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创作受到存在主义的“荒诞悲剧”的影响,使其创作具有怪诞风格.这种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怪诞意识,二、怪诞人物,三、怪诞情节.
关 键 词 :大江健三郎 存在主义 怪诞 荒诞悲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存在主义认为,现代社会在全面异化,“在这之中,人感到自己是分裂化的.他从自身中离异出来, 他不能体验自身是自身的核心,他不是自己行动的主导者――倒是他的行动和后果成为他的支配者,人要服从它.分裂化的人找不到自我,恰如他也找不到他人一样.”他们感到世界不可知,人不可知,连自身也不可知.因而认为只有非理性才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把握,认识和感受的基点,所以他们热衷描写人类生存的病态和异化,这就是存在主义的“荒诞悲剧”.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创作受到存在主义的“荒诞悲剧”的影响,使其创作具有怪诞风格.这种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怪诞意识
大江早期创作由内心痛苦而出发,多表现“孤独”和“死亡”这两种怪诞的人生意蕴和生命意象.在东方古代文学包括日本古代文学中,作家们都喜欢表现离情别绪、孤独哀愁,在艺术手法上则多以隐喻、象征、比兴、移情等技巧将自然生命的孤独与心灵的孤独进行比拟、参照,营造出既怪诞不经又独具妙趣的孤独意境.存在主义的“荒诞”悲剧,在总体上更偏重于表现现代人的孤独感及反抗社会群体的行为,描写病态的孤独人生,把社会弊病看成是形成人生孤独的重要原因.社会成了人的异己对象,造成了人生的失落感、绝望感,所以存在主义的“荒诞悲剧”注重探索形成现代社会里的现代人的孤独意识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精神心理原因.在大江的创作中,他将本民族的传统意识与外民族的现代意识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变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之一.
这种孤独的意识在大江的成名作《奇妙的工作》(1957)就有充分的体现.小说描写大学生“我”和另外两名大学生到大学附属医院打工的故事.任务是在三日内屠宰完用做实验的一百五十条狗,还要趁其尸骨未寒剥下狗皮.由于中间人从中和干涉,杀狗杀到一半而中止.“我”非但没得到分文报酬,还被狗咬伤了腿.作为在医院打工的大学生,主人公“我”是现实生活里普通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从惨遭屠戮的狗身上,“我”发现了人的孤独虚无的悲哀,而令人窒息的现实使青年人失去了多愁善感.“我养成了不大发雷霆的习惯.我的疲倦是日积月累的,所以即使面对狗屠的卑劣也没有了怒火满腔.火气刚一上来旋即萎缩.”对自然界的生杀予夺,“我”是麻木的,而对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我”也无动于衷:“我不参加学生运动.这是因为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而归根结蒂还是怪我失去了旷日持久的愤怒.”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当代青年的孤独、虚无、没有希望与日益加深的精神危机.正如评选人荒正人所说:“这部作品刻画了当代青年一代人的略微虚无的心情.”
除了孤独意识,与此相联系的死亡意识也是大江作品的特色.存在主义“荒诞”悲剧注重通过人物非理性的精神生活来表现人生的痛苦,同时也认为这种痛苦是注定的,即使你有权自由选择,那也是一种负担,一种惩罚,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在冷酷荒谬的世界上承担自己痛苦的命运,并学会“自觉地走向死亡”.这种“自觉地走向死亡”的意识对大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一些的人物形象.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中的鹰四是这一形象的典型代表,鹰四领导学生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失败后,被迫到美国参加向美国国民谢罪的剧目演出,这让他感到耻辱,在美国历经流浪之后,他又回到了日本.为了寻找自我、寻找心灵的归宿,与陷入精神危机的哥哥一起回到了故乡四国的深山密林中.但他心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我必须采取行动”“盼着在万延元年事件的影响下做点事情.”鹰四仿效百年前曾祖父的弟弟领导的农民,组织足球队,利用村民对操纵村庄经济命脉的“老板”的不满,发动,抢劫超级市场.后的第三天,鹰四向密三郎坦白了自己使白痴妹妹怀孕、的秘密,遂开.
鹰四反叛社会,充满了抗争精神,受到青年同伴的爱戴.然而,他又是一个逃避责任、害怕死亡,不敢面对现实的怯懦者.他与白痴妹妹,使妹妹怀孕后不敢承担责任,当妹妹寻求他的帮助时,他却没有尽力去拯救,结果让妹妹在惊恐、悲切与孤立无援中了.他因此一直为妹妹的死,为自己的怯懦和逃避责任而受到内心焦虑的折磨.这种焦虑造成了他的人格分裂:一种是替他的暴力人格辩护的,另一种是惩罚这样自我的.因此,他一方面不断地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领导学生反安保斗争,组织足球队,实现英雄的自我,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自虐,在美国故意去染上性病,赤身在雪地里滚跑,把死于事故的山村姑娘说成是遭到自己、被自己砸死的.一方面他想拯救受到现代经济意识冲击的“森林峡谷村庄”,另一方面,他又不敢面对丑恶的现实.他只想占据历史英雄的行为,想通过想象重构曾祖父的弟弟――万延元年农民起义领袖的神话,目的是为自己组织村民的行为寻找历史依据,发掘祖先的荣耀,从祖先的故土中获得的力量,获得改变现实的力量,而这种逃避现实的方式带来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所以,一旦他“说出了真相”,揭明了真相“丑陋与荒谬”的本质,他的精神支柱也就崩溃了,最后以来表示反抗.
作品中的孤独意识和死亡意识与大江直面的现实密切相关,他在《我的文学之路》中说:
“在爆炸、奥斯维辛集中营及环境破坏中出现‘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个人的死亡留下悲惨时代的烙印,人类世界在死神面前处于相同的境地,我们不能忽视如何去拯救死神威胁的人们,如果忽视就是渎职行为”.
这段话证明了大江对死亡与孤独意识的关注,是作家的良心在起作用,这正如萨特所说的“文学的本质是对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揭示”.
二、怪诞人物
大江笔下的人物,从整体上看,是处在生存困境的人类的形象,而从个体上看,则是突出暴露人性的弱点的各种形象.无论整体还是个体形象,都蕴含着并表现出作者创作中的怪诞意识,这种意识一直渗透到其作品中人物的行为、习惯、性格、心理、经历、命运之中,使这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怪诞性的特征.从人物表现看,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形:一类是性格古怪,行为荒谬.如在《个人的体验》中,因酗酒成瘾,竟然在讲台上对着学生呕吐的现代知识分子,二类是精神畸形儿.这种怪诞人或在不合情理或在虚无意象中生存着,他们有的如行尸走肉、有的是社会的畸零人和精神畸形儿,如火见子、吴鹰男、良重以及众多“我”的形象,三类是心理变态.主要是性变态、性错位,这种人在大江《性的人》、《我们的时代》、《日常生活的冒险》、《呼喊声》等小说中反复出现.
《性的人》中的J夫妇,爵士歌手,《我们的时代》中的南靖男,赖子,康二,《日常生活的冒险》中的斋木犀吉,《呼喊声》中的阿虎,吴鹰男,他们并不甘心沉沦于失落自我的痛苦境地,而是选择以反社会反道德的怪诞行为――性变态、性错位来表示对社会对人生的漠视和反抗(反抗荒诞的现实),但却仍受制于荒诞命运的摆布,最后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我们的时代》(1959)通过描写一颓废青年的性生活展示了日本战后的社会现实,探求了通向未来的道路,结果却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主人公南靖男是大学法文系的学生,他的学习费用全由与其鬼混的中年娼妇提供.后来,南靖男考取了公费留法,但因他向法国驻日使馆官员公开表示支持反法阿尔及利亚游击队,断送了赴法留学的美好前程.因此,他萌生了的念头,但又缺乏勇气,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会而又必须继续活下去的时代.《呼喊声》(1962)描写了“孤独、空虚而悲愤的三名反社会的青年”:阿虎以男妓职业自虐,最后被美国宪兵和日本杀,吴鹰男变态,最终用杀人来证明自己的“现实自由的生活”,被地方法院和高级法院判处死刑,“我”是大学法国文学系的学生,因与娼妇发生关系而染上梅毒,“从死亡的边缘上拉回来”后去了非洲,在雅典又与有染,最后去了巴黎.他们用怪诞的行为,从内心向社会发出荒凉而令人痛心的恐怖的呼号.
从个体的生存境遇来看,这些怪诞人物一般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个体的社会地位来看,其社会地位是低下的,有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毫无社会地位,如、乞丐、精神病患者等.即使有些许地位的人也常常是社会小人物,如贫穷的大学生、私立学校的教师等,他们正如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之类,处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物相似的社会境遇中,第二,从个体的精神层面上看,面对纷乱无序的社会生活,他们的精神经常处于焦虑或虚无状态,在或希望或幻灭中挣扎,要么走出幻灭,在希望中获得再生,要么失去希望,在幻灭中沉沦.
“大江笔下怪诞人物,是精神、信仰失落的一代人,他们焦灼困惑,孤独与失落、迷惘与痛苦缠绕着他们,他们不能做一些对自己、社会、人类有意义的事,从而也就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怪诞人物是当代社会危机的产物.战后日本经济畸形发展所造成的空前繁荣的背后隐含着危机,造成了传统道德、理性、信仰的丧失,使人们对社会制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感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痛苦的、孤独的.再加上战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断完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又将人拖入到大机器的漩涡之中,人与物的对立、冲突愈演愈烈,人进入了一个不可捉摸的陌生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产生惊恐不安和忧患,人们陷入了冷酷无情和苦闷之中,周围充斥着肮脏、丑恶和混乱,人的命运被强大的异己社会所左右,人们的精神世界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大江作品中的怪诞人物形象以他们的苦难和挣扎,标示出现代人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困境的独特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自有其不可低估的认识价值.但我们决不能依照他们的价值取向来解决问题、超越困境,否则只会加重社会危机和文化病症,使人类付出更为惨重的牺牲.
三、怪诞情节
情节是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怪诞的人物必然要求有与之相对应的怪诞情节.大江主要采用两种手法.一是在小说中导入许多神话传说,并与神秘的森林背景空间相糅合.如《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主人公阿密夫妇与弟弟鹰四从一回到四国的森林,就感到森林的神秘气氛与巨大力量,为此大江不断地导入各种神话传说:远古的猿田彦在天界岔口迎战下凡诸神的故事,民间流行的晚上一吹口哨,魔鬼就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传说等等,二是虚构与现实相交织.正如大江所说:“我的文学特征在于虚构渲染现实,不是借现实进而令虚构成为真实.”大江注重把现实引入小说,又致力于非现实的虚构,这种虚构并非作家的凭空想象,而是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玄虚)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幽玄),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渲染于潜于表层之下的“真实”.大江是位熟谙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借玄虚和幽玄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忧患.在小说中,大江将背景置于虚构的森林、山村,这个森林、山村,是作为主人公的归宿而设置的.密三郎夫妇与鹰四因对生活感到厌倦、惶惑、孤独,于是决定去寻找一块心灵的“绿洲”,在这块“绿洲”里,他们寻根访祖,想从祖先那里得到一贴仙丹妙药,来医治自己的“绝症”.这一切看似荒诞的情节却表达了严肃的思想内容,更加鲜明地表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以及如何超越这一困境.
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创作中的这种怪诞风格是大江健三郎在审美上对萨特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一种超越.
参考文献:
[1] 王秋荣:《西方文学思潮概要》,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 [日]松原新一等,罗传开等译:《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3] 张莉:《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里看日本“私小说”流向的赓续和发展》,《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杨振喜,男,1974―,山东潍坊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及欧美文学,工作单位:北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