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提起《清明上河图》,人们通常会赞叹其画工精细,画中竟有1695人,各种牲畜60多头,木船20多艘,房屋楼阁100多栋,推车乘轿也有20多辆.
从这幅画卷上可以看出北宋时市井繁荣、商业昌盛的历史痕迹.
如果你仔细看,还会发现更多内涵.比如画中的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医馆、民宅等,最气派的建筑非“孙羊正店”莫属.
如果你想在这些建筑中找一座官衙,那肯定得失望了.印象中石狮子当道、衙役把门的官府衙门在画中踪迹全无.如果非要较真,也只能找到一处政府机关—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看起来也很简朴,跟普通民居差不多,比起临街的酒楼商铺来,实在不起眼.
无独有偶,北宋文人孟元老的《梦华录》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开封城皇宫、御街、酒楼、茶馆、商铺、食肆、大相国寺、瓦舍勾栏的热闹景象,唯独对开封府衙的描述一笔带过：“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府衙在孟元老笔下,淹没在鳞次栉比的商民建筑中,毫不起眼.
为什么从历史笔记到写实主义的《清明上河图》,对开封府衙都没有触及?难道古代的官衙毫不起眼、不值一提吗?要知道,在当代中国,许多地方的政府大楼通常会成为当地一景.
这些历史作品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的城市里,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不是衙门,而是商用或民用的酒楼饭店、私家园林之类.
如果我们能穿越到宋代的城市,会发现很难找到一座豪华的衙门,倒是破烂衙门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州县的官衙居然是危房.
苏轼任职的杭州官衙是危房
要说古时候最宏伟的“官衙”,必然是皇宫.但到了宋代,甚至连皇宫都显得寒酸.汴京的皇宫,远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故宫之宽阔.这是因为赵宋皇室对修建皇宫比较克制.
北宋雍熙二年（985）,楚王宫失火,宋太宗下了决心要扩建皇宫,便叫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编订建设规划、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按规划要拆迁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给皇帝面子.
宋太宗没有搞强拆的胆魄,只好下诏叫停了扩修宫城的计划（见载于《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于是北宋皇室居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开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
当然宋朝皇帝的这种窘迫也是历史的特例,通常来说,其他王朝任何建筑不许高过皇宫,面积不许大过皇宫,否则就是僭越,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
皇宫不可攀比,地方的官衙却是另一码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天下闻名的苏轼前往杭州上任,担任通判一职,这是相当于副市长的高官.虽然任职于人间天堂的杭州,但苏轼绝对不会喜欢上班,因为州衙的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
杭州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都城,其时“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但入宋之后,“百余年间,官府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苏轼就这样心情忐忑地在危墙之下,当了3年杭州通判,直到另迁他州,其间州衙一直未能修缮.
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升官了,这回朝廷让他当杭州一把手.苏轼又心情忐忑地回来了,发现走时杭州官衙啥样,回来时依然啥样.苏轼问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们说：“每到雨天,我们都不敢在大堂上待着.”
这一年6月,官衙的危房终于出大事了,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8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
官衙危房严重影响了官吏们的工作情绪,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苏轼文笔好,把危房写得栩栩如生.
但在宋朝想修官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政府审核、批准.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因为朝廷没这项预算.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即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苏轼是聪明人,他想了个好办法,请求朝廷拨给杭州200道度牒解决经费问题.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一番计算,杭州官衙至少有27处需要大修,需要钱4万余贯,这可不是小数目,约合如今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要筹集4万贯钱,需要出售200道度牒.苏轼在奏章中威胁说：再不修,日后可就不是4万贯的事了.苏轼还使出大招,向他的高级粉丝皇太后祈求：“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纵然如此,朝廷也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预算数目太大了.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200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200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2.5万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1.5万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
也亏是天下头号聪明人,才能想出如此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回,朝廷总算同意给政策,不过不是200道,而是只有30道.出售30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之后杭州官衙是怎么整修的就无记载了,估计这点钱只能草草修缮了事.不过,苏轼在元祐五年（1090）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苏堤”.
官不修衙的惯例延续到明清
为什么一处已经成为危房的官衙,让两任杭州的苏轼如此窘迫?他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挪用公款大兴土木,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如果他真那么做,等待他的将是弹劾丢官.宋代之前,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如唐代的李听当邠宁节度使时,发现“邠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环”,李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命葺之,卒无变异”.但到了宋朝,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将会受到弹劾、处分.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还是在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一查,果然如此,经大理寺议罪,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大宋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应该说惯例从宋代为开端,一直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
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写了一部《宛署杂记》,据其中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县衙却非常简陋,“廨仅一所,与民间比屋,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
宛平县自永乐帝迁都北京至万历年间,设县已接近200年,这么长的时间,居然一直未能将县衙修建得像样一点.因为实在太粗陋了,跟“天下第一县”的身份极不相称,沈榜只好在万历十八年（1590）重修了衙门的大门,想扩建,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
清代中叶,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攲侧欲倾,破烂不堪”；“两县以下之各官署,或荒凉如僧庐,或朽蚀如陋室,虽列省会地面,而萧条僻陋之气,怆然满目”.地方政府一来“无款培修”,二来官员也缺乏修缮的动力,皆因地方官一任3年,谁愿意做这种后人乘凉自己担坏名声的事?
当然也不能说宋朝之后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缮.修衙之事,还是见诸史志.但总的来说,古代官员对修衙极不热心,即便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强调原来的官衙破败不堪,非修不可,还要申明在修建过程中并无扰民之事.
地方建设预算序列中,官衙永远排在后面
在旧时朝廷的工程立项与预算日程表中,修衙门通常被列为“不急之务”,远远排在其他公共工程的后面.如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宋廷“诏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库务、店务、课利舍屋外,自宫殿、园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观等,并权停.过七年取旨”,即暂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7年后再说,因为政府要优先建设仓场（贮存粮食的仓库）、库务（国库）、店务（公租房）、课利舍屋（税所）等公共项目.
民国时汇编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统计出,明朝开国之后,洪武朝的31年中,各地新建和重修学校674所,而同一时期才修衙26所；到了宣德朝,官衙才大规模兴建,但也只是修了55所,而同期各地兴建或重修学校则有159所.
清代甚至规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分期扣款.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愿意吃饱撑的去修官衙?
因此,非修不可的官衙所需资金,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的地方官将自己的俸禄或财产拿出来,或者接受民间富民、士绅的个人捐助.苏轼修衙,除了从僧人度牒中想办法,还捐出自己的“公使钱”500贯.公使钱,是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由地方长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为什么古代王朝要严格限制修缮官衙呢?首先,传统社会的政府一直是“小政府”,财政规模非常有限,通常不设专门的修衙经费.
其次,旧时修衙,难免要劳民伤财,招募或征调民力.宋代对这种修建公共工程招来的民工都要付工钱.官府资金紧张,很多时候会无钱支付,因拖欠工程款而闹点大事出来,可不是官员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摘自《新周刊》第4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