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的

参加期刊的社长、主编座谈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却也实属无奈的现象.那些生活类杂志大多气势恢宏,志得意满,比如养生的、汽车的、育儿的、品酒的,社长和主编们谈起影响力和发行量,多数面有喜色,头头是道；谈及未来发展,更是明珠在握,信心满满.那些技术类的期刊也同样,具有科技需求的市场强劲依托.而人文社科类期刊,包括一些时政类刊物以及高校的学报,相比之下就显得逊色许多.区区几千份发行量,更是让那些惨淡经营的社长、主编在这种场合噤若寒蝉,面对别人的辉煌徒有羡鱼情.人文社科类期刊因为贴近意识形态,除了要考虑市场和受众之外,还不得不花许多精力去考虑说话的方式,把捏说话的分寸.这就是中国期刊市场的现状,它是读者的取向,市场的取向,更是社会的取向,是主流意识形成的取向.生活类期刊和科技类期刊的风行是社会发达的表现,本也无可厚非,但是人文社科类期刊的备受冷落毕竟不是社会发展的正常气象.但是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曾有一阵子,那些难以坚守却又希望坚守的人文社科类期刊四面出击,使出浑身解数,包括举办形形色色的创收活动、收取版面费等等,但是根本改变不了拮据情状.在中国办刊物,除了看定位,也要看依附.比如过去曾有交通管理部门办了一种杂志,要求行驶证、驾驶证时都要订阅一份,发行量自然上去了.政协办的报刊在“”期间广告特别多,发行量当然也比平时大,这是因为“”的影响大.也有一些社科类的学术期刊受到拥戴,却并非全是学术因素所致,与它们高踞于评职称的门槛之上不无关系.近年来政府也开始支持某些学术期刊,但这种有限的支持并不能改变杂志的生存格局.

曾经我们绝大多数的行政事业单位都办了杂志,这些年要求转制,能回机关的人就都回机关去了,立马显现出杂志的生存状态和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其实在中国,编辑出版期刊本就不是事业,而只是一种职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