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1977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刘心武的《班主任》发出了‘徽救被‘’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揭开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创伤,同时也揭开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第一幕.在伤痕文学中,刘心武第一次发出了类似于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此后,“伤痕―疗伤”的主题成为了文学的主流,通过文学进行心理疗伤成了作家的‘集体无意识’.《班主任》并不是刘心武的第一篇作品,从1958年发表在《读书》第2期上的评论《谈<第四十一>》算起,刘心武曾写过不少羼人各种“政治配方”的作品.这种“配方式”的写作有时候也遇到进行不下去的时候.1976年,在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的刘心武,在编辑谢鲲的《雅克萨》和两位农民作家的《大路歌》时,因为书稿中没有“阶级敌人破坏”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两剂药方而未能出版.刘心武说：“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放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这种实践上的失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其带来的痛感和反思是强烈的,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作家谋求创新和改变创作方式的意识.据刘心武回忆,《班主任》的构思与开笔是在1977年夏天,在此之前的半年,国内对“”的“反真人真事”论的批判正如火如荼.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旧的意识形态话语被斥责为“虚检测”,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重拾“真实”这一利器以对抗和批判旧的意识形态话语,新旧意识形态之争,在文学领域被巧妙地转换成了文学上的“真与检测”之争.对“真实”的重提,正是为了确立了新的国家权威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合法性.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对刘心武无疑是一个触动.刘心武是一个嗅觉灵敏的作家,这种灵敏不仅表现在文学嗅觉的敏锐,也表现在对政治形势的敏感.按照刘心武自己的说法是,1976年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之后,“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和期间诸多主题先行、离开实际生活凌空蹈虚的配方式的作品相比,虽然《班主任》不乏能看到主题先行和人物模式化的历史惯性,但源自于对生活的思考以及对真实性的自觉要求,小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真实感,使这部作品甫一发表即引起轰动.《班主任》的素材,来源于刘心武在北京十三中的任教生涯.他笔下的张老师无疑是作家的化身,谢慧敏、宋宝琦、石红等人,是有生活的原型的,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对细节描绘,对环境的营造,对阴暗面的凸现,都给A-种真实感.刘心武自己评价说,“就《班主任》而言,缺点其实很多但是,为什么即使是这样一个作品,读者也仍然热烈的赞扬呢我从信中归纳出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们觉得作品写的真实.”时隔十年,刘心武在回顾自己的前期创作生涯依然是这样感慨：“迈出《班主任》及其嗣后若干篇的这一步,对于我来说,永远是值得纪念的.它的积极意义,一是使我从实践中懂得,作家的心应当永远同人民群众的心贴在一起.二是写东西必须从生活本身出发,应当把真实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主流的评论界也是这么认为的,“坚持从生活出发,显然是《班主任》以及其他一切具有现实主义真实性的作品获得成功的根本条件之一.”“真实”(或“真实性”),成了作家认知层面、文本显现层面和文学评价层面三者之间的高度一致的关 键 词 和结合点.
“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是《班主任》,伤痕文学获得命名则直接来源于卢新华的《伤痕》.和《班主任》对“真事”不同,《伤痕》引起轰动的原因更多地是其中的“真情”和“真问题”.卢新华的《伤痕》,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并没有直接的经验作为素材,而是虚构的结果.虽然是虚构,但是《伤痕》中描写的王晓华的遭遇,又暗合了期间现实中不少家庭的真实遭遇.发表《伤痕》的《文汇报》编辑马达谈到当时他阅读《伤痕》时,就暗合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仔细阅读小说《伤痕》.小说描绘的故事情节,不断向现实‘九年前’靠近,小说描写的男女青年,―个个在我身边浮现.我看着,看着,想着,梦魇般的往事――在眼前出现”可见,即便是虚构的,《伤痕》中的情节和故事往往与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事件是具有相似性的,这也是《伤痕》产生轰动的生活基础.以至于《伤痕》发表后‘不少读者来信反映,说他们把小说当真人真事来读,类似王晓华这也的人物确实不少.”卢新华在回忆时说,“我就这样,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伤痕》.我可以坦白地说,我于写它之初,还根本不懂得诸多的文学技巧、繁琐高深的文艺理论,只是初步意识到文学作品应该真实地描绘人的感情和思想,作者应该交给读者一颗真诚的热烈的心.”即便《伤痕》在艺术上的毛糙和稚拙,但是有了对“真实”和“真诚”的重视,有了对日常生活的开掘,使得文本叙事暗合着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有效地防止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由于没有感同身受而产生种种“间离效果”和“陌生化”效果出现,尤其是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对普通人生活和情感的再现,都是保障‘真实感”的有效屏障.与《班主任》相比,《伤痕》中的情感显得更为深厚低沉,可读性和悲剧性更强,因此,《伤痕》在发表三个月的时间里,发表《伤痕》的《文汇报》就收到了近九百封信,读者对这部艺术还不成熟的作品给予了热情的肯定,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作品中的“真情”和“真问题”.
伤痕文学中对“真实”的追求,对伤痕的直接裸露和展示,就是出于一种治疗的目的而采用的文本策略.伤痕文学的对“真实性”的追求,对文本叙事的控制,其目的是通过对伤痕的再现,让读者在文本阅读中和作家、文本、以及支持文本生产的话语权力之间达成相同的对“伤痕”的认知,通过展示、控诉、批判的一系列仪式化程式,完成对人们内心普遍恐惧、压抑的泄导,来使人们精神和心灵的伤痕淤积得到释放和治疗.这种治愈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和步骤：
治疗者对被治疗者的同情和关心.在《班主任》中,主角并不是谢慧敏和宋宝琦,而是张老师.老师这一角色的设定,更是意味深长.老师向来被看作是医治人类精神灵魂的工程,有着类似医生的作用,也就是作家化身的“治疗者”.在《班主任》中,叙述者通过张老师来表达了对被治疗者谢慧敏和宋宝琦的同情和关心.“可爱又可怜的谢慧敏,可爱而又可怜的射惠敏啊,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而在‘’控制舆论工具的那几年里,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们的‘帮文’,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对宋宝琦这样的―个被称为“小流氓”的人物,张老师接收他就能体会到其中蕴含的爱,甚至对宋宝琦这样的工人家庭,张老师也是同情的.谢慧敏、宋宝琦这类角色,代表的就是现实中受到伤害的人.《伤痕》中,叙述者对王晓华这个^物也是倾注大量的感情的,从王晓华和母亲决裂,―直到母亲平反,都能看到叙述者倾注的同情和关心的目光,卢新华曾说在写到王晓华回到家妈妈已经去世时,自己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的整个心也仿佛和王晓华―样地碎了,我和王晓华―样,只不过我是在心底里哭喊着：‘妈妈！妈妈！你睁开眼看看吧,――我回来了.”
治疗者帮助被治疗者获得病情的解释.在《班主任》中采用的大量的干预叙述,甚至出现了打断叙事过程插大量的带有倾向性和评论性的文字,通过这种表达,告知读者为什么会产生谢慧敏这种受伤而不自知的“病儿”和宋宝琦这样的“畸形儿”,都是因为“”及其余党进行毒害的结果.文中是这样对被治疗者进行病情的解释的：“有多少宋宝琦式的‘畸形儿’已经出现！而且,甚至象谢惠敏这样本质纯正的孩子身上,都有着‘’用残酷的策所打下的黑色烙印！”《伤痕》中解释病情的根源也是指向“四人静”的,它通过母亲的两判信来解释受伤的原因：“我的‘叛徒’的罪名是‘’及其余党为了达到篡权的目的,利用叛徒强加给我村“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象我爱国那么多‘’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
治疗者帮助被治疗者重建信心,获得安全感和精神后盾.《班主任》中,张老师的家访,带有一种传道者的意味,一句“现在,是真格儿按的思想体系搞教育的时候了”,准确无疑地告诉读者,党是我们消除“”精神流毒的坚强后盾.在党的领导下,必将能清除澍慧敏和宋宝琦等人身上的余毒.《伤痕》中,王晓华自从母亲被打成叛徒之后,一直愁眉不展,直到粉碎“”她绽开笑脸时和重建信心,获得安全感：“粉碎‘’后,她感到自己精神上逐渐轻松了些,于是嘴角有了笑纹.参加群众自发组织的大游行回来后,她感到自己的心情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激动和兴奋过.”母亲死后,接到苏小林递过来的母亲的信,党成了她能够生活下去的精神后盾“我一定不要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被治疗者重建对将来的希望,病愈.《班主任》中通过张老师的对未来的展望和感慨来替被治疗者重建对将来的希望.“他感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我们亲爱的祖国.想到她的未来,想到她的光明前景,想到本世界结束、下世纪开始时,‘四化’初具规模的迷人境界,他所培养的,不要说只是一些学生,一些花朵,那分明就是祖国的未来,是使中华民族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强盛地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正式发表的《伤痕》与原稿相比,曾做过16处的修改,为的就是在作品中反映出被治疗者重建对未来的希望.比如开头中的环境描写把“除夕夜里,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改成了“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车上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淡’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与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结尾中为了突出王晓华的伤痕已经治愈,特意改成了有‘亮色”的描写‘夜,是静静地,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来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旧的伤痕已病愈,它随滚滚江水东流一样,一去不复返,王晓华大步朝”灯火通明的南京路”走去,就意味着王晓华重建了对将来的希望,伤痕也就痊愈了.
伤痕得以医治,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被治疗者对治疗的相信和需要之间形成的“引力场”.“引力场”的概念是列维斯特劳斯对巫术效应论述中的一个概念,治疗者和被治疗者之间所属的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具有相同的信念和期望.显然,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无论是意识形态层面,文学层面还是民众层面,都是具有相同的“信念和期望”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与政治与民众意愿这三种力量最协调最有成效的一次统一行动.”
虽然伤痕文学被看作是“最协调最有成效的一次统一行动”,但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是亲密无间天衣无缝,它其实还存在着裂隙.尽管作家通过种种努力,遵循意识形态的指挥,试图通过真实地再现伤痕,像一个良医一样,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治愈被伤害的人们,使文学的功能最大化.由于文学本身尤其自身的规律和特性,作家对文本的控制力有时候又不得考虑和迁就文学的自身特性,尤其是文学以语言为载体,语言的复杂性,使得文本像艾柯所说的那样既有“确定性”,也有“开放性”,这往往让文本产生理解的多义性.在阅读这一解码过程中,文本往往会越出作家的控制,出现种种意义“溢出”现象.这种“溢出”,产生的作用将不一定是“治愈”,也可能是“久治不愈”,甚至会让接受者产生怀疑、痛苦、绝望、、虚无主义等“不良反应”或“副作用”,这往往是主流意识形态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很快就意识到“伤痕文学”中在治疗时产生的副作用(如对《晚霞消失的时候》《飞天》《苦恋》等争议作品的批判,就是要清除这种副作用).因此,一旦主流意识形态对这种现象产生“警惕”,作为与意识形态紧密勾连的伤痕文学的历史命运也就可以想见了.随着时代和政治任务的改变,它对文学发出了新的指认：伤痕已经治愈,治愈后的和新时代出现的都将是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的健康的“新人”,“新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因此,””压迫下的“受伤者”形象,在文学领域很快让位于披着各种光环的“社会主义新人”.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和东北师范大学校内青年基金项目(06QN039)]
注释：
(1)(2)(3)刘心武：《关于小说<班主任>的回忆》,《百年潮》,2006年第12期.
(4)刘心武：《生活的创造者说：走这条路》,《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5)刘心武：《我走了三步》,转引白杨树茂,《新时期小说史稿》,花城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5页.
(7)马达：《<伤痕>发表前后》,《湖北档案》,2005年,第l-2期.
(8)(10)卢新华：《谈谈我的习作<伤痕>》,《文汇报》,1978年10月14日.
(9)卢新华：《要真诚,永远也不要虚伪》,《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11)卢新华：《命运选择我执笔(伤痕)》,《文学报》,2008年12月19日
(12)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陆晓禾、黄锡光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2页.
(13)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第74页.
(14)芰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