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香港办文艺刊物,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办严肃文学刊物,更难,要办好并能维持下来的,则更是难上加难.正如刘以鬯在创刊号编后记所说：“在此时此地办纯文艺杂志,单靠逆水行舟的胆量是不够的,还需要西绪福斯的力气.”1985年创刊的《香港文学》就是在这样极其严峻的文学环境下诞生并发展的,到现在已有20年的历史了.20年并不太久,但在通俗文学流行天下、严肃文学边缘化的香港确实是一个奇迹了,可以想象,这里蕴含着编辑、作者和各位文学爱好者多少心血和汗水!
20年的风风雨雨,《香港文学》能走到今天,跟两位主编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从1985年1月到2000年8月,一直由刘以鬯主编,2000年9月,陶然接编《香港文学》至今.两位主编共同为提高香港文学的水平、沟通世界华文文学做出了贡献,但在具体的刊物设计、栏目设置等问题上,承传中却有很大变化,因而体现出不同的期刊风貌.这与编辑个人的理念、性情气质、生活经历等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承传
在《发刊词》中,刘先生这样说道：
香港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文学商品化的倾向十分显著,严肃文学长期受到消极的排斥,得不到应得的关注与重视.尽管大部分文学爱好者都不信香港严肃文学的价值会受到否定,有人却在大声喊叫“香港没有文学”.这种基于激怒的错误观点不纠正,阻挡香港文学发展的障碍就不易排除.在香港,商品与文学价值的分别是不大清楚的.如果不将度量衡放在公平的基础上,就无法订出正确的价值标准.没有价值标准,严肃文学迟早会被摒出大门.
作为一座国际城市,香港的地位不但特殊,而且重要.它是货物转运站,也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有资格在加强联系与促进交流上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提供推动华文文学所需的条件.
香港文学与各地华文文学属于同一根源,都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存在着不能摆脱也不会中断的血缘关系.对于这种情形,最好将每一地区的华文文学喻作一个单环,环环相扣,就是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①.
从发刊词我们可以看出刊物的办刊宗旨,一是为了坚守严肃文学立场,提高香港文学的水平；二是团结各地华文文学作者与爱好者,使香港成为沟通世界华文文学的桥梁.
不管是在刘编还是陶编时期,文学作品的刊登、评论研究的刊载都有一定的价值标准,始终坚持着严肃文学的立场,另外,就香港文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刊物还专门做了几个专辑来探讨,如“笔谈会•,谈香港文学”（第1期、第100期）；“笔谈会•,文学在香港”（第121期）；“香港文学丛谈-香港文学的过去与现在”（第13期）等.其中叶娓娜《香港文学的展望》、杨明显《香港文学往何处走?》（1期）；梅子《有关雅俗的一点想法》、何国强《香港文学的前景与困境》、舒非《香港作家只能靠自己》（100期）；黄河浪《守住一方净土》、东瑞《香港需要文学》、陶然《香港纯文学的处境》、陈德锦《香港文学困境论述中的心态》、璧华《严肃文学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121期）等文章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商业语境中发展严肃文学的困境,大声呼吁文人应该守住那一方净土,因为喧嚣浮躁的香港需要严肃文学.
在刘编时期,陶然就以他的创作及评论实践着严肃文学的理念,到他接编时更是不遗余力地为香港纯文学的事业出谋划策.纵观他主编的《香港文学》,很难找到有明确意识形态的或有消遣娱乐倾向的作品或评论.无论是香港本土的还是内地海外的华文文学作品,或致力于人性的开掘,或刻画人间挚情,或书写都市人生百态,或以实验性的叙事形式开拓新的文学空间,自觉追寻文学的本体意识和文学发展的自觉意识,呈现出艺术至上的美学趋向.
和《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的地方性不同的是,《香港文学》具有世界性.从它制作过的专辑来看,除了两岸三地的华文作家以外,如卢玮銮特辑（3期）；丰子恺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9期）；梁实秋逝世周年特辑（47期）等等,还刊出了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许多特辑或专辑,如马来西亚华文作品特辑（1期）、加拿大华文作品特辑（2期）、新加坡华文作品特辑（3期）、美国华文作品特辑（4期）、泰国华文文学作品特辑（84、96期）、菲华文学专辑（62期）、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作品特辑（87期）、沙捞越华文文学作品专辑（64期）、澳大利亚华文短篇小说专辑（127期）、夏威夷华文文学作品专辑（167期）、纽西兰华文文学作品专辑（172期）等,对于各地的华文文学都保持密切的关注.另外,还有外国作家专辑,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专辑等,可以看出编者的世界性视野.
《香港文学》以特辑或专辑的形式对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介绍,不仅涉及的地区不断在扩大和不断在深入,而且在内容上也从发表华文文学作品扩展到评论华文文学作品.
这一特点在陶然主持工作时更为突出.如旅居法国华文作家作品展（242期）,同时刊出的是白杨的评论《他异性时空中的灵魂守望――‘旅居法国华文作家作品展’》,对法国华文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对读者进一步了解法国华文文学很有帮助.在《香港文学》（2001年8月）200期纪念之际,还特地推出“全球华人作家作品大展”.就本期作者的分布面而言,有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及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作家,并且有相当的代表性.另外,2002年7月号也以全刊的篇幅刊登了“全球华人作家散文大展”.“全球”虽非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却鲜明地体现了刊物面向海内外、沟通世界华文文学的桥梁作用.
二、变异
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陶然和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肯定有所差异,更何况两位的人生经历、气质性情不太相同,在栏目设置、刊物设计等方面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1栏目设置体现出刊物总体风格的差异：
刘编时期,主要栏目设置有：小说、散文、评论、诗、戏剧、特辑、史料等.另有报道、访问、书评、回忆录、书信、游记、序与跋、座谈会、文坛旧事、悼念、剧评、作家与作品、报告文学、小品、翻译经验谈、寓言、相声、对话、创作经验谈、漫像、传记、华文文学动态、香港文学活动掠影等.虽然小说、散文、诗歌等创作是刊物的常设栏目,但从15年左右《香港文学》总体的栏目设置以及创作和史料的比例来看,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刊物所体现出的史料性、新闻性偏强,而文学创作偏少的特点.
史料是一个地区文学史建构的重要基础,对殖民地文化氛围很重的香港来说这显得尤其重要,《香港文学》致力于这方面的挖掘与整理,产生了一批史料专家,其中以卢玮銮为最突出,有香港史料第一人之称,这点贡献不可抹杀.对当前文学动态的关注和及时报道是文学刊物应该承担的,浏览刘编近15年的《香港文学》,你就能大致了解香港及海内外的华文文学活动的重要信息,其主要优点是,配以彩片及简要文字说明,形象可感.前任主编为此设置的栏目有“华文文学动态”（主要是各类出版信息）、报道、访问、座谈会、序与跋、文坛旧事、回忆录、香港文学活动掠影等.但过犹不及.不管是史料还是文学动态,虽然都是文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并非主要部件.在把握这种关系时,80年代的《香港文学》处理得相对好一些,而90年代以来史料性、新闻性的倾向则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文学性在不断减弱,这也许是刘编后期刊物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陶编时期,对这种史料性、新闻性加强趋势及时加以调整,大大减少了史料以及文坛动态在刊物所占的比例.特别是新闻性较强的后者,后任主编把它们纳入到“文讯下载”和“文学活动点击”之中,不求面面俱到,但求重点突出.
提高香港文学水平虽是办刊宗旨之一,但刘以鬯在具体操作上却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相反内地的作品却很多,并且老作家占的比例很大,如邵燕祥、刘心武、杜运燮、骆宾基、邓友梅、端木蕻良、叶君健、流沙河等,使人产生一种内地性较强、而香港性却较弱的感觉,这在刘编后期也是越来越明显.香港作家尤其是一些较有分量的,如陶然、西西、梁锡华、也斯等,他们的作品也很少在《香港文学》上发表,是作者不愿向刊物投稿,还是主编在选取稿件时的偏重,抑或两者都有?（这些都是知名作家,更别提那些初出茅庐之辈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都会造成香港性的削弱,而体现不出这是香港人自己办的具有香港特色的文学杂志的特点.
这种偏颇在陶然主编时期很快得到纠正,他的编辑理念非常清楚,“立土,兼顾海内海外；不问流派,但求素质”.本土作家的培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扶植是刊物考虑的重点.从他所设置的栏目来看,小说舞台、散文家园、世纪诗群、批评空间、阅读笔记、史料钩沉是其常设栏目,后来增加“四面来风”专栏、“香港作家印象记”系列,非常注重刊载香港本地作家作品.除此,有很多专辑：香港小小说展、香港短篇小说展、香港中篇小说小辑、类型小说展、香港新生代散文展、香港新生代诗展、马华作家作品展、海外女作家中篇小说小辑、全球华人作家散文大展、文学编辑手记特辑、文学批评展、“我的圣诞”散文大观、旅居法国华文作家作品展等.光从专辑或特辑的名称,你就会发现以“香港”命名的很多,充分体现了陶然立足香港,同时又兼容海内外的办刊宗旨.此外,“小小说”、 “类型小说”、“对写小说”、“接龙小说”、“续写名篇”、“最短篇小说”、“新生代”等出现在专辑名称里,也可看出编者对新的文学形式和青年一代的扶助.在选取稿件时,不问流派、不问资历,注重文学性和审美性是主编一贯的追求.
另外,刘编时期,有些栏目名称指涉的含义基本相同,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如：评论、文学研究、论文这三个栏目的设置颇让人费解.如黄维《八十年代的香港诗坛》（第1期,评论）,刘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第6期,文学研究）,黄子《朦胧诗的反传统精神》（第5期,论文）,这三者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属于文学批评,不知刊物主编为何要这么清楚地区分?也许是因为不是出现在同一期刊上的栏目,编者可能想造成每期不同的刊物面貌,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因而显得比较随意.接编者陶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把以上三者纳入“批评空间”这个常设的栏目,一目了然；且所占篇幅大大减少,在必要时设置“文学批评展”专辑（如第227期）加以补充.至于相声、小品、寓言等栏目是否适合于这样一个具有国际性特点的又有香港特色的刊物,前任主编好像没有考虑清楚,当时虽是综合性刊物,但也不应是什么都拿来,而不顾刊物的总体风格.
总之,刘编时期前者史料性、新闻性、内地性偏强,而陶编时期更注重文学性、审美性、香港性.
2版面设计、文字编排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刘编时期的封面及封底或采用油画,或采用国画,或采用拍摄的香港风景,占大幅版面,给人一种华丽浓烈之感,这与香港繁荣喧闹的都市性很相配.改版后的《香港文学》则换上了一副素净淡雅的面孔,主要以黑白为基调,素白的底色代表着那片纯净的天空,配以黑白图画（2005年开始是彩片,但也只占约四分之一的封面,没有喧宾夺主）,台静农题签的“香港文学”四个清瘦的大字在白色底色中显得非常醒目,更让人有一份都市喧嚣中的从容而恬静的感觉.不浮躁华丽是刊物追求的本色.不管是版面设计还是文中的插图,或简约,或繁复,都显得淡雅有致.陶然非常注重文学文本与美术文本的互文性,这里当然有着视觉艺术时代文学生存策略的考虑,美术文本的进入能提高刊物的观赏性.但难能可贵的是,文学文本与美术文本,相互印证,相互补充,非常和谐.显然,陶然在两者关系的处理上显得比较得心应手,使文学与艺术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不是那种浓墨重彩的油画,而是简洁自然、虚实有致的素描,一如浮华背后的宁静与纯净,《香港文学》就是那朵喧嚣尘世中的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在文字编排上,刘编采用竖排形式,陶编改用横排形式.
一方面,这也许跟香港的大学或学院的中文系主要开设中国古典文学有一定关系,这些书籍一般都是竖排本,本土作家及学者已经习惯于接受这种排版形式的文学杂志.另一方面,50年代以来香港文坛左、之争确是不争的事实,虽然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签订,左的裂痕已逐渐弥合,但对香港文学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很多本土文学爱好者依然很茫然,对左派的东西在情感上也很难一下子接受,包括这种内地刊物通用的横排形式.出于香港文学的这种特殊性,刘编时期采用竖排本形式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而到陶编时期,“九七”已过,香港读者已经可以接受横排本了.一方面为了适应全球化华文文学语境的需要,另一方面,与竖排相比,横排有许多优点.首先,这种排版形式可能更适合现代读者的要求,虽然认读繁体字、阅读竖排形式的文本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横排本更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也更方便,视线左右移动自然且目光所及范围大,不像竖排,阅读时上下幅度大,非常累,且视线所及范围比较窄.其次,横排在字数的容纳量方面,同样的页数,却可用更多字数；从美术设计而言,也比较好利用空间.这种文字排版上的变化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好的选择.
另外,在作者签名这个看似甚小却意义非凡的细节上,陶然有他的独到之处.他采用作者亲笔签名的方式,不仅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笔迹,而且在平面化的电脑排版时代显得标新立异,富有立体感.“随着世界进入电脑时代,作家的手迹愈来愈少见；我们采用作家们的亲笔签名,便是希望留住一点珍贵痕迹等我们当然不会抗拒电脑,但当电脑排出的字体虽然整洁美观,却又不免让人感到缺乏一点个性的时候,作家们的笔迹,又给我们以一种岁月风尘的记忆,值得珍藏.”（2000年9月改版号的《卷首漫笔》）
刊物面貌发生变化,虽然是与公司诸编辑的努力分不开,但主编在其中起的作用更大.他的编辑理念、文学观念、审美趣味都会在刊物中得到体现,其人生经历、气质性情都会影响到稿件的选择.刘以鬯是1948年移居到香港的,在内地他就有创作,资历较老,并且跟内地老一辈作家的联系的作品较多,有着相当深厚的友谊,因此体现在刊物风貌上,内地作家的作品较多,人情稿很多,有时甚至以牺牲作品质量为代价,而不积极地去发现新作,以及有价值、有质量的文章.这样,使很多作家后来不愿给稿,导致作者面越来越窄,刊登的作品质量每况愈下,从而导致刊物整体质量的下降.
陶然是1973年移居香港的,到港后开始创作成名.在陶编时期,虽然人情稿不可避免,但他更看重文章的质量.每次组稿非常认真积极,因为在陶然自己看来,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特别投入.另外,他比刘以鬯小25岁,性情随和乐观些,所以更容易和年轻人沟通,体现在刊物风格中的青春气息、现代味道更浓一些.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杂志,改版前后的《香港文学》,由于其编辑主体的变迁,带来了刊物风貌某种程度的变化,促使读者水平的升值与范围的扩大,这点陶然的贡献不可抹杀.但如果没有前任主编刘以鬯15年来所创下的坚实基础,就很难在短短几年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2000年9月改版号的《卷首漫笔》中,陶然这样写道：“改版,并非出自空中楼阁,《香港文学》自1985年1月创刊,已逾15年,在刘以鬯先生的主持下,本刊已成为香港文学杂志的一个品牌；这个基础,成为我们承接的条件.”说得非常清楚.我们相信经过老中青的共同努力,《香港文学》在未来的香港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体系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注释：
①刘以鬯：《发刊词》,《香港文学》创刊号,香港文学杂志社1985年1月.
责任编辑 尔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