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作为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股被遮蔽于主流之外的古典主义,一度被学界有意无意地低视、排斥而迟迟未能得到人们的深层阐发与主导性的梳理而长期处于低沉、尘蔽、缺失的边缘化境遇遭际的现代命运,甚为遗憾.实质上,古典主义无论是作为一股文艺思潮抑或是一种审美理想,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中始终占有至为重要的一席之地.由此看来,“古典主义在中国”此一被历史时代所低视的现代命题之内在意脉,显然亟待当下学界展开多元阈维度的综观、廓清、勾勒及更高视点的解读.
关 键 词 ：古典主义；20世纪中国文学；梁实秋：欧文,白璧德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075-06
一、
现代中国百年文学多元新思潮彼此兴衰交替、中西文化于“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互渗的印迹,无疑成为中国学界文坛特有的文学现象.中国现代之“古典主义”文艺思潮的反思诚然是近年敞开并渐趋勃兴探析与挖掘的隐性文化现象表征.这也是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文艺创作审美理想在意识形态上倾重于“中道”思想的嬗变与昭示.因此,极有必要对“古典主义在中国”这一曾因误读而被遮蔽的命题展开制高点的重新发现、释读与再认识.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美学审美理想与西方“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彼此互渗、相互杂揉.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古典主义”作为现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股不容忽视的文艺思潮及一种审美理想,诚然不是所谓的一抹辉煌的残照.曾繁仁曾诚挚地疏证了新古典主义美学与启蒙主义美学作为古典型的美,有着共同的美学理想――和谐.周来祥则诉求于现代社会文化建构中意蕴深厚之人文精神的重塑与凸现,认为“和谐精神”对点亮现代社会之社会整体及一切个体的美的不可缺失性.刘绍瑾教授也以一种明朗的批评辨识力颇具暗示性地指出,宏观意义上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价值建设,诚然要奠基于对那些通向现代的“古典”文化概念的拓展性清理.在这个意义上,杨春时则提示性地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现写作技巧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而古典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政治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回应.此外,邹华则简劲有力地拈出：“中国文学理论长期徘徊在文学的自主性和政治性之间,这种困境直接导源于‘美学’.‘美学’的实质是古典主义.”实际上,俞兆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一文中认为学衡派不是“卫道”,不是死抱着“传统”不放.而是立足于“西洋的文艺理论”基点的局限,有他们内在的学理追求.如若进而从反思、质疑现代性负面效应这一视点来审视的话,我们将会对这一古典主义思潮的价值做出新的判断,得出新的结论.继之,他又强调能把古典主义确确实实地作为一股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著述专门进行设章节粗略概述与研判的更是少之又少,甚至几乎被尘封与遮蔽.
不难看出,上述学者的论析逐渐有力地体察、考述并印认了“古典主义”作为一股文学思潮具有明显的不可忽视或遮蔽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古典主义在中国”此一值得引起人们进行敞开性阐发的命题的主流回应与指引.然而.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所折射出来的现代命运,因研究者缺乏对其进行自觉的学术反思与自省而长期受到历史时代的人云亦云的、歪曲如此熟悉的事实的陈述所造成的片面性之狭隘误读与滥觞之贸然定见,远远未能引起学界文坛深度的正视与独特的丈量,同时也因学界文坛研究领域缺乏对其作出整体性深层理论的清理、勾勒、综观而一度处于明确贬低之暗处遮蔽的境地而显得沉寂无声甚至隔阂甚深.简而言之,学界研究尚且未能充分凸显出对现代中国文学之古典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误读、沉寂、遮蔽到敞开这个流脉展开新颖性多维张力的阐明、探究与纵观,从而激发、总结出古典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产生的一种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研究领域的一个尚存缺陷.倘若细而察之,古典主义作为一种相对独特而稳定的贯通性脉络贯穿于现代中国文学思想主张的潜在审美理想,同时也是一股能隐秘地折射出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的精神命脉及思想主张的文学思潮.毋庸置疑,“古典主义在中国之现代命运及当下解读”的展开探析与管窥,必然可以弥补“古典主义在中国”此一论题亟待深入阐释这一不可逾越的遗憾.此外,透过被忽略和被遗忘的“古典主义”文艺创作思潮理论,从全新的视阈勾勒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文化思潮深层维系中所包孕着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潮的介入、传播、接受、误读、遮蔽到敞开的现代命运,显得更为重要.一方面让更多的人多维度、多向度地体认、把握到古典主义这股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艺创作产生的内在影响力,另一方面则通过纵深总结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某些方面的锋芒,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廓清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与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某些彼此渗透且又相互影响的文学现象的密切关系过程,甚至还可以拓宽、涵纳中国现代文学史或文艺思潮史的深层领域探究.诚然,此一命题的展开论析也隐含着某种对现代性文化意蕴无限深化的再度开掘、认知、接通与回响.
总的来说,对于文学史上的任何的文学思潮或文艺审美理想,或多或少地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要素影响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文艺规范、标准、惯例体系所支配的作家之群体性思想趋向的力量和弱点.对于20世纪20、3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多元思潮涌现的文学现象.刘介民曾极为敏锐地分析：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随着经济变革和政治斗争的发展而在文艺上形成的某种思想倾向和潮流.也有学者自我警示般地认为任何时代之文学思潮都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运动或时代变革的推动下,一些政治文化思想相近、创作主张和审美追求相似的作家共同形成的带有广泛社会倾向性的文学运动或文学潮流.显然,面对现代社会中人们情感之极端放纵、人际关系之漠然、人性之自私丑恶、道德之败坏等人心不古的世道之或隐或显的侵蚀与充斥的隐患.不少学者开始反思与找寻一种自律、克制、均衡、和谐、理性的真正人自身存在姿态和人文秩序生活的审美价值观.他们俨然地批评了那些溺陷于过度、放纵、混乱、泛情的缺乏内在节制的标榜自我精神堕落,极力地恪守一种“和谐”且“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价值之人文精神理念蕴涵.显然,这种向古典主义倾重的批评新声,不仅在当时中国20、30年代有至为重要的持衡、警醒与修正的意义,同时在现当代的文学批评及自身尊严生存意义的观照中更是具有深层反思的鲜活经验指引和阐释的价值视野.
“古典主义”思潮同样遵守与崇尚着典雅、静穆、理性、均衡等某些内在审美理想的规约与价值向度尺度.“新古典主义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反思现代性’的一支,在20史中一直处于被压抑的边缘化状态,实际上却是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坛的真正贡献.”做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股潜在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及审美理想,同样受到其历史时代背景的独特影响.台湾学者沈谦曾不失热诚地指出：“在文学演进的必然趋势中,每一种文体或文学流派,都与前代的文体或流派面目迥异,但也往往有共通的血缘；每一个杰出的大作家,在文学史上,也都扮演着承先启后的角色.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既密切而又微妙：一方面相辅相成,有所继承：一方面相斥相异,有所破立.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中,这是颇引人争议的问题.许多作家与批评家,在崇古与变新之间,心存成见,有所偏颇；许多学者与读者,在恋旧与好奇之间,目眩神迷,莫知所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在复古与崇洋、传统与创新的潮流冲击下,对于这个问题如何具备应有认识,如何采取和谐立场,更是值得注意与关切.”毫无疑问,“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人文精神的构筑轨道及踪迹,显然成为文坛学者对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始终烛照、反思向度的特大母题与学术视野的界碑路标.
毋庸置疑,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赖以依托的时代历史条件语境所走过的一百年历程,现代中国文学所揭示、凸显的新生面,卓然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传统文化历史语境的参照下,对外来文学进行逐步地敞开比较、选择、接受的影响视野中构筑起来的.可以说,古典主义思潮在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占却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一点是不容怀疑或抹杀的.曾有学者从获益匪浅的学术研究新层面的发现中,颇具判断力锋芒地殷切界定：“在20世纪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纠结对峙的文化空间中,新古典主义那种以传统为本位来开新的文化理念,那种静穆、和谐、均衡的审美理想,仍有着很强的诱惑力.等虽然新古典主义思潮在本时期的文学中处于边缘性地位,但其影响却不可小觑.它不仅通过批判主流文学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观念体系,而且还通过自己文化理念和审美理想的渗透来对本时期文学产生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吴宓、梁实秋等会通中西文化的知识分子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批评学说的肯定、选择、诠释与接受.在学界文坛形成一股鲜明的古典主义文学创作观和批评原则.他们一致认为白璧德思想学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可埋没性”.更重要的是.古典主义在中国经历的传播、遮到敞开的现代命运踪迹,应着力于彰显古典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所具有的现实指引意义,同时也应注意印证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主义文艺思潮的种种内在契合之处.以具体历史现实语境为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发大量外国作品与各种新思潮涌人中国文坛,而从学衡派知识分子、新月派如梁实秋、闻一多等现代作家之深层的学术理论的著述文字阐发、体认、概述及理解中.就可以深深地洞悉到他们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观深深地蕴涵着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和学理风骨之内在流脉.刘士林以一种独创性批评的口吻明确表述：“(现代文化)与真正要出现在地球上的现代文化距离很大,倒与古典主义更为密切.20世纪美学思潮与当代现实中的文化思潮,都表明,它应被命名为审美主义(或审美文化).等古典主义与审美主义本质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叶岗则在《古典主义情怀与后新时期小说》一文中以颇为罕见的敏锐思辨力认为价值尺度的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文学的发展,而现在不可或缺的其实是古典主义情怀,它是对我们整个精神状况的深刻回应.
不容忽视的是,反思“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早期褊狭性的解读之现实滥觞的种种失误,对全方位地鉴照、梳理及检视其在整个新文学思潮的演进过程中来龙去脉及承前启后的主流学理脉络,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及实践启示意义.“古典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由于政治和文化判断的偏失,一直被忽视或否定.甚至在更多的时候,古典主义是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异己者存在的.这股从来不曾激扬过,但又无时不存在的古典主义的文学潮流,尽管出现的时间不同,但背景却很相似,往往是在文学热情过于泛滥时强调理性,在对待传统文化过于粗暴时强调文化守成,在现代性的激进追求中强调反现代性.”这段颇为周密辨析的文字所作的毫不逊色之概观与权衡,极为贴切地肯定了古典主义这股社会文化思潮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容抹杀的历史地位.总而言之,系统考察了“古典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时代脉搏蕴含及存在的诸多问题,较全面地梳理、探讨、反驳与追溯其现代命运的渊源流变因缘,从而深入贯一地印认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毋庸置疑的重要历史地位.针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之“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被埋没、消解甚至取而代之的现代命运,以吴宓、梁实秋等人对白璧德思想学说之借镜、接受与传播的“史料”为基准的观点,对“古典主义”在中国之现代命运作出进一步的详尽揭示、评估与考述,无疑十分必要.以下将对此作一详尽学术前沿之问题意识的综观与理论热点话题的述说.
二、
值得反思的是,面对外来新思潮文学勃兴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和文坛上“全盘西化”的呼声,学衡派、新月派留学知识分子开始以一种批判性反思的态度和现代视野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眼光,批驳、警醒与修正新思潮文学激进派对外来文学不加选择地所带来的种种文坛隐患弊病.此外,他们更是有力地肯定了中国新文学应秉承与新扬古典传统文化的可取性一面.俞兆平认为学衡派所依循的是以“古典派”即西方的古典主义作为自己的立场与基点的西方文艺理论.此外,他颇具启示意义地全面考量：“从五四历史潮流的总体趋势来看,学衡派是逆流而抗衡的,所以其地位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因此,在其文化及文学的论述中,那些激烈的抗衡、批判的文章相当引人注目,而那些从容地进行学理性的建构的文章反而被遮蔽了.”学衡派之吴宓、梅光迪与新月派之梁实秋等兼通中西文化的知识分子,先后对白璧德思想学说阐发呈示出不定期的历史进步性及合理性思理的推重与阐析,充分地肯定了现代文学建构主张向传统文学之节制、稳健、适度、和谐等人文精神和审美取向倾重的合理性一面.有学者认为：对于学衡派来说,古典主义既然意味着精正和正宗,意味着出类拔萃的品质,他们服膺古典主义也就毫不奇怪了.
不妨作某些探源溯流的疏解,1922年办刊的《学衡》杂志紧紧围绕着“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创刊宗旨.吴宓俨然地宣示：“文学创作之事綦难,而诗词为尤甚.大率格律稳练者,每伤情薄而事空.情真而事实者,又往往于格律缺乏研究与训练.若无斟酌于二者之间,得中道之至美,以新材料人旧格律,合浪漫之感情与古典艺术,此乃惟一之正途,而亦至难极罕之事.”诚然,学衡派文化理论立场呈示出来的“中道之至美”的深层学识具有浓烈的现代人文精神,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新建构上标举不少独特的新颖见解.1934年梁实秋撰《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一文,则进一步地指出了白璧德学说所蕴蓄与秉持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The Humannist Tradition in theWest)之“稳健”、“铿锵”和“严正”的文学思想之精魂及颇丰的批评内质.此后,吴宓又深入文理地斟酌：“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千万新文化,则宜于以上所言之四者为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２的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五四时期的学衡派知识分子始终操持着此种中庸、适度、理性、纯正而稳重的文艺审美理想和古典学问之新态度.显然,学衡派在20世纪对“现代”中国文学提及过的问题正摆在面前,无疑将进一步激发人们当下深层学理的索源、观澜、认知、解读和反思.
中国在面对“传统”与“现代”交替所趋的“断层感”时期,欧文白璧德思想学说因尊崇传统的态度“内在制约”(inner check)相当于儒家“克己复礼”之中庸之道,颇为弥合并纠偏了新文化运动极力主张的“全盘西化”的溺陷.因此也渐趋引起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留美学子的极力认同与高度推介.简而言之,20世纪20、30年代,正是由于白璧德的理论思想与中国儒家学说有着多方面的契合,使当年留美的吴宓、梅光迪、当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在几近于精神文化迷失的找寻中,终于在白璧德文学批评的课堂上找到某种与中国传统儒教相通的更为沉稳而又有朝气的东西.“《学衡》的特别之处更在于它以各种方式告示国人,建立一个新中国唯一坚实的基础是民族传统中的精粹部分；其立场集中表现为哲学、政治和教育上的理想主义及文学中的古典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衡》杂志就是当时文坛上掀起一股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文学批评思想研究热潮的见证,它以极为虔诚的热忱译介与展示了白璧德崭新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之思想锋芒.藉此,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思想由梅光迪、吴宓等人创办的《学衡》杂志开始在中国学界文坛进行宣扬与传播.殷国明教授不同凡响地指出：“梅光迪和吴宓在美留学期间所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和造诣,给予自己老师以很大启发.使白璧德成为较早从中国文化中吸取知识养分的西方评论家,他把孔子、佛陀、苏格拉底和耶稣并称为人类文化的四大圣人,至少在传统意义上大大拓展了文化和文学批评的视野.”
学衡派知识分子在批评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褒扬了古希腊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吴宓在《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学衡》第3期)一文中甚至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这也是他多视阈地拓展、融通、谋求东西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建构的内在基础.然而,由于《学衡》杂志惯用“文言文”对白璧德理论思想进行一些抽离性的、拿来主义式的译解,往往引起人们扭曲性的理解或偏颇性的误读,导致后来与新文化运动者发生颇具攻击性的论争.以学衡派宣扬白璧德思想学说所掀起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正是由于人们对白璧德学说的片面性误读、低视而渐趋沉寂、遮蔽.“以学衡派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其质疑、批判激进方之历史现代性的主张及做法,是全球视野作用的结果.因为,大部分学衡派成员都有留美经历.这使他们拥有较国内一些激进主义者远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更容易看清历史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包括：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破坏；商业效应带来的对金钱的过分追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孤独.只是历史却为此留下一个吊诡：在一个正当诉求历史现代性、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时刻,尚不欢迎也不需要带有强烈批判色彩和反思意义的审美现代性.因此,在激进与保守的较量中,在历史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博弈中,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总是被冷落和忽略.甚至被扣上‘守旧’、‘开历史倒车’的帽子.”事实上,《学衡》以鲜明的“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立场态度竖起捍卫传统古典文化旗帜.它在文化重构过程中代表着以一种冷静稳健的文化抉择.隐然地制衡着当时“激进急躁”的浪漫主义思潮文化主张,尤其是对当时极端冒险的浪漫思潮的批驳诚然凸显出一种精光内敛的理性思辩能力.“学衡派对东西方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是事实,他们对新文化的批评包含不少合理的成分,不应因人废言.”显然,这段对史料新挖掘性的文字颇为贴切而又至关重要地评述了学衡派宣扬白璧德思想学说之眼量及高瞻的气度.同时,也开始引起学界的深度反思及普遍关注.
学衡派知识分子不仅会通了中国儒学传统文化与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的学术理路,而且以一种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姿态在寻求恒定的文学审美理想中选择“中庸之道”而反对“偏狭极端”之文学批评价值标尺.这显然无比有力地彰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部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学作出的新建构、新比照、新发现、新贯通及新铸塑.白璧德以其内敛之节制、冷静、理性的人格魅力及富含着渊深学识深深影响与感化了吴宓、梅光迪、梁实秋等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参与者.学贯中西、熟谙于中西文化的学衡知识分子则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学衡》作为宣扬白璧德学说的阵地,撰写了大量充满睿智思辨的文章,批驳并指责新文化时期多元思潮充斥下的文坛隐潜着的种种内在危机.事实上,《学衡》杂志所发表的系列文章体现了其反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极端放纵之浪漫主义思潮及社会文坛学界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因素.这是基于他们在文学审美上暗合性、一致性地倾重于倡导一种稳健、节制、均衡、适宜、和谐、反思现代新文学等普遍的人文精神理念内涵密不可分.“人文主义之首倡者,为美国白璧德Irving Babbitt、Paul E.More两先生,皆当世批评界之山斗也.两人之学,以综合西方自希腊以来贤哲及东方孔佛之说而成,虽多取材往古,然实独具创见,自为一家之言.等白璧德先生尤期东西相同之人文派信徒,起而结合,以跻世界于盲大同.”这段文字显然无比精辟地道出了白璧德人文主义理论学说之内核精髓.梁实秋也认为作为20世纪出现的一大保守主义思潮,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一系列价值观念都在‘学衡派’诸人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事实上,白璧德文学批评思想所彰显的“健康“、“理智“、“谨严”、“冷静”的人生态度和深刻的文化精神,显然深受西方古典传统文化之“静穆”、“思辨”之文艺审美观念的教益.综上所述,学衡派对反传统激进派的颇具感染力之自觉批驳、对欧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的认同及其对现代人文精神重建意向的有力标举与昭示,强有力地彰显了其对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启示及贡献.于此毋庸一一赘述.
三、
梁实秋之文学思想理论学说价值诉求,深深地凸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多元新思潮的文化价值选择与自身审美意识倾向的问题.当文坛学界的一些学者在大力鼓吹“全盘西化”或“打倒孔家店”的呼喊时,梁实秋也深深地感觉到外来文学多元思潮的涌入.确实为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鲜新与活力.然而,“传统”与“现代”两大命题才是梁实秋始终不渝地进行全方位重审的基点.梁实秋学说在现代中国20世纪一度沉寂的现代命运,一方面是因其遵奉被人们片面性误读白璧德之新人文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观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学界对梁实秋的评判亦存在诸多的时代政治立场之局限,而未能以一种高瞻的气度对其真正的文学创作及批评理论之锋芒性作出更为符合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逼视的客观与理性的评判.王宁曾在《弗洛伊德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中深刻有力地指出：“任何一种文化思潮或文化观念在异域的传播和推广,都必须经受该民族固有文化观念的‘过滤’,普及推广者的带主观色彩的翻译以及读者――接受者的能动性接受.其中自然免不了误解和误读的成份.这里的误解主要是被动的：由于不理解而导向曲解；而误读则主要是主动的：以自己民族的固有文化观念作为参照系,对外来思潮和观念进行有意识的误读和重构.其目的在于走向创新.”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梁实秋在其文学创作中澄明地提及到对其产生过深远而有益感召影响力的几位师友.闻一多是其中一位他给予极高评价的学友,他堪称直探本心地认为闻一多不仅“有文才”,而且“重情感”与“讲义气”.在清华时,课余之暇,辄相与论文,他对文学的兴趣有很大部分是闻一多激发出来的.而另一位选修优生学的师友潘光旦,也曾以其博学广闻的学识对梁实秋也产生过甚巨的甚巨.事实上,对梁实秋文学思想起到至为关键性感化及启悟的无疑是其留学美国时的老师――欧文白璧德先生.梁实秋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精神的洞悉及其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狄奥尼索斯、西塞罗等文学批评理论的研读与探究,诚然得益于白璧德文学批评学术理路的启引与暗示.这一点,毋宁看他留学回来后,自觉地从“浪漫”向“古典”之稳重的倾重便可了然.梁实秋认为“人文主义”的文艺论即是“古典主义”的一种新的解释.事实上,梁实秋深深地意识到任何受制于传统固然显得单调、乏味而不足取,而一味地否定传统则显得蹈空的举步维艰甚至隐患重重.事实上,他正在这两极端的天平均衡中以高瞻的气度选择以一种“执两用中”的文学批评标准.细而察之,古典主义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确实存在相暗合的流脉渊源.中国古典传统文学追求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之适宜、执中、谐和的中庸价值观,与古典主义对真、善、美的审美理想追求强调均衡、适度、静穆的古典人文精神具有诸多的暗合相似.梁实秋于1936年公开发表批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一方面则可见梁实秋现代学术批评和剖析思路受白璧德传统意义上的学说理论范式之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可见他对中国浪漫文学趋势作出尖锐批评的思想立场和倾心于古典的孰优孰劣的文化取向.
传统文学于现代文学建构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而现代文学又应如何会通、秉承传统文化之有益经验而继续前行这正是梁实秋努力丈量和试图持衡的两端.自从其留美接触到欧文白璧德思想理论后,他却清醒而隐然地警觉到白璧德之稳重、理性、均衡之新人文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对纠偏、修正、警醒当时溺陷于极端浪漫主义风潮影响下的中国文坛是多么的必要和刻不容缓.毕竟,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是在外来文学冲击、影响下建构起来的.梁实秋曾印证性：“白璧德先生的父亲生长在宁波,所以他对中国有一份偏爱,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与关切,等他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已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诚然,以上这段文字隐然地披露了梁实秋思想源自于白璧德及其学说的影响和古希腊人文精神及有益经验的洗礼与接受.有学者认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有着浓厚的古典主义色彩,其接受了白璧德将西方文学潮流两分为古典的和浪漫的说法,并模仿着把中国文学分为儒与道两大潮流,推崇前者而贬抑后者.梁实秋了悟到中国之传统文学同样亦可诠释为以儒、道为代表的“古典的”和“浪漫的”两大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梁实秋并非一味囿于自身视阈的局限影响,而是抛弃、滤除囿限于狭隘的民族文化成见,以一种兼容中西文化的空前凸显视野及精神动力,对现代文学建构走向所作出的颇有助益与洞见的独特总结.
梁实秋对古中西文化之古典传统蕴藉着的深厚的经验教益是极为推崇的.毕竟,梁实秋是一位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之儒、道、释的深刻浸染的学者,其“中庸之道”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观主要体现在梁实秋对文学创作论及“文学之形式”的独特理解与论析.他曾颇为简劲而有力地指出：“凡是中国人皆应熟读我国之经典,如《诗》、《书》、《礼》,以及《论语》、《孟子》,再如《春秋左氏传》、《史记》、《汉书》以及《资治通鉴》或近人所著通史,这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之所寄.”尤为重要的是,梁实秋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精神的影响较为深刻,前后深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狄奥尼索斯、西塞罗、欧文白璧德等文学批评理论的浸润与感化.米尼克塞克里坦曾在《古典主义》一书中入木三分地诠解与领悟了古希腊之真正的“古典”文化内涵,同时也一语中的地披露现当代学者缺乏对古希腊真正的古典遗产与人文精神的深层了悟和深度摄取.他甚至认为现代不少学者对古希腊之古典精神尚存着诸多的片面性的解读.“消逝的远古完全不是‘Polis’(城邦)或田园牧歌式的.然而对希腊艺术的这种礼赞是我们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许是许多人灵感的一个源头.人总是醉心于他的乌托邦的,而我们发现,那些置身于过去的人比那些对我们允诺‘美好’未来的人更令人感到愉快.更精确地说,给那些古希腊爱好者最深印象的常常是那种匀称感,那种由它的神殿、雕像、作品揭示出的均衡适度,那种真、善、美臻于极致的平衡,这都是如布瓦洛、济慈这样的诗人期望重新获得的.教益与娱乐的双重规则自然地介绍到一个民族,这或许没有疑问,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然而几乎所有的古典主义者都感觉到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激起愉悦之感,而仅仅在口头上强调道德说教,或者是反过来.”事实上,白璧德之“中庸”理想不仅是对彰显均衡、适度之古希腊人文精神的极大认同,而且也极合乎儒家之所谓“克已复礼”的理念.他清明豁朗地主张以“纪律”来节制私欲,以“道德”的自我完善来纠偏、修正现代社会因缺失传统古典之理性、均衡、适度等和谐理念之人文精神而滋生的种种不良现象.这一点得到梁实秋颇为高度的认同.关于梁实秋的思想渊源这一点,毋宁从他以“古典”之稳重修正其早期之“浪漫”的学术理路的调整使可了然.需要承认的是.梁实秋不仅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大量优秀的文学创作作品.而且也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提供了大量极具启发性的理论言说.
简言之,与新思潮时期的文坛上那被禁锢或栖居在毫无灵性理解力之中的激进之过度、浪漫之极端的相比.梁实秋对欧文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思想整体意义上的自觉接受就显得极为清醒.面对新文学运动,梁实秋一方面祈盼并欢迎外来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鲜活力的历史性出场之机缘,另一方面则对新思潮持守着一种谨严而警醒的审视态度,以强大的抵抗力抗衡与捅破文坛新思潮那心急若渴的“全盘西化”的呼声构筑起来的对文坛的无形障碍与亵渎.无庸赘言.梁实秋是一位行文敛采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极为赞同梁任公关于“人生最快乐的事莫过把应尽的责任尽完”的稳健人生观.此外,他尤为重视中西自身传统文学之间的一致性、会通性及共融性.这也是梁实秋之所以能接受具有浓厚古典主义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因.余光中在《尽牍虽短寸心长》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比起鲁迅的恣肆泼辣.梁氏既要维持儒家君子的温柔敦厚,又要不失英美自由主义的绅士风度、公平精神.”畅义则另辟蹊径地认为梁实秋的理论与时代脱节而带有经院气息.而且他的人性论是直接针对当时左翼文学所强调的阶级论的,因而引起左翼营垒的严厉驳难也是理所当然了.朝梁实秋最深层的文学思想渊源,一方面是其成长的家庭背景影响下的传统文化内在谱系之自身本土经验的深深接触、浸染之现实呈现,另一方面是其留学时期特殊环境中现代时局之社会意识形态自我反省的思想性内涵作祟.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梁实秋并不是一位局促、虚浮、拘执或淹没于古典传统批评标准的塔式的守旧学者.而是一位浸润过中西先进文化的极富个性而浩气朗然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家,也是一位对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保持着一份高洁的敬畏之心进行理性摄纳、秉承的堪称为时代精英,更是一位与白璧德学说全然有着一脉相承的学理精神追寻倾斜的忠实而非盲目的追随者.
不容忽视的是,叶维廉富含种种影射的意义地隐隐然迹出：“任何单一的现象,决不可以从其复杂的全部生成过程中抽离出来作孤立的讨论.历史意识和文化美学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单一的现象时,必须将它放入其所生成并与别的因素密切互峙互玩的历史全景中去.”显然,对“古典主义在中国”之现代命运及当下解读的全面,同样应回归到具体的历史语境际遇中作出更加深刻的追问、估量、论析、比照与定位.毕竟,换个角度看,恰恰有些颇值商榷的问题所辐射到诸多的隐秘文学现象发端之价值指向,偏偏仍长期处于尚不易被人察觉或被忽略、被遮蔽、被边缘、被孤立的境况.综上所述,经由以吴宓为代表之学衡派及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对“古典”学说的肯定及对白璧德新人文古典主义学说的选择、接受、吸纳与借鉴,在中国文坛悄然掀起一股古典主义思潮传播的文学迹象的透析,就显得尤为迫切与必要.若细究,“古典主义在中国”这一研究命题的低沉、缺失,不能说是学界研究领域的一大盲点、空白与漏洞,同时也折射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对“传统”与“现代”文化审视、守望、持衡背后之美学批评的意象姿态及反思立场.“梁实秋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既浚发了他昌明国粹的士文化因子,也催动了他融化新知、不为俗务的自由主义奔突,并大致上确定了他以后生活、创作与批评的方向.”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百年的清醒体认、回顾、解读、述要与思考,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建构与批评走向有着毋庸置疑的当下启示意义和价值指引.一方面有效性地开启了人们对“古典主义在中国”此一命题现代视野的重新审视与历史释读；另一方面则正本清源式拓宽了现代中国文艺思潮史重构的述评考察及审美阐释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