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权威化之路与媒体

内容摘 要 ：探求文学批评的理想功能和权威被弱化的原因需要考察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媒体因素甚至决定着批评的生存面貌和运作逻辑.文学批评权威化的途径曾根植于一种和媒体相同的历史观,媒体强化了对文学和历史的权威解读方式.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高度认同于权威对象的读者群日益萎缩,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媒体的市场化生存竞争日趋激烈,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促使文学批评的权威化日渐低迷.文学批评对自身权威性的反思和再造也应包含对媒体的重新审视,探索和媒体合作的新途径,以既符合批评自身旨趣又满足媒体需要的良性方式发表见解.
关 键 词 ：文学批评　权威　媒体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981(2008)05―0014―03

文学批评普遍被作为一个子领域纳入到文学研究的总体系之中,既肩负着沟通理论与文学的重任,又承担着连接创作与接受的功能.在理论中,文学批评的这种效用得到了极大的理想化：一方面,批评可以将文学经验提炼为理论原理,而理论研究又可以为文学指明方向；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可以将批评作为民意测验的反馈器,以不断修正自身,同时阅读与接受又将批评作为理解作品意义的向导,以实现对本真价值的追寻.如果这个理想能够实现,那么在文学活动过程中,文学批评自然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其权威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文学各要素的实际互动过程中,文学批评的这种理想功能被大大弱化,在某些方面甚至几乎完全落空,其权威力量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作家对来自批评界的声音几乎充耳不闻,读者根本难以理解各种玄妙的批评话语,批评越来越“无效化”、“小众化”.如果从文学活动本身的角度出发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答案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文学活动过程之外,承载批评话语的媒体的因素则更是不可忽略,尤其在大众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媒体因素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甚至决定着批评的生存面貌和运作逻辑.
文学与文学批评曾经被作为启蒙民智的手段而为民族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启蒙与革命合二为一的民族解放过程中,文学与批评借助于相对自由而多样化的各类媒体发出有力的呐喊.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和日益壮大的媒体力量,从特权阶层手中争夺到了文化权力.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被视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有学者统计,从1915年至1949年共出现了三千余种文学期刊(刘增人等著《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在这期间,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繁荣与媒体的发达呈现了同步的趋势,在对历史任务保持一致认同的基础上,二者相互扶持增强了各自的活力.由于对历史命题的有效回应,文学批评成为时代精神的领袖之一,媒体的话语权也得到极大加强,成为社会的重要控制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越来越走向权威化的道路,其力量的来源在于对历史脉络的把握,媒体无疑强化了这种对文学和历史的权威解读方式.
文学批评权威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批评力量往往不是来自于文学本身的意义空间(权威化批评也无意于对文学意义空间的拓展),而是根植于一种既定的历史观,因此权威化批评往往视自身为历史的代言人,将文学问题和历史问题合并讨论,以进步和反动作为判断的标准和结论.权威化批评的另一个突出表征是,将文学争议视为阶级对立的必然表现,因此往往激化为论战,文学立场的选择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兼收并蓄与平等对话已经难以为继.媒体本身的价值观念和运作规律,不断强化这两个表征,既宣泄了自己的政治,又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在现代时期,文学期刊尚受到党派性期刊、商业性期刊与文人性期刊三种办刊模式的动态性制衡,文学批评的权威化因而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建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媒体的生存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办刊成为主流的方式,各类媒体尤其是文学媒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的权威化倾向走向极致.
文学批评作为对文学作品解读的一种“权威”方式,随着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崇高地位而走向辉煌.此时的文学批评更多地是担任“立法者”的角色,训导着读者对作品进行“正确”的理解,虽然不时发生论争,但最终会统一到某种外在于文学的政治理念所划定的立场和定论上.文学批评的意见分歧往往被发展成为政治立场的分化甚至对立,对艺术问题的辩论往往被引向对政治立场的拷问.可以说,这种文学批评的权威性并非完全来自于本身的阐释力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或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批评的内在旨趣被置换为对政治观念的注解,与文学一道为政治怎么写作.在这种状态下,文学批评将自己的生存方式建立在社会的宏大叙事之中,建立在对历史的一厢情愿的想象中,建立在窒息了美学话语的政治话语中.政治化的文学批评与被严密控制的媒体渠道高度融合,后者的守门人对批评文章进行严格的思想过滤,只有符合意识形态标准的文章才能得以面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文学批评不可能秉承多元化的标准,而且媒体更不可能发展高度自主的选择标准.文学批评单一化的政治标准之所以不断得到巩固,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媒体的辖制.
进入“新时期”以后,国家的主旋律发生重大改变,社会的兴奋点转向了经济建设,文学及文学批评开始由所谓的“中心”地位滑向边缘地带.文学及批评的“边缘化”进程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其认定为是社会公众放弃了文学的结果.公众的文化选择空间得到很大丰富,自然而然会对文学的读者队伍造成分流,大量的文学刊物倒闭,文学及批评进入一个相当漫长的冰冻期.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大约十年之中,文学批评的媒体渠道被极大地缩小了,除国家级的几份刊物外,各地方的文学媒体纷纷转型走向休闲娱乐的通俗路线.这个时期,文学批评的生存环境处于恶化的状态,既面临着少文学可评的尴尬,又面临着无刊物可发的窘迫.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文学批评开始苦练内功、积蓄力量,随着大量西方理论的引进,学术视野得到极大拓展,对自身的不足与偏颇开始进行深入反思.由于国家文化政策的调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得到真正贯彻,来自于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力量开始弱化,文学和文学批评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推动者.
习惯于顶礼膜拜的读者群的日益萎缩、学术视野的拓展、媒体的市场化生存竞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促使文学批评的权威化日渐低迷.一呼百应的领袖效应已经再也无法实现,文学批评自身有意识地提倡对话与交流,媒体将扩大发行量作为第一要务而不再热衷于塑造权威.各类媒体,尤其是文学媒体,由于多年没有进行市场操作的经验,突然被放开手脚独自面对生存问题,似乎难以短期适应,俗文学成为自我拯救的一根稻草.在失去媒体这个强力支持渠道的情况下,习惯于进行形而上思考的文学批评迅速归向学院派的自娱自乐, “圈 [ 2]子化”成为常态.文学批评由于首先在媒体面前去势.进而在社会面前失势,昔日神采奕奕指手画脚的精神导师和社会良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埋头苦干自我陶醉的瘦弱书生.
文学批评如果执著于一种导师式的权威地位,如果始终以训诫民众作为出发点,如果坚持将自身绑缚在狭隘化的政治理念上,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代环境和精神气候的变迁,虚检测的权威迟早将士崩瓦解.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扮演双向催化剂的角色,既会帮助文学批评快速扩大地盘,又会因自顾不暇而突然抽身使批评权威无所附着.因此,文学批评在反思自身之外,亦应当对媒体提高警惕,决不能以媒体的目标作为自己的宗旨,以媒体的手段作为自己的方式,以媒体的好恶作为自己的标准.文学批评对自身权威性的反思和再造也应包含对媒体的重新审视,探索和媒体合作的新途径,以既符合批评自身旨趣又满足媒体需要的良性方式发表见解.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活跃程度得到极大提高,媒体成为一支影响社会的强劲力量.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媒体已经渗透进了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高度“粘合”.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传统媒体依然保持巨大的影响力,新兴媒体迅速成长,同时二者表现出“合流”的趋势,即相互向对方渗透,媒体的立体化成为现实.电视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既是国家民众经济实力得到提高的明证和结果,也是文化权和信息权得到实现的保障,为文学批评再次走向复兴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媒体渠道.文学批评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之后,以分化的方式再次走向全面复苏,既保持了学院派的严谨和高雅,又迎合了媒体倡导的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趣味.学院化批评所取得的成就赢得了每一个严肃的学人由衷的尊重,尽管这其中也充满了争议和不满.媒体化的批评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争议,为文学批评的严肃性蒙上了一层可疑的阴云.
如果批评被纳入到了媒体的运作逻辑加以操作的话,媒体逻辑越来越多地开始支配文学批评的展开,“酷评”与“恶评”在这样情况下闪亮登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人咬狗才是新闻”的畸形媒体氛围中,酷评与恶评所营造的效果正是恶俗新闻所追求的轰动性,在这一点上正中媒体的下怀.酷评的言论在学理上几乎是不堪一击的,执拗于片面化的真理和偏执化的思维方式,以否定性的标准为唯一的价值观,表现出堂吉诃德式的巨大勇气.这类文学批评自觉放弃了批评的使命和学术规范,放弃了对作品的起码尊重,结果被受众放弃信任,最终被媒体放弃了利用价值,在热闹一阵之后消失的无影无踪.在永远都不缺乏刺激性爆料的媒体界,酷评所带来的吸引力终究有限,而且如果放任下去将影响媒体自身的声誉,所以,在被榨于最后一滴剩余价值之后,酷评遭到了必然的抛弃,但它遗留下来的负面影响并未消失,对文学批评造成的伤害并未消失.酷评的兴衰史生动地说明,文学批评如果放弃自身原则立场而单纯地向媒体献媚,即使卖身也难以自保.酷评之类的繁荣不仅无助于文学批评的发展,反而只能是自取其辱,文学批评的信誉和权威性在酷评的侵蚀之下荡然无存.
在阅读市场上的占有率永远是媒体考虑的首要问题,提高市场占有率更是媒体运作的导向.以倡导“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和度为己任的各类媒体,对于文化文学话题也是乐此不疲,炒作成为惯用的手法,文学批评也裹挟其中摇旗呐喊,将本来严肃的文学批评“事件化”和“娱乐化”成为引起受众的捷径.在受众的热切企盼与炒作的推波助澜之下,文学事件层出不穷,如汪国真诗歌、陕军东征、《废都》、人文精神大讨论、二王之争、王朔现象、大师排座次、马桥诉讼、金王之争、二余之争、重批鲁迅、作家、少年作家、红楼论争、百家讲坛现象等等事件.这些事件虽然不完全是文学批评现象,但和文学批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与文学的“事件化”相联系的是,文学的“娱乐化”.不知从何时开始,媒体关于文学以及其他文化的报道并入了娱乐新闻之中,文学作家批评家们和大大小小的影视歌明星们同台竞技,一同涌进了报纸版面、广播时段,在网络上吸引了极高的点击率.文学批评的媒体化炒作所追求的是宣传效应的短期最大化,风头的顶端也是走向末路的开始,批评被作为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一旦“档期”过去便丧失了利用价值.批评的权威性时刻受到高悬于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胁,当自身价值都没有获得起码尊重的时候,重建和回复权威性更是无从谈起.
在文学批评分化的过程中,对权威的理解也得到更新.强制式的权威已经不可能,而新的权威究竟是何内涵、如何塑造则众说纷纭.不论答案有多少种,其中无法绕开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枯燥晦涩的文学批评难以走向大众,更难以产生整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即使作家群体对其也是兴趣索然,大众媒体就更无意为其呐喊助阵了；过度媒体化的文学批评丧失了自身价值立场,成为媒体获取关注度的急先锋,最终不仅无益于批评权威的重建,反而会被媒体抛弃.近年来,受众在经历了最初的新鲜感之后,对过度媒体化的批评方式越来越反感,日益倾向于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接受文化信息.受众对媒体信息的纠偏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在表面化的文学批评泛滥的时候,这种机制使媒体重新定位对文学信息的传播方式.正是基于这种受众接受心理和媒体操作方向的变化情况,在严肃的学院批评和过度的媒体化批评之外,一种新的趋势开始出现,即文学研究者们以个人化的方式、严谨的学术态度、通俗的语言表达参与到媒体对文学现象的报道和讨论中,许多媒体的报道内容逐渐向“事实现象+专家观点”的模式靠拢,一些电视媒体开办的文化栏目受到热烈欢迎,文学研究者也经常成为座上宾现身说法.
文学批评与媒体的这种新的合作方式,目前来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明显的标志是学者们成为新的明星.当然,也有一些人对此持有异议,或者认为有损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或者认为学者成为记者的助手而损伤了应有的独立价值.无论如何,文学批评借助于这种方式重新唤回了大众的注意与重视,这种效果并非是依靠单方向的思想灌输,而是来自文学和思想本身的魅力.在媒体与普通民众的生活高度黏合之下,在民众的选择权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民众能够接受比较严肃的文学批评信息,这本身就是平等观念使然,高高在上的强力权威已经被身边或餐桌旁温文尔雅的学者取代.文学批评的权威性得到了受众自觉自愿的认同.
在媒体的开放程度和互动程度日益增强的时代,文学批评的参与者呈现扩大化的趋势,文学青年被草根作家或评论家取代,互联网在这一方面占据了无可取代的优势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体中尚有部分权威空间的话,那么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权威空间已经被压缩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互联网用户的匿名性有效地解放了他们的和平等意识,有力地消解了现实世界的权威秩序,为文学批评生成了强劲的新活力.可以设想,文学批评的权威性在面对互联网这种新兴媒体的时候,其内涵必然得到刷新,其实现方式也必然寻求到新的途径,可以肯定的是,尊重、强调平等、提倡个性化表达、遵守共同价值规范等原则会成为其应有之义.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