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本书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本书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K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第一章“近代中国”的概念
1.2“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
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关键,在于找出决定该时期形态的主要动力.在近代中国,我们看到了几种发挥作用的强大动力,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潜藏的.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在清代,朝廷最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其自身的权力.為了赢得汉人的善意和承认,清廷决意与中国传统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体和社会制度,采纳理学為哲学,并吸纳汉人加入官僚机构,以一种二元首长体制（dyarchy）的形式与满人共事.另一方面,清廷大兴文字狱,惩罚讥讽异族统治的人；设立宗人府,监督满族显贵的出身、受业和婚姻；禁止满汉通婚,并严禁汉人迁居满洲,通过这些措施,努力维护满族的种族特性.為适应某些特殊的需要,清廷也设立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如在1638年建立理藩院来管辖有关西藏、蒙古和西域（新疆）的事务；1729年设立军机处,使决策过程集中化；1861年更设立总理衙门来掌管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為镇压叛乱并扩展疆土,清廷向遥远的边疆发动了多次军事征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疆域第二大的王朝.在19世纪中叶以后,有许多洋人受聘担任政府官职,从而使满-汉二元体制扩展為一种“满-汉-夷”的混合体制（synarchy）.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政策措施,都旨在确保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它们强烈地影响并引导1644-1911年间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在满清王朝覆灭后,民国政府最关注的是对内统一国家、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到了1949年以后的执政时期,我们则看到了一种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实行工业化和争取大国地位的强烈动力.政府的这些重要政策,在引导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方面,显然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因而应当受到历史学家们的持续关注.
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那些更难以把握的历史潜流,它们也是一种决定中国形态的动力.确实,在清朝这样一种不允许有任何合法反对派政治团体存在的专制制度中,秘密活动不时地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有许多汉人加入了满清政府或默认了清廷的统治,但有很多人却仍然保持着沉默的抵制.清廷乃是一个异族王朝的铁定事实,持续地激发了汉人以秘密会社活动、民族或种族起义,以及革命等方式进行反抗.最初,反清情绪伴随着一种恢复前明王朝的渴望——如各南明小朝廷的抗清运动、郑成功及其子在台湾的抵抗和三藩之乱都表明了这一点.当这些运动相继失败后,“反清复明”的思想暗暗地在诸如天地会和白莲教等秘密会社中间得到流传滋长,并伺机而动.当乾隆朝（1736-1795年）末期政府的警惕松懈之际,1796年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并持续到1804年,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在白莲教起义平息后,民族或种族反抗再次归于沉寂,一直到1850-1864年太平天国时期才又一次复兴.不过太平军只保存了上述口号中的“反清”部分,却抛弃了恢复明朝的思想,因為他们要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1864年太平军失败后,民族或种族革命再度转為秘密会社的活动,并激发了孙中山等一批后来革命家的斗志.到孙中山一辈投身革命之时,革命抱负已大大扩展,包括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复仇意识.随着1912年满清王朝的垮台,原初的“反清”目标已达到了,于是民族主义革命转向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欧洲殖民列强在20世纪头20年成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30年代和40年代前半期的主要对象是日本；50年代后期起则是苏联.
由此看到,在整个近代中国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现到表面,时而转入地下.这种动力经久持续,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带点夸张地评价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可被视為一部民族主义革命的历史.
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这个新天地是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强加到中国头上的.讽刺的是,西方文明在其他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但在与中国的直接对抗时,却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它加速了旧秩序的瓦解,却没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在旧秩序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秩序的艰巨任务.中国人背负着传统的重负,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路.李鸿章称这种努力為“开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焦躁的痛苦抉择,那就是：為了使中国得以继续存在,并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旧中国的多少成分应予抛弃,近代西方的多少东西应予采纳.
对一种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场极其艰难的观念之争,需要排除那种过度的自尊意识和对外来事物的藐视之情,抛开那种认為富庶的中华上国毋需借鉴化外蛮夷、也毋需与彼等结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不过,在1860年中国再度战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一些较具前瞻的清廷大员如恭亲王、文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意识到西方的挑战乃无可逃避之事实,中国如要生存就必须有所改变.他们引用著名学者魏源提出的那句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在60年代初发起了一场所谓的“自强运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设立了同文馆,并按照西洋模式设置了一些由军工产业支撑的军械所和造船厂.这场持续了约35年的运动,是一种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尝试；它只采纳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些更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却完全被忽略了.即使是这个时期中较进步的中国人也确信,除了坚船利器之外,中国从西方没有多少东西可学.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败绩,证明了自强运动有不足之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意识到这场运动的局限性,认為必须扩大现代化的纲领,把政治改革也包括进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启超,鼓动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实行维新变法.然而,即使在后期阶段,维新分子也并不倡导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种融中西诸因素于一体的混合政体.这场运动的精神是著名的学者型官僚张之洞所说的“中学為体,西学為用”.康有為改革方案的结果,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但却突然地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孙中山发起了一系列秘密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是一位接受西方教育的医生,他认為靠一次不全面的改良来医治中国的病痛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通过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他接过了民族或种族革命的火炬,倡导推翻满清统治.他在社会的边缘区域开展活动,赢得了秘密会社、下层阶级和海外华侨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拥护,他们普遍地追随着康有為和梁启超.在1900年那场令朝廷丢尽脸面的义和团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士人也加入了孙中山的事业,孙的形象由原先的那种“犯上作乱者”一变而為爱国志士.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二年,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建立了,在四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除了由帝王统治的王朝.
尽管中国告别了过时的政治体制,往昔的阴影却继续沉重地支配着社会习俗和思想生活.政府改头换面了,但它的精神实质还与过去一样；贪污腐败、军阀割据、恢复帝制的妄想和混乱失控的情况比比皆是.民国的创立并未带来人们期望的和平与秩序,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相信,如果不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变革,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政府和社会.那些在日本、欧洲和美国留学的人——如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等——在20世纪初期回国后,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和一场思想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形成了顶峰.这个时代的精神风尚是反对传统主义和儒家思想,倡导完全西化、“科学”和“”.在这个意识形态沸沸扬扬的时期涌现出了两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杜威的那套信奉以渐进手段推行社会改良的实用主义哲学,由他的弟子胡适介绍过来；而崇尚革命手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大力宣传.
从19世纪初对西方的轻蔑排斥到20世纪20年代对西方的崇拜,中国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一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学家用以下的话总结了这个变化的顺序：“首先是影响器物的技术；而后是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原理；最后则是触及精神生活核心的观念.同治朝的自强运动、1898年的维新变法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各自标志了这三个阶段的思想要点.”有人将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看作第四个阶段——“现代”中国,但是一般都不把这个时期与“近代”中国割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