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探讨吉卜林文学创作以及艺术成就的研究成果中,“帝国诗人”始终是萦绕在吉卜林头上最为耀眼的光环之一.“帝国诗人”的称号在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使他被后世评论家诟病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就是这样一位争议颇多的作家,在他去世之后的几十年间成为了殖义文学思潮和后殖民文学思潮反复抨击的对象.笔者认为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吉卜林思维深处无法抹杀的“帝国意识”.
一、帝国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困惑
“他的印度小说又说明他与印度渊源颇深.还有评论家坚持吉卜林是理想主义作家.但是,简单的给吉卜林打上‘帝国主义’或‘理想主义’的标签有失公平.”[1]笔者认为唯一可以被肯定的一点就是“帝国意识”在吉卜林长期的文学创作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是真正能够帮助读者了解、认识吉卜林文学创作的关键因素.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吉卜林的文学创作始终与他本人特殊的人生经历以及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印度文化元素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印度长期以来在英国殖民统治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使得作为“帝国诗人”的吉卜林敏锐地意识到印度社会在殖民语境中兼具的特殊效应.随着世界各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印度次大陆也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的反殖民斗争.对于长期生活在印度的吉卜林而言,社会的急剧变革使他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内部开始出现不稳定因素,这一点也直接表现在他创作的文学作品中.
短篇小说《城墙上》就是一部向读者展示印度生活场景的佳作.这部小说所描绘的“城”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就是当时印度旁遮普省的省会.作者曾经以《军民报》工作人员的身份在这里生活了五年,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围绕营救凯姆辛格的行动开始.担任救援行动的瓦利却陷入到一场宗教战争中,没有按时出现在接头地点.相反却是身为殖民统治者中一分子的“我”在阴差阳错的巧合之下成为了营救辛格的关键人物.颇有戏剧性的还在于小说的结局,曾经承诺发动反抗英国殖民的辛格在“越狱”成功之后最终选择了自首.
“小说所展现的‘印度图景’,实质是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印度社会各阶层所面临的身份‘困惑’和‘扭曲’的尴尬处境.”[2]一方面,瓦利达德陷入到身份认同的困惑中.他自幼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熏染,逐渐远离了印度本国的文化传统.同时,他又对印度未来的发展充满困惑,成为了无法找寻自我社会阶层归属的“困惑者”；另一方面,凯姆辛格曾经幻想着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印度的王公,即便是被英国人俘虏之后也不改“猛虎”的本质.但当他发现镇压印度人的英国军队中有锡客族士兵时,他内心坚强的堡垒彻底被击垮了.
瓦利达德虽然接受了西方教育,但他的内心深处依旧认同伊斯兰教教义.通过作者的描述,读者了解到在他的眼中“印度到处是撒谎的人”.这是一个不值得去拯救的社会,当他接受了任务需要去营救辛格时,正好是伊斯兰教的穆哈兰节之夜.面对着反抗英国殖民的伟大使命以及宗教斗争的两难选择,瓦利最终选择了后者,这意味着他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辛格在逃出监狱之后最终选择了“自首”.当他向监狱军官说道：“不用再派人看守我了.逃到外头也没有用.”[3]
长期以来,英国人始终坚信殖民统治最大的敌人来自于印度人.吉卜林对此给出了全然不同的解释,在他看来,最终导致英国殖民失败的根源正是傲慢、自以为是的英国人.小说中担任监狱守卫职位的中尉最终将所有印度人称为“黑鬼”,也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最终导致了辛格的出逃.为此,吉卜林明确指出,在殖民地的英国人应该是熟悉印度国情、了解他们的习俗,最好是能够和印度人打成一片的殖民官员.这种近乎不可能实现的愿景并非是由于吉卜林思维幼稚所致,根本原因在于他内心深处无法抹去的帝国意识.在他的头脑中,所有的殖民地官员都应具有高超的智慧和高度的自觉性.
二、帝国意识与文化隔膜的超越
在吉卜林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印度题材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不仅是由于作者多年生活在印度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印度是大英帝国最为重要的海外殖民地.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是凭借着自己掌握的先进科技征服这片土地的.对于崇尚理性的欧洲人而言,胜利者的快感使他们彻底遗忘了东方古老智慧的魅力.在践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对于自己并不了解和认识的印度文化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
小说《基姆》是吉卜林完成的最后一部以印度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明确提出了文化隔膜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吉卜林思维深处的帝国意识再一次扭曲了他理解这一问题的方式,最终导致了基姆对于西藏信仰行为的嘲讽.
来人身高近六尺,穿着一件马毡似的料子做的脏衣服,有很多折层,没有一条折子能使基姆看出他是干哪一行业的.他的腰带上挂着一只铸铁做的网状细孔长盒,一串苦行者身上挂的木念珠,头戴一顶大扁圆帽.他的脸黄黄的,很多皱纹,就像街市上那个中国鞋匠福兴的脸,他的眼角朝上翘,细细窄窄的看上去像山猫眼.（《基姆》）
小说中对于西藏的外貌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在他的身上凝聚着东方古老智慧的一切成果.对于试图寻找自我身世之谜的基姆而言,他并不关心的打扮究竟有何意义.二人虽然是慢慢旅途的伴侣,却没有任何精神和灵魂的沟通,有的仅仅是出于礼仪礼貌或现实诉求的相互关照而已.在作者笔下,基姆和俨然就是两种文明的文化符号.前者了解印度人的风俗、习惯,自幼在印度成长.但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国间谍,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帝国殖民怎么写作.
在吉卜林的眼中,这是一位兼具多种优良品格的理想殖民者.但他却不能从精神层面理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价值诉求,这一点直接表现为他对于最终找到“箭河”的行为不屑一顾.作为吉卜林所认定的理想殖民者的代表,笔者在基姆身上感受到不是融入印度社会的积极效应,却是被文化隔膜所摧毁的残酷现实.导致英国人与东方人精神世界文化隔膜的根源仍旧是“帝国意识”在作祟,“小说中人物的无归属感和身份的追寻也是吉卜林本人的苦恼, 他离开父母回英国时只有六岁, 而且在寄养的人家受到了, 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形象是他内心所渴求和向往的”[4].当内心深处的这种渴望被诬陷放大之后,最终凝定为吉卜林对英国文化中心地位的肯定.当他以如此的视野去审视外在的世界时,最终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大英帝国如何才能有效巩固既定的殖民统治模式,彻底抹杀了不同文化体系实现相互交融的可能性. 三、帝国意识与文学创作的嬗变
掩藏于吉卜林内心深处的帝国意识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直接表现为上文提及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以及文化隔膜的超越所面临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最终走向了终点.
身为“帝国诗人”的吉卜林对此始终保持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作为帝国事业的歌颂者和捍卫者,他热切地渴望“日不落帝国”的事业能够保持下去.但多年旅居印度的工作经历,使得他对于印度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使他意识这一认识并不能长期的维持下去,最终必然走向衰亡；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他对于印度人民的精神世界有了超越其他殖民者的认识.当他明确提出“白种人的负担”时,他以近乎残忍的方式将东方人称为“半是魔鬼半是孩子的野蛮人”.针对吉卜林创作完成于1899年的诗歌《白种人的负担》,评论界和读者纷纷发表了评价.然而正如后人在小说《基姆》序言中写到的：“如果我们仅仅把这首诗看作是他的政治主张,就对吉卜林太不公正了.在其他诗作中,他讴歌了人类的尊严, 赞美了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友谊,以及在逆境面前人类的团结友爱.”
对于吉卜林而言,“帝国诗人”的殊荣使得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有必要承担起作为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对于印度,吉卜林的态度始终深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透过他的作品,读者了解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为印度带来了巨大的发展.而多年旅居印度的生活经历使得吉卜林对印度的了解更加深入,将大英帝国名下的印度作为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就成为吉卜林的最佳选择.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意识到吉卜林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矛盾性根源于“帝国意识”.作为“帝国诗人”的吉卜林所认可的殖民方式并非英国政府所采取的武力侵占,更像是强大国家对于弱小国家的经济援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吉卜林创造的人物表现出鲜明的矛盾性特质――现实的残酷与理想的虚幻是身为作家的吉卜林永远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在关于吉卜林的所有争论中,我们的分析都应还原到小说文本的分析上来.无论是遵循“丛林法则”的动物们,还是寻找身世之谜的基姆,又或者是选择“自首”的辛格,他们都不是依靠单纯的力量来谋求人生的变化.对于落后,吉卜林自有一套评价标准.他在肯定大英帝国的进步和文明的同时,对于落后的现实则展现出责无旁贷的“白种人的负担”.
当“帝国”最终陨落之际,曾经深深扎根于吉卜林意识中的“帝国意识”也最终消于无形.在完成了小说《基姆》之后,吉卜林逐渐远离了印度题材小说的创作,这预示是帝国意识对于吉卜林文学创作的影响逐渐消退.
[参考文献]
[1] 刘权.帝国未来的探索者：吉卜林从帝国诗人到帝国先知的转变[D].济南：山东科技大学,2011.
[2] 郑云.身份的困惑――吉卜林短篇小说“城墙上”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05（05）.
[3] [英]吉卜林.黑与白[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243.
[4] 郭晓静.吉卜林的多视角阐释[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06）.
[作者简介]
罗鸣（1982― ）,女,四川邻水人,本科,宜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