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穆斯林的葬礼》自单行本问世以来,涉及两个版本――1988年第一版和2012年第二版.第二版中作者不仅对文本进行了一些细节描写上的修改,还对英伦之恋的发展和韩子奇的族别进行了修改.这些无论从艺术构思方面对情节的完善,还是文本解释层面对民族感情的维护都与文学批评紧密相关.
关 键 词 ：《穆斯林的葬礼》 文学批评 第二版 韩子奇
《穆斯林的葬礼》的版本有两个,一是1988年的第一版,另一个是2012年修改后的第二版.第一版《葬礼》在荣获了“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长篇小说奖、建国四十周年北京市优秀文学奖等荣誉的同时,也受到研究者和评论家们的关注.虽然赞扬之声从未间断,但也有学者谨慎地指出其白璧微瑕.经过二十四年的淘洗和沉淀,作者霍达对《葬礼》进行了谨慎地修改之后推出了第二版.
一、文学批评与作者态度
《葬礼》一经问世便拥有了众多的读者,也受到了多数评论家的褒奖,但这并不代表作品已经抵达艺术至境.荒煤在小说的单行本出版之前曾谈及相对于小说中对中国旧社会和二战中伦敦的环境描写,新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背景描绘太简略了些.随后单行本第一版问世,刘白羽指出：“韩子奇在伦敦,楚雁潮突然而至的爱情,由于铺垫不够,过分突兀.”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道,“小说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韩子奇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描写不够充分”,尤其指出韩子奇最后承认自己不是回族穆斯林的构思,不仅使读者感到突兀,而且对作品题旨的理解产生歧义.另外也有学者专文探讨《葬礼》在艺术细节和思想方面的缺憾,如陈学祖、陈丽芳的《碧玉微瑕：〈穆斯林的葬礼〉指瑕》和回族学者伊斯哈格马彦虎《葬礼为谁举行――评〈穆斯林的葬礼〉》.上述批评主要集中在对英伦之恋、楚韩爱情和韩子奇回汉身份转化等细节处理不善导致的情节突兀,还有涉及回族历史与信仰的叙述失实对民族情感造成的伤害.虽不免苛责过严,但问题确实存在.
霍达在其散文《携手人生路》中写道：“有人问我们一生何求,答曰：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和艺术的完美.”正是对艺术完美的赤诚追求,使霍达虚心接受他人的建议,择善而从,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在《荒煤,文坛守门人――荒煤逝世周年祭》一文中霍达曾坦言自己经荒煤的指点之后,“对全书做了一次全面的加工、修改,增加了七八万字,使得单行本不再留下‘遗憾’”.此外,第二版中作者将刘白羽的评论文章作为一篇序文放在开头,尽管其中并非只是褒奖,还有对小说遗憾的商榷,但这恰恰说明了作者对待文学批评的一个诚恳态度.不仅如此,在《葬礼》第二版中霍达还对韩子奇和梁冰玉的英伦之恋进行了切实调整,尽可能使其不那么突兀.然而,并非对于所有的建议作者都予以采纳,如楚雁潮突如其来的爱情在第二版中并未进行任何修改,作者有自己的坚持.所以,即使作品在完善的过程中作出适当的调整,但仍保有自身独特的艺术追求.下面就第二版的修改做出论述.
二、对情节突兀的处理
第二版《葬礼》的修改涉及字词和细节描写上的变化,如“顶灯上标着‘TAXI’的白色小车”直接改为“出租车”,梁冰玉从国外回来寻找故居时的穿着由“白色的坡跟皮鞋,银灰色的西服裙和月的短袖衬衫”修改成“白色的短袖衬衫,白色的西服和白色的皮鞋,几乎通体洁白”.这些改变虽然使作品在文字和细节方面更加精致,但并未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作品的思想内涵.比较重要的修改集中在情节突兀和思想题旨不明两个方面,这也是针对文学批评做出的积极回应.
第二版相对突出的改变是韩子奇在伦敦突然而至的爱情相对变缓并趋于合理.修改主要集中在三处：第一处是冰玉告诉韩子奇奥立佛向她求爱之后,韩子奇的态度由原版中“‘噢’韩子奇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震惊了”变成了“尽管她声音很低,但在韩子奇听来,却像一声惊雷,震撼着他的心灵!”在得知玉儿没有答应时,他感到释然,“似乎只有在他视若生命的奇石美玉失而复得时才能体会到的.”把梁冰玉在韩子奇心目中的地位抬高,让韩子奇深沉的爱在蛰伏阶段较早地显露出来,使轰炸中爱情的突降不再无中生有.第二处是在奥立佛死后,第二版将冰玉“让爱惩罚她吧!” 的呼喊删去,增加“她惊骇生命的脆弱” ,把冰玉对奥立佛欲拒还迎的姿态处理成了无关心动的单纯同情和惋惜,这样修改扫除了冰玉情感路上的障碍,她的世界里只剩下可以依赖的奇哥哥.第三处是对轰炸中韩子奇的心理刻画,在北平已经回不去的情况下,第二版增加了“免得自己孤独地留在人间苟延残喘等如果再失去玉儿,他还活着干什么呢?还不如一起死去!” 使韩子奇和梁冰玉早已萌芽的爱情在生死相依的困境中顺利升华.这三处修改使得韩子奇对冰玉的感情较早超出兄妹之情,而冰玉对奥立佛并无心动,两人之间唯一的障碍――远在北平的家也回不去了,世间只剩下两个渴望爱情的灵魂,于是爱情来了.这样的处理使这份感情的出现和发展有迹可寻,尽可能避免了突兀.
正如刘白羽提到的那样,第一版中楚雁潮对韩新月的爱情表白多少也显得突兀,然而在第二版中作者并未进行修改.这一点作者确实有自己的坚持,在她看来“当两颗心经历了长久的跋涉而终于走到了一起,像镜子一样互相映照,彼此如一,毫无猜疑,当它们的每一声跳动都是在向对方说：我永远也不离开你!那么,爱情已经悄悄地来临,没有任何力量能把它们分开了!” 韩新月和楚雁潮两人的感情早就超出了师生情谊,只是两人都没有刻意去辨别,只用彼此最诚挚的心去维系和守候,而这一点正是作者的有意为之.霍达在其散文《君心似我心,两情长依依》中提及自己和丈夫的感情时,不仅提到上面所引述的话,还谈道：“我们庆幸彼此在长时间的交往中都没有以选择爱人的眼睛观察对方,也没有凭借‘月下老人’的联络,这是人间最真诚、最自然、最纯朴、最完美的结合.” 新月和楚雁潮的感情发展也正是这样,无须他人推波助澜,自有真情脉脉流淌.霍达将自己现实中的爱情观投射于新月的爱情,坚持这样的突兀也是对楚韩感情不染杂质而设置的一层保护.上述的修改中无论是对英伦之恋的积极缓和,还是对楚韩爱情的笃定坚持,都经过了作者的慎重考量. 三、对民族情感的维护
《葬礼》第二版最突出的变化是将韩子奇汉族孤儿的身份修改为回族穆斯林,这使得韩子奇死前的恐惧从第一版不是回族穆斯林而是汉人孤儿的秘密,变成了第二版中没有到麦加朝觐和力行“五功”,还违背教义娶了两姐妹,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穆斯林的悔恨.鉴于《葬礼》对回族历史进行回顾所承担的史学使命和牵涉的民族情感,作为主线人物的韩子奇,其回汉民族归属上的改变不仅对故事全局有着重要影响,也关涉到民族感情和小说的主题.
对此,《中国当代文学史》基于小说的艺术构思和题旨,指出韩子奇身份转为汉族的情节突兀,并造成题旨不明.回族学者伊斯哈格马彦虎从宗教信仰和族群认同所牵涉的民族情感上,对“为什么主人公韩子奇最后回归为汉人” 的线索予以指责.从小说艺术构思的角度来看,韩子奇最后才说出自己不是穆斯林的秘密确给读者突兀之感,但并不需要改变主人公韩子奇的民族归属.尽可像第二版中处理英伦之恋一样,适当填充细节,使突兀趋于缓和即可；也可以像坚持楚韩爱情的“突兀”一样,不做任何改变.也即评论中小说艺术构思的缺憾并不是作者修改韩子奇民族归属的根本原因,而更重要的是作者作为信仰伊斯兰的回族穆斯林以文学探究历史所必须顾及到的民族宗教心理感情.
喇秉德在论述回族的民族特征时谈道：“当民族自尊心同宗教情感重合时,化合而形成新的强大凝聚力和最炽烈、最执着、最虔诚、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情结,任何一种对宗教情感哪怕是对民族风俗习惯的不尊重、侮辱和伤害,极容易被视为对全民族的最大侮辱.” 这正是回族人民最突出的特点,一个坚强而又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必须被谨慎对待.伊言在《回族文学与民族心理刍议》中谈道：“一部回族特色浓郁的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广大的回族读者便首先会以民族情感的亲附冲动而欣赏之接受之等以穆斯林同胞的亲情为其中回族人物的命运所吸引,所感动.” 如此郑重严肃的阅读期待和真挚诚恳的接受态度,直接赋予《葬礼》解说本族历史发展以增强民族自信的重大使命,同时对作品中深入探讨回族历史渊源、宗教信仰、风俗观念时需要兼顾的民族情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回族学者伊斯哈格马彦虎就从小说的象征意义上指出,韩子奇回归汉族孤儿的这条线索错误地寓示了回族历史发展的命运和未来的方向.韩子奇以穆斯林的身份度过了一生,不仅欺骗了笃信真主的吐罗耶定和梁亦清,也是对作为伊斯兰象征的梁君璧恪守教规的一个巨大嘲讽.这样的情节设置势必对回族人民敏感的民族宗教心理感情产生冲击,也难怪伊斯哈格马彦虎批评作者不了解回族和穆斯林,才“以极端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错误地为读者描绘了一场回族的悲剧,错误地将悲剧归咎于回族的传统信仰――伊斯兰” .来自族群内部如此激烈的责难,作者不可能视若不见.在《自序二十年后致读者》中,霍达辩驳道：“《穆斯林的葬礼》不是史书,不是教科书,而是一部文学作品.我不是民族史专家,不是宗教职业者,而只是回族当中普通的一员,一名虔诚的穆斯林.” 但从李恒《从〈穆斯林的葬礼〉看回民的葬俗及其文化内涵》和宋涛《从〈穆斯林的葬礼〉看回汉两族文化异同》一类后续发表的文章来看,小说实际上继续承担着为回族历史和宗教文化代言的任务,作家的分辩并未解决问题.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作家,对韩子奇回归汉族这一有伤民族感情的情节修改,不仅可以避免情节突兀导致的题旨不明,还可兼顾民族情感赢得族内认同,修改也就势在必行.
总之,《葬礼》第二版的出现是文学批评和作者艺术追求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对小说的一次深度加工.但第一版面世以来已经拥有了众多的读者,他们在对作品的欣赏中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接受平衡,而第二版的修改势必对已有的平衡造成冲击,新的平衡是否可以顺利重建还有待后来读者的检验.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第1页,第377页,第406页,第506页,第424页,第8页,自序.
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0页.
霍达：《霍达文集笔耕犁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第433页,第137页.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第474页,第506页.
伊斯哈格马彦虎：《葬礼为谁举行?!――评〈穆斯林的葬礼〉》,《民族文学》1993年第3期,第88页,第89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伊斯兰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
伊言：《回族文学与民族心理刍议》,《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