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发展中,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业已成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流,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继续健康发展却需要综合其他更多的视角和方法.重回女性文学所诞生的女性主义思想原点,开辟女性主义—审美批评的研究思路,并与女性主义文化批评融合,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完善其批评理念的内在迫切需要.
关 键 词 ：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审美批评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重获审美主体身份的中国女性终于将长久的渴望换化为了难以抑制的话语表达冲动,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里陆续创造了大量优秀的女性文学作品.女作家们从不同书写层面描绘了中国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坎坷命运,怀着勇气和坦诚向世人呈示了深邃幽复的女性内心世界,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性别话语方式,开辟了一个个令人瞩目而又逐时迁变的女性审美天地.虽然学术研究力量的大批投入和来自女性文学写作的不断“刺激”,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现状也未容乐观,还必须有以思之,看清其得失,为这个还在不断调适变化的女性文学及研究①,冷静地寻找在时下正在盛行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之外更多,或许也是更为切实有效的批评方式.譬如我们这里提出的女性主义—审美批评.
一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合法性
正如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诞生乃开始于女性为争取到合法合理的社会地位而进行政治和斗争,女性主义的大旗自打开后,也就注定其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思想理论,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不过,在女性求取平等生存权利之漫漫长路上,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主张者发现,破除意识形态和文化中的性别“偏见”其实与争取女性权利的政治运动同样重要.于是,女性主义就与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新殖义等具有批判色彩的“后学”理论找到了思想上的联结点,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处于弱势的生存群体,质疑元话语的权威,抵制一元化的体制机构,等等,而让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和视野在当代得到了不断的丰富扩展.因此,当女性主义运动延伸至文学领域,并建立起一套新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式后,就必然超越女性文本自身和狭义的女性文学范畴,而与广阔复杂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相联.于是,有学者说：“女性主义批评家所提出的‘性政治’概念,并不一定是指涉文学的主题以及内容,更重要的是探讨性/政治与文学生产、文学传统、文本性、文学经典与文学接受等的复杂互动问题.”②女性主义批评者反对将文学仅仅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进行静观,反对将文本当做一个纯粹的审美客体,而主张将文学置于一个文化、历史境域进行解析,去揭开深藏在文本背后的男性中心主义.确实,女性主义批评以其犀利的剖白从多个层面向人们展示了女性如何被规范,又如何最终被剥夺了文化和历史的创造权,而沦落为仅供男性观赏或奴役对象的历史,撕开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史的虚伪面纱,并揭示当代男性主义与消费社会的联手为女性发展所布下的重重诱惑和陷阱.由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随着其激烈的社会批判和深切的历史文化关怀,而逐渐走向了视野广阔的文化批评.
另一方面,在一元话语霸权甚嚣尘上的当代,女性主义也越来越强调其自身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这也为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提供了可以合理实施的舞台.于是,当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中国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研究者采纳并运用之时,就必然自觉地将其与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与社会发展状况相结合.以历史文化环境而论,古代封建中国的典型政治结构是儒家其表、法家其里的大一统君主专制体制,及一个以家庭、宗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血统制社会体系,其间所大行其道的,是以政治道德为中心的实用主义理性文化.在这样一个超稳态的社会结构里,中国古代封建女性的身份地位和思想动态即显得相当特殊：一者,年少之时在父母的家庭中,是被各种闺约、妇诫所教导训责的关于视听言动、关于言容德功的对象；二者,当出嫁到夫家,又得承担起满足男人性欲和传宗接代的双重任务,而成为一种被动的工具性存在；三者,当部分女性取得母亲、婆婆、奶奶等身份地位即家庭内部的控制权时,又会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帮凶”而自觉地去规训告诫家中女性和社会女性.于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了很多本是柔弱却表现疯狂乃至“变态”的女性形象,如冯小青、繁漪、曹七巧等等.随着当代中国经济、思想、文化的急剧变化和转型,中国女性的个体及群体的物质、精神状态发生了多样起伏不已的风景,与此同时,女性文学自身也以快速“张扬”的步伐向女性的身体、心理维度深处不断探索迈进,由此又引来了误解沟壑的不断加剧.在物质世界以绝对优势压抑个体精神领域,不同的自我处置方式也成了当代女作家们不得不作的抉择.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女性文学的如此难局,如果不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以文化批评的方法去诠释之,研究之,则似乎很难找到一个令人接受的批评策略.因而,也就可以充分理解,文化批评在当代中国成了女性文学研究者们最常使用的有效利刃之一,具有其合法性.
二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的得失反思
以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为主要“利刃”,从上个世纪末到如今,当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确实涌现出一批具有富于学科建设性的优秀成果,得到了多人的参与,也有很多层面的反映.首先,从学者个人研究的层面看.以《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③、《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④和近期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⑤等几部著作为标志,学者乔以钢完成了由女性文学史的梳理到女性文学主题的探究再到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这样一个由研究方法到理念的跃进过程,可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起步到兴盛的一个“缩影”.另外,其他一些学者虽没有直接表明其文化批评的立场,而实际也暗合此种研究思路.如由赵树勤主编的《女性文化学》⑥,即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分别从历史、教育、法律、文学、传媒、审美、生态文明、身体与智慧、婚恋与家庭、就业与参政等方面考察梳理了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女性文化,全面阐释女性文化的本土性内蕴,可说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又如邵燕君对“70后”“80后”所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文化批评分析,是此类对象批评中为数不多的佳作⑦.其次,从学科建设的层面看.2002年,“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理论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之后作为“发展社会性别在文学文化学科中的建设”项目成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自2006年开始,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女性文学文化学科建设丛书”⑧,这不仅有力地改变了国内女性文学和文化学科相关教材严重缺乏的现状,重要的是,也及时地满足了文学文化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更加规范化的需求.最后,近几年来文化批评业已成为众多研究者进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常用方式,涌现出了与此相关的大量学术论文和高校研究所体制下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论文,虽说质量、水平不一,但对推动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更上层楼,以及人们对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良性反思,都将有所助益.由此可见,中国女性文学的文化研究确实已逐步走上了学理化、学科化的良好推进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