宗教情怀,汪曾祺整合了废名和沈从文,而又不同于二者.

汪曾祺融合了庄禅与儒家思想,但汪曾祺受道、禅的影响是隐性的,而“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儒家的现世关怀,与汪曾祺的世俗情结结合,使他身上更多宽恕,更多善良.语言平淡而幽默,饱含对人生的理解和宽容,这使汪曾祺小说呈现出一种朴素,体现出的儒家的仁蔼与人道主义结合的平义的温 ,情.

2.汪曾祺对人性本质的追求

废名的返归自然,是带有陶渊明式的脱离尘俗的“独善”之情;沈从文的返归自然,则带有老子的社会关怀.无论是追求个人独善的返归,还是追求社会理想的返归,废名、沈从文二人提供的都是人生形式上的返归自然,然而,汪曾祺对自然的崇尚,则师承废名、沈从文二人而又超越了二者.由人生形式的返归自然,转换成为人生本质的返朴归真,这使汪曾祺的不少小说,少了题材上的乡土传奇性,多了一种生活现象的寻常性和平淡性.

汪曾祺私淑沈从文,但在气质上,有时更接近废名,有一种名士通达,然而他与废名在趣味上又有所不同,废名由都市返回乡间,体验自我的清雅洒脱的趣味,具有士大夫的孤高;而汪曾祺则善于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在民间的凡人俗事上,发现超越凡俗的人性与人情之美.汪曾祺的小说“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个角落,一个片段,从他对寻常人生现象的兴趣中,我们看见的是作家质朴洒脱的性情.他描写的对象大都是俗世生活中的凡人琐事,但他津津乐道的,不是俗世生活中的“俗”而恰恰是俗世生活中,普通人身上那洒脱的、诗意的东西.《老鲁》中的主人公老鲁,是中学的校工,以往的校工,都是就近挑塘里的水,塘里的水很脏,学校的教员大都因此时常腹泻.干净的得去山上挑,而校工总是偷懒,主任“说一次,山上挑两三天,依然是挑塘里的水,”老鲁来了,情况才改变,他“到山上、塘里两处都看了看,说底下那个水‘要不得’.”他“天一模糊亮就起来,来回不停地挑水,挨个儿往各个房间里送,一天送三次.”老鲁不谙世故,轻信他人,在充满利害的勾心斗角的社会里,这种个性更多地是招别人欺侮和利用的,但作者看中的却正是倒霉的老鲁人性中可贵的东西――直率与善良.汪曾祺就是在这些平凡人的平凡事中发现和表达着别人未发现的人性和人情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