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书简与《现代文艺》

更新时间:2024-03-10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598 浏览:10881

战时永安成为东南沿海的文化名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延揽一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创办各种文化事业等延聘黎烈文、邵荃麟、葛琴、王西彦、卢茅居等进步作家创办改进出版社.该出版社由省政府出资,委黎烈文为社长,出版了《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现代儿童》等进步刊物”.[1]

《现代文艺》1940年4月25日创刊,1942年12月底停刊,其编者先后为王西彦和靳以,他们是受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之邀,来福建永安主持《现代文艺》的编务工作的.王西彦加入改进出版社,原因更为复杂一些,据他回忆:“至于到永安参加改进出版社的工作,则是由于浙东文委负责人邵荃麟的委托,任务是到福建开辟一个战斗的文艺阵地.”[2]所以,《现代文艺》一边尽力保持所发作品的水准和质量,一边高举抗日爱国旗帜,成为东南抗战文艺的一面旗帜,团结了诸多进步作家和广大读者.

黎烈文曾主持过《申报·自由谈》、《中流》等,在文学界有很大号召力和影响,编者王西彦、靳以又是有一定创作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因此,尽管《现代文艺》偏居东南,战火纷飞,交通受阻,但编者仍多方索稿,得到了诸多文友的鼎力支持.发表了巴金、张天翼、邵荃麟、聂绀弩、穆木天、许钦文、蹇先艾、艾芜、何其芳、臧克家、黎烈文、王西彦、艾青、高岗、葛琴、唐弢、许天虹、彭燕郊、邹荻帆、郭风、姚奔等人的诗歌、小说、杂感和译作,可谓各种文体兼备、新老作家云集.

《现代文艺》发刊词特别介绍其中设有一个别致的栏目,名为“作家短简”,即一些作家写给《现代文艺》编辑的书信,发表了巴金、萧军、张天翼、聂绀弩、邵荃麟、姚蓬子、胡风、艾芜、艾青、靳以、楼适夷、唐弢、吴朗西、孔罗荪、陆蠡、罗锋、陈占元、欧阳凡海等人,共计18封.

这些信大多为复函,编者在刊发时将致信对象省去了,但据信件内容推测,应是写给黎烈文和王西彦的.据王西彦回忆:“在《现代文艺》上,我们还特地辟了一个小小的‘作家短简’的栏目.当时我在文艺界的熟人不多,知道在向外地作家约稿时不能单独以编辑部名义寄发出去的信件,因此尽可能争取黎烈文的帮助,请求他单独或和我一起署名,给一些朋友们写信.有的朋友很快就寄来了稿子,有的即使不能马上寄稿子,也多半写来了回信.我们考虑到偏处东南一隅的读者渴望知道远在大后方的作家们的消息,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有选择地刊登一些朋友们的短简.”[3]诚如编者在“发刊词”中呼吁的:“尤希望各地文艺工作者能给我们以最实际的援助——多多赐稿”.[4]“作家短简”存在时间约半年,从《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一期持续到第一卷第六期,信件内容短小,编者也就见缝插针地在将作家们的来信安排在刊物的边角,不集中展示,也不占较大篇幅,因战争原因,这些作家流徙于大西南,在重庆、四川和金华、桂林等地,或从事出版办杂志、或进行创作,为战时文化事业贡献力量.他们与位于东南的《现代文艺》之间的书信往返,记录了战时后方作家的生活动态、心灵痕迹和文学踪迹,今天看来,就显得格外珍贵.

(一)生活在泥沼里

战时生活的屈辱、困顿和贫乏,以及警报、轰炸等,极大地影响着作家们的正常创作和生活,一些作家在短简中记录了那时代颠沛流离的面影和烦闷苦痛的心情.

萧军在1940年2月6日给《现代文艺》编者的回信中说:“大概四月末五月初,我决定要离开这里了,大概仍要去战区讨生活.我生活在这里,似乎生活在烂泥沼里!”(《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一期)萧军当时在成都,大环境的阴郁、家庭的重负和生活的窘迫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同年1月1日的日记中他抒发了这种苦闷:

这是一片泥沼啊!

——可怜的泥沼!

我陷在这里已经这样久了.

——一年又四个月!

我不能再忍耐了!

——再忍耐它会吃了我![5]

“八个月内,四遭丧事”的唐弢,在妻儿亲人接连病死后,于1940年3月8日致信编者,沉痛叙述了祖母、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世的情形,“执起笔来,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两年来的分别,人事的变迁使我完全落入在悲痛的环境中,几乎无法自拔”.(《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二期)亲人的相继离世,对唐弢打击很大,他接连在《鲁迅风》、《东南风》、《宇宙风》上发表了《心上的暗影》、《生死抄》和《我要逃避》,文章哀切悲伤,表达了作者对亲人的缅怀和纪念.同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唐弢的散文集《投影集》,书名含义既说明是“时代的投影”,又是对亡妻、亡子的悼念.[6]

书简虽短小,但洗练俭省的文字记录了处于战乱颠沛中作家的种种心情和性情.在众多回信中,胡风的书信特别轻松俏皮:

关于老兄情况,倒是常常听到的.即如大刊《改进》,也时常看到别人得到,甚至把寄赠别人的错寄到了我底住处.坊间也有出售的,但并未购读.自然是非常想拿到案头细读的,但实在心有不甘,自然而然地露出了“不合作”心理.

胡风在这封书简中友善地揶揄黎烈文,文风轻松幽默.实则,胡风一家人当时颠沛流离到重庆,其家庭和事业惨淡经营,也是生活在一摊泥淖之中.1938年,他为了维持生活,应聘北碚复旦大学课程;1939年6月,为躲避日机大轰炸,保护妻儿安全,举家搬到北碚黄桷镇两间用羊圈猪栏改成的小破房里.在写这封信的后两个月,即1940年5月,胡风住所周围落下三个炸弹、两个杀伤弹,屋门窗玻璃被震坏.北碚、黄桷镇有相当数目的死伤[7]等1939年夏,胡风经过数月的奔波努力,《七月》终于复刊,但大书店不愿意接受,发行很受影响.1940年5月17日,胡风致信萧军说:“本想和你谈一谈.《七月》,我打算废刊了.为这刊物,我受气,忍辱,吃苦不少.”[8]等可见,胡风这一时期跟绝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日子过得很艰难,事业也步履维艰,他给《现代文艺》编者的回信口吻,实是苦中作乐,将愁怨化为笑声.

(二)躲警报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频繁空袭,肆意戕害我同胞生命,破坏民众正常生活秩序.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封锁》,巴金的《寒夜》,汪曾祺的《跑警报》,施蛰存的《同仇日记》等篇章中,都有关于防空警报和空袭的描绘,可以说,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之中,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之下,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作家大凡对跑警报均有切身体会,并会成为其写作的素材之一,在记录人性与灵魂的文字里,也烙上了民族悲情的印痕.作家们在给《现代文艺》编者的复信中,记录了空袭和警报的情形.

艾芜于1940年5月15日致信编者:“先前住在桂林城郊,因离城近,警报时必须躲避,往往花费时间.现在搬远了些,可以不躲,更可以多作东西.”(《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三期)1939年年初,艾芜带着家属来到桂林,为躲避空袭,先后几次搬家,据范泉记录:艾芜一家“在观音山脚住处周围空地上开荒种菜,生活清苦,但精神却很愉快”.[9]《现代文艺》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艾芜的《我的近况》,短文谈起了搬家后所处自然环境的优美和桂林方言的亲切,也谈到了警报与空袭对生活的影响:“写着这时,正在警报期间,听见飞机响,便放下笔,跑进山洞.敌机一架,在上空出现两三次,因此笔也就停了好几下.目前警报尚未解除,不想再写下去了.”此后,艾芜为《现代文艺》提供了几篇小说,他的小说《意外》、《外套》相继在《现代文艺》第一卷第四期、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现代文艺》的读者来信,说第一卷第二期的创作小说太少了,因此编者表示小说创作“此后务必努力于维持每期两篇以上”.[10]在当时小说创作并不繁荣的文坛,艾芜在小说方面给予的有力支持很可珍贵.

1940年5月4日,负责文化生活社及其金华办事处事务的陆蠡致信《现代文艺》编辑:“金华时受空袭,一切都失常态,上海到金华邮信来往需时月余,那边情形连我也不接头.”(《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姚蓬子在1940年5月26日的来信中提及:“此间近日天天警报,每次皆在七八小时左右,中饭已可废除,倒颇合乎‘缩食’原则.”(《现代文艺》第一卷第四期)

孔罗荪在1940年7月23日的复信中说:“你想,在一百度以上的室内温度,在连续的轰炸地下,我在作些什么工作呢?等《文月》最近脱期了,有什么办法呢?轰炸又轰炸,铅字排好了,版也拼好了,但是不能印”.(《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五期)

罗锋在1940年8月20日信中说:“最近因避空袭,暂来乡居,于本年拟将《满洲的囚徒》续写完毕,白朗亦在写其四五年前欲写而不得的唱片《狱外记》.”(《现代文艺》第一卷第六期)

《现代文艺》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艾青的《夏日书简》,其中有关于敌机轰炸的记录:“到午后一时左右照例是听见了敌机马达的震响声,等这声音将临近我们的上空了,我们就出去等于是一架、两架、三架,而一连几天了都是二十七架.于是眼见它们向北碚与重庆方面消失等不久,就紧缩着心听着远方的轰炸声等”

国家惨遭蹂躏践踏,作家们居无定所,他们在书信中传达的委屈、愤懑、无奈、感伤,是内心真实情感的映射,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无耻行径的控诉.而这种情感和感受,自然进入到作家们的文艺创作中去.他们不断迁徙,不断逃避空袭,作家的心是敏感的,他们常在这种极端的社会现实面前表现出一种无力感、匮乏感.因此,“作家短简”中,部分作家流露出痛苦和无奈的心情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作家们在漂流迁徙之中,仍能坚守文艺阵地,孜孜不倦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工作,令人钦佩.

(三)积极投稿互相约稿

文友飞鸿,所谈甚多是文债.彼时,作家们分处各地,大凡都在短暂栖息之地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大力创办报刊,宣传爱国思想,传播现代文明.因此,他们彼此约稿,互相支撑文艺刊物的生存和发展.

1940年4月间,聂绀弩来到桂林,在《力报》编辑了名震一时的副刊“新垦地”.[11]他与《现代文艺》的作家队伍联系很紧密,如与《现代文艺》关系密切,且常为其撰稿的彭燕郊就曾于1941年到《力报》工作,成为聂绀弩的助手.当年委派王西彦前往福建永安开辟文艺阵地,鼎力扶持《现代文艺》的邵荃麟,于1940年夏同妻子葛琴前往永安,分别成为黎烈文主持的改进出版社下属刊物《改进》、《现代儿童》的编译和主编.后来他们也得到了聂绀弩的帮助.据彭燕郊回忆:“1941年春末,他(指聂绀弩)到重庆去了.那时恰好荃麟、葛琴在福建也住不下去了,就由绀弩介绍到了《力报》,接编《新垦地》,还新编了一个副刊《半月文艺》.”[12]1940年第1卷第2期刊发了聂绀弩致《现代文艺》编辑回信并约稿:“拙作容日内奉上,力报请寄短文来等”《现代文艺》第一卷第四期的《编后记》中编者推荐了聂绀弩的小说:“下期创作可以预告的,有葛琴、绀弩及李辉英的新作.”这便是聂绀弩在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的小说《姐姐》.

当时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的姚蓬子在致编辑信中说:“代《现代文艺》征稿事弟当试一试.丛书方面或可介绍几种,不知性质是否限于小说剧本等大型创作,如散文、报告、杂感等小型作品,不知也需要否?”

楼适夷在致《现代文艺》编者信中说:“于《现代文艺》,当于此间友人处尽力拉稿;不久后事务稍有头绪,更当写文寄奉.”此时楼适夷在主编《文艺阵地》,他在信中向曾留学法国、深谙法文的黎烈文求援:“烈文兄在山国中不知能够见到法国新刊否?甚望就近代为致意,乞其于此方面予以援助,虽明知紧剧,但法文方面,实颇难觅得胜任之人也.”

巴金在接到编辑的约稿函后,回信道:“我常生病,除写了那长篇外,没有写什么东西.现在病好,两三天内就要走了,文章无法交卷,请原谅!”(第一卷第四期)不过,巴金也没有爽约,他的散文《轰炸中及其他》、《死》、《怀念》发表在《现代文艺》第二卷第二期、第四卷第二期、第四卷第五期上.

靳以回信说:“你办刊物,我们非常赞同,而且已经为你转去了一篇稿子,收到时当祈告知一声,以后当随时帮忙.”(第一卷第一期)欧阳凡海他在回复编者的信中说:“2月5日快信及2月12日平信均收到,当时忙于公演《三兄弟》及赶译《三兄弟》,后又闻兄因事返浙,故迟迟未覆.”(第一卷第二期)当时,欧阳凡海夫妇自延安来到桂林,信中提到的译作是“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在桂林,写了一个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苦难的话剧《三兄弟》,由凡海译成中文发表.这个剧曾在桂林演出,引起很大反响”.[13]不久,他寄来了稿件《译完〈三兄弟〉以后》,被安排在1940年6月25日出版《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三期的“作品译介”专栏中.不过,在此前一期的“编后记”中,编者之处:“这一期,在内容方面是比较贫薄一些.原因自然是很多,比如吧,本来有一篇欧阳凡海先生的文章,就因送审时未被通过而临时抽调了,此以不得不把预定的篇幅缩紧了些.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想读者是可以见谅的”.[14]此后,欧阳凡海又在《现代文艺》第一卷第六期和第二卷第一期相继发表了论文《最近文学创作的一般倾向》和散文《我底生活纪程》.

(四)为《现代文艺》献计献策

作家们与编者黎烈文、王西彦有着不错的私交,他们对这本文艺刊物充满期待,也看好其发展前景.

艾青回信中说:“你和西彥先生编《现代文艺》,闻讯极喜,现在文艺刊物极少编得好的,以你编《中流》的经验,当能有较好的成绩是无疑的.”(第一卷第一期)艾青对《现代文艺》的支持颇大,他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诗歌《兵车》(第一卷第一期)、《鞍鞯店》(第一卷第二期)、《的人们》(第一卷第三期)等.编者说:“艾青的《鞍鞯店》,在编者的眼光看来,是一首难得的诗,它不同于一般空洞的呼号.”[15]

从《现代文艺》发表短简的作家队伍来看,他们大凡是多个文学创作领域的佼佼者,如小说之于巴金、张天翼、艾芜、萧军等;散文之于唐弢、陆蠡等,诗歌之于臧克家、艾青等.《现代文艺》编者在刊物的栏目设计上很费心思,他们力争每期都有小说创作和文艺批评方面的理论文章,还“准备每期刊登一两篇对世界诸大作家的介绍和他们的作品”.(第一卷第一期编后记)第一卷发表了许天虹、周学普、黎烈文、虞起、白石等翻译和介绍的托尔斯泰、莱蒙托夫、霍尔发斯、高尔基、杰克·伦敦、梭罗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和相关评论.

战时物资紧张,办刊用纸就很成问题.邵荃麟在给编者的信中,颇为赞赏《现代文艺》的编辑风格和水平,但他也指出存在的不足:“在形式方面,编排上简直无懈可击.就是封面不够漂亮.但那也许和纸张很有关系.如果用铜版印在道林纸上,就会好看得多了,自然,在这时期,还是做不到的事情.”

吴朗西也在信中说:“因重庆印刷纸张既坏且贵,拟寄稿来福建托改进印,并可交一部分给改进社经销,不知老兄意下如何?”

张天翼在回信中说:“我以为能在刊物上多登书评,是于大家有益的.那该是公允的书评,不是广告,不瞎捧,也不抹煞好处,具体就事论事.被评者即或是好朋友,但对朋友正该苦口良言,纵或当时听了不舒服,但实际给了朋友许多好处,《现文》有此精神,故更提一句,使得这种精神保持下去.”

因为编者的辛苦操劳和作家朋友的鼎力帮助,《现代文艺》终于以它独特的文艺底色成为20世纪40年代文学刊物中的佼佼者.这些埋在故纸堆中的书信,也正好见证了它的点滴成长.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1]陈能南:《陈仪主闽期间功过述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2]王西彦:《在苍山碧水间》,徐君藩等编:《福州文坛回忆录》,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222页.

[3]王西彦:《野火的联想》,《读书》1983年5月.

[4]编者:《现代文艺·发刊词》,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25日.

[5]萧耘、王建中、萧玉整理:《萧军日记(1940年1月)》,《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1期.

[6]伏琥:《唐弢传略》,《文献》1983年第2期.

[7]晓风:《胡风年表简编》,《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4期.


[8]晓风、萧耘辑注:《萧军胡风通信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

[9]范泉:《记艾芜》,《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

[10]编者:《现代文艺·编后记》,第1卷第3期,1940年6月25日.

[11]季强:《聂绀弩传略》,《晋阳学刊》1982年第4期.

[12]彭燕郊:《聂绀弩在桂林》,《学术论坛》1981年第4期.

[13]沈素芒:《欧阳凡海的一生》,《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

[14][15]编者:《现代文艺·编后记》,第1卷第2期,1940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