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陶澍书法美学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唐人之法,二为北碑之意,三为二王之韵.其美学源泉的多样性,呈现出了陶澍独特的书法美学特征.
关 键 词：陶澍书法美学来源
陶澍是清嘉庆和道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政治家、书法家.字子霖,号云汀,自号髥樵、桃花渔者,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后又授翰林院编修,十五年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十八年记名御史,十九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后任安徽布政史、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为官期间,革新盐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整理财政,兴修水利,兴办教育,被道光皇帝称为“干国良臣”.其不但政治才干突出,且在学术著述上留下宝贵财富.留有《陶文毅奏议》76卷、《陶云汀先生奏议》32卷、《陶桓公靖节年谱》4卷、《渊明集辑录》10卷、《靖节年谱考异》2卷、《印心石屋诗文集》56卷、《陶文毅公全集》60卷、《陶靖节集注》60卷、《蜀鞧日记》4卷、《资江耆旧集》6卷等传世.在书学上,他是金石学研究的重要一员,自从阮元在《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中提出碑学理论后,他曾与包世臣、梁章钜等提倡、完善碑学理论,考证北碑,临写北碑,对碑学很有研究,对书法更有自己的见解.正因如此,他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对联、手札、匾额等书法作品.
陶澍书法作品飘逸灵动,讲求法度,立意古朴.笔者认为陶澍书法呈现这种面貌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崇尚二王,以致其书法飘洒灵动；倡导碑学,以致其书法端方古朴；学习唐人,以致其书法讲求法度.
一、二王之韵：潇洒灵动
李世民认为,在书法上能达到尽善尽美者惟有王羲之一人,其在书法史上具有领袖群伦的地位.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继承父志,在书法史上也是重彩一笔,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由于他们书风相似,书法史上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称为“二王”.
“二王”书风有个突出的特点：尚韵.韵,指气韵和风度,是晋人的一种书法特性,是一种书法共性的美.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气韵绝俗,风度翩翩,潇洒飘逸,自然恬淡.晋人尚韵,是晋人书家的一种风度和书法审美风格,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潇洒飘散.李白曾在《王右军》诗中写道：“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诗中可以读出王羲之的潇洒出众的人品和书品,更能读出他潇洒灵动的书风.潇散自然、自然灵动的书法美学风格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学习“二王”必有其潇洒灵动的审美取向.“他把平生从博览群帖中所得的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加以妙用,悉数融入真行草体之中,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辟了新的天地.等自唐以来,学书的人,无一不首推右军等”
陶澍书法以“二王”为宗,学习二王笔法,认为二王书法具有最高的美学特征,对二王书法极力推崇.陶澍提出了“笔法直溯献与羲”的论断,认为笔法上应追溯到王羲之、王献之,取他们潇洒飘逸的神韵,是书法最高的审美追求.分析陶澍的作品（如图行书册页）,该作线条率性自然,洒脱无拘.用笔节奏明快,行草相间,时有连绵之笔；结构随势生发,天然生动.字形章法大小由之,错落自然,是一件深得二王之韵的佳作.
二、北碑之意：端方古朴
《湖南明清以来书画选集》中收录了陶澍的作品,书中评价云：“著文赋诗,造诣不浅,书画兼长,书近北碑.”陶澍中晚年吸收了金石学中碑刻的营养,推崇北碑,临写北碑,有北碑端方古朴的美学源泉.古代碑刻有端方古朴的美学特征,清人黄钺在《二十四画品·朴拙》中云：“大巧若拙,归朴返真.草衣卉服,如三代人.相遇殊野,相亲弥亲.寓显于晦,寄心于身.譬彼冬严,乃和与春,知雄守痴,聚精会神.”大体是对拙朴、古朴的概括,在书法美学中,拙朴一般是对汉碑、魏碑等碑刻的审美描述,这一美学思想,来源于我国古代老庄的朴实主义哲学思想.《老子》中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通常无名,朴；大巧若拙,大辨若讷.”老子的这些论述,是对“拙朴”美学思想的最好诠释,之后有庄子在其思想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这一论述,“朴实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老庄比较系统地道出了其中拙朴的美学根源在何处,何为拙朴之美.
我国古代碑刻书法大抵具有古朴典雅之美.阮元在其著作中对碑刻书法做过系统评价,他认为北碑质朴,不崇尚风流,循规法度.北碑不仅有拙朴的美学特征,还有端方的美学特征.端方,我们一般理解为端庄方正,古代碑刻所刻字体大都是篆书、隶书、楷书,而这三种字体存在一定的共性,与唐楷那样,有着端庄方正的结构.
陶澍曾研究金石,在碑学运动中推崇北碑,在书法实践中能碑帖交融,从碑中吸收营养,追求新的笔法,以达到最佳的书法美学目标.如图所示,是他的一副行书对联：“金粟旧藏珍虎仆,玉堂新样试龙宾.”该作既有如前所述的二王之韵——显得灵动自然,又因其为大字对联,为了让作品更富于气势,作者在作品中吸收了很多北碑的成分,此作更多的是给人以朴厚饱满、端正方严的审美感受.由此可见,陶澍书法具有北碑的质朴端方的美学特征.
三、唐人之法：法度严谨
在中国书法史上,楷书分为两大派系,魏碑和唐碑.两种楷书,书法风格截然不同,各有千秋,是楷书发展史上的两朵奇葩.虽然同属楷书,但他们是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是两种不同的美.魏碑古朴,唐楷尚法.两种楷书的美术特质的不同,是因历史时代的不同,是时代的差异所决定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汉》云：“字体真可决时代也.夫古今风气不同,人生其时,辄为风气所局,不得以美恶论,而美恶亦系之.”
唐代楷书法度严谨,溯其源流,其不始于唐代,而始于隋.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继承先祖遗风,广播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曾书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散发于浙东诸寺,为学习王羲之书法提供了临摹范本.“尚法”主要是讲求一种规则、规律、规范,尚法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事物整体性、本质性的智慧把握的一个阶段,是人们丰富的感性的历史经验的知性成果、理性结晶,它对于物态文化和意态文化的创造实践,也有着极大的促进、推动作用”.
唐代书史上,书家大都追求楷书的法式.欧阳询“骨气劲峭,法度严整”,“得晋规矩”（《书林藻鉴》录杨士奇语）,“尺牍所传,人以为法”（《新唐书》本传）；虞世南则“得智永笔法为多”（黄庭坚《题蔡致军家庙堂碑》）,其小楷“宽绰而有余”,“足为楷法”（《佩文斋书画谱》录《攻媿集》）；褚遂良“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其字有隶法”（录米友仁《跋褚遂良哀册文》）；陆柬之也“有法体”（李嗣真《书后品》）.而稍后的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董逌《薛稷杂碑》）.唐代的楷书大家大都追求“法”,以法为审美取向,但不囿于法,法中求变,展现出多种风貌,如法度森严,筋骨强健,端庄凝整,雄秀劲媚.
陶澍书法非常注重法度.陶澍书法中有唐代尚法的精髓.陶澍书法面貌体现出这种审美倾向,是与其书学背景密切相关的.陶澍曾学习过唐楷,其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曾临摹过《麓山寺碑》,后学习过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等唐代楷书大家的书法.其在后期的书法实践中,熟知唐楷之法度,取之为自用,讲求规矩,带有尚法的审美取向.
陶澍是帖学书家,他学帖以二王为宗.又因在碑学运动的影响下,他研究金石,临写北碑,学习唐楷.正因如此,使得其书法出现了多元的美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