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本质主义的三个关系问题

更新时间:2024-03-23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0932 浏览:143802

拙作《论“反本质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重建》(《文艺争鸣》2012年第1期)受到了王伟博士《反本质主义、文论重建与中国问题》一文的质疑,从某种程度来说,笔者要首先感谢王文的质疑,因为它至少引發了笔者对相关问题的更深入思考,而这显然是必要的.这种思考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关系问题,一是反本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关系问题;二是反本质主义与文学本质的关系问题;三是反本质主义与中国问题的关系问题.如果对反本质主义的这三个关系问题不予以厘清,简单地对号入座或许是容易的,但圆凿方枘也就在所难免,而这也正是王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怎样理解反本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反本质主义,避免重蹈本质主义的覆辙?对此,王文是在对反本质主义的两种区分中予以解读的.王文指出,“‘反本质主义’可作两种稍有差别的读解:反一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一主义,它们都反对那种一成不变的僵化本质,但在此后有没有文学本质上出现了分歧:因为前者之中就包含了数量可观的一部分学者,他们反对一元本质,但主张应该有多元本质;而后者则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本质.可以看出,前者在反对本质主义之旅中打起了退堂鼓,实际上又重新回到了本质主义的老路上”.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王文是重视反本质主义的“构成”部分的,并从构成结构上加以了界定与区分,那么,我们就从它的这种构成结构的界定与区分来作些分析吧.在王文对反本质主义的构成部分,也就是所谓“反一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一主义”的区分中,稍有语法知识的人都会清楚地认识到,“反一本质主义”这一构成结构中,“反”是修饰语,“本质主义”是中心语.其“反”的对象显然是“本质主义”;而在“反本质一主义”构成结构中,“反本质”是修饰语,“主义”是中心语,其“反”的对象不仅是“本质主义”,而且连“本质”也一同反掉了.不难發现,这两种构成结构的“反本质主义”,都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只不过一个并不根本否定本质及其言说,而另一个则“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本质”,更谈不上什么本质言说.显然,在王文的逻辑里,其所钟情的“反本质主义”,也就是一种,即根本否定文学本质及其言说的“反本质主义”,而且,只有这种“反本质主义”,才能避免重蹈本质主义的覆辙.

其实,对反本质主义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反本质主义也并非是铁板一块,王文所说的罗蒂与德·曼的论辩和分歧就反映出了这种情况,而王文对反本质主义的区分,也表明其并非不具有这种常识,但却作出了这种铁板一块的分析与结论,这也许就是王文所谓的“在行文逻辑上”的“掉链子”吧.何以如此呢?其实,对于其中的原因,王文自己也很清楚,只是缺乏用来反观自身,用王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反本质主义整体化,以为它就是铁板一块;从理论到理论,不对其构成部分详加分析,即便是分析了也是稀里糊涂”,是“间歇性出没的本质主义思维”所致,其绝对化、排他性、独断论的理论倾向,同样也应引起必要而足够的理论反思,而这也正是笔者在拙作中所强调的“应有的反思立场”.行文至此,究竟是谁在口口声声地反本质主义,却在反对本质主义之旅中打起了退堂鼓,并重蹈了本质主义的覆辙?已是昭然若揭,也不必笔者再赘言了.

另外还须指出的是,笔者曾在拙作中引用了罗蒂的一段话,即:“反本质主义通过虚构它自己的元叙说,它自己关于在什么地方可以發现力量的终极杠杆自私的故事而在最后关头又推了本质主义一把,结果反本质主义倒使自己变得可笑了.”罗蒂的这段话本来是针对德·曼而言的,在这一点上,王文没说错,但需要提请王文注意的是,笔者在拙作中引用罗蒂的这段话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针对德·曼而言的,亦不是王文所谓的将罗蒂的话用来毫无辨别地“批判反本质主义”,而是针对当代中国文论在反对本质主义中所出现的,并事实上已成为“本质主义”之后的另外一种形式的“本质主义”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变体或新体而言的,只不过这一变体或新体,往往是以反本质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而更能障人眼目罢了(王文也是这般障人眼目的).对此,拙作中已是言之凿凿,如果不是论者有意忽略,那么这种南辕北辙的判断除了让人匪夷所思之外,或许就是王文所谓“掐头去尾、无视语境”的结果.

如何理解反本质主义与文学本质的关系问题?在王文看来,拙作“一方面认为自己反对本质主义,而另一方面却又对文学的‘本质’难以忘情”,是不合逻辑的,这个不合的“逻辑”显然是王文的“逻辑”,这个逻辑即是:反本质主义就一定是对“本质”,包括文学“本质”毫不留情的——不仅是要否定,而且是要在情感上予以拒斥.仿佛有了这种情感上的拒斥,那它就不存在了,更不用言说.

王文的此种逻辑显然令人质疑的,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与看法,笔者已在拙作中作过非常明确的阐述,为了进一步以正视听,现摘引如下:

对于文学的意义与本质,我们认为,应作两个层面的理解,“在作为基础的现实层面上,文学具有现实意义,主要是意识形态.文学的现实层面是历史地变化着的,现实意义是历史性的意识形态”;而在超越现实的审美层面上,文学具有超越现实与历史的审美意义,表现出超越性的审美本质,这种文学的超越性本质,即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和体验方式,是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因此,文学既具有历史意义,即其意识形态意义与本质,又具有超越历史的意义,即其审美本质.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反本质主义能解构或已经解构的,是历史性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学本质;没有解构,也解构不了的是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

对于拙作的这段论述文字,王文确乎是有“选择性”的,其选择的是“反本质主义能解构或已经解构的,是历史性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学本质,没有解构,也解构不了的是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这句话,认为是将审美视为超历史的“永恒”本质了,却将这句话前面的相关文字忽略掉了,显然是断章取义的结论,当然,这种忽略,也便于给笔者扣上一顶审美本质主义的帽子.笔者从来就反对将审美作非历史的形而上的本质主义的理解,文学具有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但也并不是意味着说它是能超越历史时空而作为空洞之物存在的,而是相对于文学作为人的自由生存方式而言,而事实上,它也必然与一定的历史现实相联系,并由此呈现出具体历史语境下的审美意义,而需要我们作出具体分析.比如王文也指出.汉代将《诗经》的《关雎》篇“当成‘后妃之德’的赞歌”,而今天我们把它“视为一曲爱情的歌吟”.但这只能说是不同历史时期审美意义發生了变化,而并不是说审美意义不存在,这种审美意义的变化,显然是基于不同的历史现实与历史语境的产物,但其审美意义的存在,却并不因为你现在是反本质主义,就可以把它反掉,而是相反,仍需要作出一定历史条件的解释与意义界定,汉代将《诗经》的《关雎》篇“当成‘后妃之德’的赞歌”,现在把它“视为一曲爱情的歌吟”,正是这种解释与意义解读的结果. 反本质主义反对对文学本质作出非历史的“一劳永逸”的理解,对此,笔者是认同的,这种僵化的形而上的本质主义思维是要反的,并是应该反的,对文学的理解不能割裂历史,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我们这样理解文学,文学本质就不存在了,或是否定它的存在,而不用言说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当然承认历史發展观,承认事物是与时俱变的,从文学形态到文学概念定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發展变化,这是个常识.但问题在于,事物的与时俱变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度’的考量.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作为一个事物,是不是应当有一个最起码的‘质的规定性’,如果某一事物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或基本不具有了这种质的规定性.那么还能不能继续叫作该事物就值得怀疑了.在过去千百年中外文学史上,无论文学的形态和概念怎么变,作为文学‘质的规定性’的东西并没有根本改变”,这就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和想象艺术的审美意义,而人们也正是以此来界定文学,并对文学作出解释的.¨’比如王文所提到的《诗经》的《关雎》篇.就是以此来界定它是文学,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并作出合乎这种界定的解释的.

有学者曾深刻指出,反本质主义可“分为‘反本质主义’与‘反本质的主义’两种,建构主义属于‘反本质主义’,而不是‘反本质的主义”’,“建构主义反对本质主义,但它同时也可以是一种关于本质的言说”,“也就是说,建构主义不是认为本质根本不存在,而是坚持本质只作为建构物而存在,作为非建构的实体的本质不存在”,并由此,将反本质主义的建构特性与后现代式的“反本质的主义”相区分,这种区分在于:反本质主义并不否定本质的存在,也不反对关于本质的言说,它反对的只是作为非建构的实体的本质;而后现代式的“反本质的主义”则“认为本质根本不存在,”并“彻底否定关于本质的一切言说.”正如前文所述,王文也把反本质主义作了两种区分,即“反-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以王文之见,“反-本质主义”在反对本质主义的过程中半途而返,自然也就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而其津津乐道的“反本质主义”也就是“反本质-主义”,即“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本质”,更遑论什么本质言说.这显然是一种后现代式的“反本质的主义”,而与上文所指出的反本质主义的建构特陛相去甚远,不能不令人费解:如何在这种后现代式的“反本质的主义”视域中,在否定文学本质及其言说的前提下,实现王文所说的“文学本质的建构性”?

显然,王文在以这种后现代式的“反本质的主义”(即王文所谓的“反本质-主义”)否定文学本质及其言说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理论与逻辑困局.而实际的情况是,对于任何一种理论研究及其言说而言,都是有所指涉的,没有指涉,就不成其为言说,正如有学者所言,它或者总要揭示点什么,或者什么都不说,换言之,除非它什么都不要、说(事实上这不可能),否则,它的这种揭示就必然是对某种内在之物的揭示.这种内在之物的揭示,显然是相对于表面现象而言的,用我们所熟知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了.即便是王文所谓的“反本质一主义”,如果其还承认是某种理论言说的话,对此显然也是无法回避,并回避不了的,陷入自相矛盾的理论困局也就在所难免.而反过来,对于文学而言,也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正如只有在对一个事物具有了理性认识之后,才有可能更好地感觉它;为了能真切地进入个别现象,我们需要借助于关于它的本质性把握.所以,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是恰恰相反,‘通过本质看现象’,才是审美理解的基本轨迹”,显然,这种“通过本质看现象”的基本轨迹.是以某种本质揭示与言说为理论前提的,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明眼人大概一看就知道笔者基本上也是援引了拙作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论述,对此,论者若不是“选择性无视”,那么王文所谓“这是一知半解还是言不由衷”的质疑倒是正合其身.

对于反本质主义与中国问题的关系问题,王文是从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谈起的,王文指出,“自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的思想对中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就连我们的语言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刷新”,“然而,面对经受西方思潮洗礼过的、更别说直接翻译过来的文论资源,一个习见的貌似永远正确的指责就是脱离中国经验或中国问题”,反本质主义就是这样的文论资源,并“必须直面这个挑战”.诚然,对于来自西方的理论资源,包括反本质主义,不加分辨地予以指责是不足取的,但并不意味着运用这些理论资源就可以忽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对此,我们应持怎样的理论态度?

近代以来大量西方思想涌入中国,用王文的话来说,“没有它们的大范围普及与接受,恐怕我们还没那么快就不用跪伏于地山呼万岁,而可以脱掉长袍马褂、男女同校、抛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等等.毫不夸张地说,曾经是西方的那些思想早已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又岂止是‘膜拜’?如若我们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那为什么独独对借鉴福柯的权力话语如此耿耿于怀?”的确,西方思想曾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值得追问的是,这些理论资源的普及与接受,及至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是王文所说的“理所当然”的吗?显然不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一切的發生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不须辨别分析(这显然不是王文所谓“头脑發热”所能做到的,而需要理性的分析判断),因为这里关涉到一个理论的适用性与有效性问题,王文似乎没有注意到,中国近现代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理论的运用并不在少数,但并不意味着都能解决得了中国问题,而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也正在于此,包括新文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所遭遇的问题也概莫能外,中国“启蒙”的艰难历程也印证了这一点.

也诚如王文所言.“在现今‘地球村’的时代,思想与理论市场上的角色形色各异,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我们不可能隔绝于世,幽居空谷去练某个包打天下的理论神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问题”也是一个“全球问题”,“中国问题”不可能置身于“全球问题”之外,并构成我们探讨“中国问题”的题中之义与理论背景,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这样一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即: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的密不可分(这种密不可分的确也是事实),我们也无法否定“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须面对这种特殊性.笔者并非反对借鉴西方理论资源,只要能解决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借鉴?更谈不上“独独”对借鉴福柯的权力话语“耿耿于怀”,借鉴福柯的权力话语没有什么错,可怕的是唯权力话语的独断论(必然是本质主义)的出现,这是其一;其二便是借鉴福柯的权力话语,却仅仅满足于福柯的权力话语,而脱离了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并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西方理论资源,包括福柯的权力话语,都是可以借鉴的,只是不能忘记:我们的这种借鉴已经發生了理论语境的变化,它所面临的是中国问题. 具体到反本质主义这种理论资源,如何理解它所面临的中国问题?对此,笔者也曾撰文探讨,在这里,还想作些进一步的说明.在当代中国文论界,反本质主义的出现,对中国文论知识生产现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它对本质主义僵化思维的消解,也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知识空间的拓展,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反本质主义不能背离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及文学现状,一方面,当代中国文论的本质主义思维弊端是我们要反的,但另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一个“没有真正告别‘意识形态’思维、而且不自觉地以‘新意识形态’代替‘旧意识形态’的民族”,还未能使自己“对文学独立的本质性理解化为现实”,就“彻底放弃‘本质论’或‘本体论’思维”,这样“不仅会使已经问题重重的文艺学走不出困境,而且会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自主化’建设更加遥遥无期”,所以,“不能轻易告别‘中国式文学本质论’、‘中国式文学本体论’建设努力”.毋庸置疑,中国当代文论需要反本质主义,需要反对本质主义的思维弊端,对其进行必要的解构,但这种解构显然是有限度的,并要建立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文如获至宝的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也是其所理解的片面的极端化的反本质主义),在根本否定文学本质及其言说的同时,也远离了它所要面临的中国问题.诚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这种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所批判的概念、对象与其所操持的理论一样多舶自西方,与中国现实则有相当的疏离感,比如类似主体、真理这样的被颠覆概念在中国语境中还远没有成为事实上的权威”,而远离了中国问题的真实对象,职是之故,“在现代性反思亟须具体深入而成为一个中国式反思的今天”,正确理解“当下中国具体文化实践中的生长性力量”及其现实依据,而不是与之相疏离,乃是“判断当下文学现实和提出文学本质问题的关键”,否则,“恐怕只能在西马传统和后现写作技巧论的视域中一味移植文化工业、消费文化、女性主义、后殖民等等术语,而它们既不能与中国现实完全对称,也实际上偏离了对文学本体的建构路径”,而王文的问题也正在于此.

理查德·舒斯特曼曾说:“我希望哲学的命运,不依赖那种单一的、一致的和与语境无关的哲学推理的本领的检测定.”他还说:“对哲学中的语境性的认可,并不必然导致一种排除所有普遍化的不可救药的相对主义.”我想很多借鉴西方理论资源的人都对这两句话并不陌生,只是不少人对西方理论资源的运用,包括王文,仅仅依赖的正是“与语境无关的哲学推理的本领的检测定”,而疏离了具体的中国语境与真正的中国问题;而在另一方面,王文所谓的反本质主义,根本否定文学本质,并拒绝对文学本质作出任何言说,如果一旦有人主张需要作出某种必要的言说,比如笔者,就会被打入其所谓的本质主义队列,这种对反本质主义的片面理解是不言而喻的,而何谓文学的本质追问,在王文看来,是不必探究的(否则就是本质主义的),换言之,何谓文学成了一个不必追问、怎么都行的问题,这在实质上也就陷入了“不可救药的相对主义”泥淖,这也许是王文也未曾意识到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借鉴与运用西方理论资源(包括反本质主义)来有效地解决中国问题,而不是仅仅停留于这些理论资源的简单接受与片面理解?王文所暴露出的问题及理论困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的确值得我们反思,并须展开深入的学理探讨.道理很简单:辨别是非,方能走出误区,并切实推进中国问题的解决.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校区中文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