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4-0154-3
2009年6月26-27日,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2009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衡阳师范学院召开,90余名来自省内外的学者与会.会长张铁夫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次年会适逢我省比较文学复兴30年,30年来,我省的比较文学研究形成了几个稳定的方向：外国文学经典的重读与阐释；湖湘文化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教材研究；翻译研究等.季水河副会长代表学会作了题为《湖南比较文学三十年》的工作报告.报告认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89年“湖南省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以及1997年“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的成立为界,湖南比较文学的复兴历程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9年)：学科意识萌芽期.第二阶段(1989-1997年)：学科意识确立期.第三阶段(1997-2009年)：比较文学“湘军”崛起期.经过第一阶段的开拓、第二阶段的进取、第三阶段的发展,湖南比较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①外国文学研究.②比较文学领域的理论建设、影响研究、跨学科研究和中外文论与文化比较研究.③“湖湘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
学术研讨阶段共设两场大会报告和两场小组讨论.“经典问题”是学者们热议的焦点话题.与会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围绕着“经典的生成”与“经典的阐释”展开探讨.中南大学张旭认为,经典是被建构出来的,因此,随着建构经典的外部环境的变化,经典的内涵也要发生变化,所以人们才会发出质疑：消费时代还会有经典吗四川师范大学欧震对这一观点表示了异议,他认为,经典肯定包含着客观的因素,必须具备充分的社会内涵和形而上学的内涵.比如列夫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他们的作品展示了人性的丰富性,不同空间和时间中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对人性的理解.湘潭大学季水河对此表示赞同,他还打了一个颇为自谦和幽默的比方：我和朱光潜都是研究美学的,朱光潜是经典,而我不是.人们再怎么建构,也不可能把我建构成朱光潜那样的经典；朱光潜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拥有成为经典的内在因素,而我无法成为经典,是因为我缺乏成为经典的客观因素.河南大学李伟认为,经典的内在因素和通俗、高雅无关,莎士比亚的戏剧从通俗走向经典,《神曲》和《浮士德》则从高雅通往经典.湘潭大学王清群觉得双方观点各有道理,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而已.他认为,经典的生成既离不开内在的诗学因素,也无法脱离外在机制的制约.
与会者认为,经典的生成过程中存在一个转换问题.古代经典能否现代化,本土经典能否世界化,都离不开翻译家的眼光和视野.翻译行为是经典冲破时空限制的重要途径.李伟认为,一切的阅读都是误读,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阅读也不例外.误读是无法避免的,而误读恰恰增强了文学的魅力,甚至成为民族经典化为世界经典必不可少的方式.他以林纾对莎士比亚的误读为例,证明了正是这种误读,开启了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学经典的窗户,也极大地推动了莎士比亚这一西方经典成为“中国的西方经典”.当然,西方经典能否成为“中国的西方经典”,不仅取决于翻译家的翻译和介绍,还要取决于更广泛的读者(包括普通读者和学者、作家)的认识和选择,
衡阳师范学院廖杰锋从个案的角度探索了社会文化语境对经典生成的作用与反作用.通过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中国之旅”的梳理,他发现这部世界经典在中国的土地上饱经磨难,甚至一度被斥为小说.衡阳师范学院蒋芳的发言“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流布”认为,巴尔扎克从法国的经典成为“中国的法国经典”,离不开翻译家的译介、几代学者的研究和无数读者的阐释,天津师范大学黎跃进认为,在建构经典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红色经典”就是范例：“经典”关注的是文学性、作品的普适价值.而“红色”指向的却是阶级、信仰、权力和意识形态.
关于“经典的阐释”,季水河认为,中国人阅读经典,今人阅读古代经典,主要通过译作来完成,而翻译行为是一种误读行为,那么,从理想的层面来说,阅读域外或古代经典,最好舍弃翻译,让中国人直接读外文,今人直接读古文,这样可以减少由于翻译而造成的第二次误读现象.但从现实的层面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可以精通那么多种外文和古文,何况,直接阅读原文,同样无法避免误读.李伟发现,之所以说一切的阅读都是误读,是因为所有的阅读主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们的阅读也是无法复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误读又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各自的阅读都是真诚的,都是他们所理解的正读.经典应该是多元的,即“什么是经典”、“怎样阅读经典”需要有不同的答案,事实上也会有不同的答案.湖南师范大学赵炎秋也从宏观和理论层面探索“经典的阐释”.他认为目前普遍存在三种不妥当的阅读经典的方式：冷落鉴赏；宏观的东西搞得太多；细读功夫下得不够.湖南科技大学何辉英结合自己的狄更斯研究,发现阅读原文和阅读译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因此,她提出了最好细读原作的主张.
更多的与会者用他们的阐释实践佐证了“经典的多元化”.中南大学吴琳解读了苏珊格里芬《女性与自然》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衡阳师范学院卫泽追问了索尔贝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精神危机；湖南科技大学李钥探寻了《尼伯龙根之歌》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中南大学周丹揭示了“叶芝早期抒情诗中的绘画元素”；湘潭大学胡强梳理了“康托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在姻缘；四川师范大学杨亦军考察了远古神话中的空间意识；湖南科技大学曾艳钰描绘了“当代美国黑人文学作家的民族想象”；吉首大学禹夏辨析了波德莱尔笔下的审美现代性；中南大学李艳发现了“冯至诗歌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国防科技大学陈娜勾勒了俄国文学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轨迹等与会者用各自所欣赏的方式,阐释了他们所认可的经典.
在“经典”问题之外,学者们还就“英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交换了意见.与会者认为,目前国内缺乏这类通用教材,授课老师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李伟主张以汉语比较文学教材为基础,国外的英语比较文学教材为辅助.张旭建议,最好复印英语比较文学教材、杂志中的相关章节,直接用英文讲授.四川外语学院晏红提议,课外用英语阅读比较文学名篇、名著,课堂上则用中文讲解“比较文学概论”.此外,“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写作”也引起专家们的兴趣,湘潭大学的3位在读博士生李钥、陈娜、王芳介绍了各自的毕业论文选题和写作思路,黎跃进、季水河、李伟等博导进行了多角度的现场点评.
何云波副会长在闭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充满怀旧和感恩之情,议题相对集中明确,又不失丰富自由.大会发言紧凑精炼,小组讨论轻松热烈.通过这次会议,中文和外语学科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加强；湖湘学者与省外学者的互识和互补进一步深化；湖南比较文学30年的发展历程得到了阶段性总结,湖南比较文学的新生力量得到了充分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