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学家对鸳鸯蝴蝶派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其间文学研究会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茅盾是文学研究会主要人物,他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态度非常严肃,也很严厉.他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剖析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蒋百里、耿济之、瞿世英、朱希祖,共12人.文学研究会在其《宣言》中指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①明确地提出了与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消遣”说完全相反的观点.
反对游戏、消遣的文学观,是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与根本任务,也是该会之所以成立的主要原因.对此,茅盾在《关于“文学研究会”》一文中说：“就我所知,文学研究会是一个非常散漫的文学集团.等如果有所谓“一致”的话,那亦无非是“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侯,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一基本的态度.现在想起来,这一基本的态度,虽则好像平淡无奇,而在当时,却是文学研究会所以能成立的主要原因,等当时文学研究会同人在反对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这一点上,颇有点战斗的精神!”②从中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会之所以能作为文学社团而存在,并发挥集团的战斗精神,完全是由于基本态度的一致,即反对鸳鸯蝴蝶派游戏、消遣的文学观,是该会共同的思想基础,也是其能够组织成为一个文学社团的原因.
二、
在文学研究会中,最能凸显社团意志和精神的,最能充分发挥个人力量的是茅盾,向鸳鸯蝴蝶派游戏、消遣的文学观进行猛烈冲击的代表人物也是茅盾,实际上首倡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并与鸳鸯蝴蝶派相对抗的,仍然是茅盾.
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就在其多篇论著中批评游戏、消遣的文学观,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为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例如,他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他还说,文学“不是‘浓情’和‘艳意’做成的”,“不是茶余酒后消遣的东西!”③显然,这里的为人生与游戏说是处于对立地位的.此外,他还发表了《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一文,认为：文学“不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文学家是来为人类怎么写作,应该把自己忘了,只知有文学；而文学呢,即等于人生!”④在这里,不仅以文学为人生而与游戏、消遣相对立,而且以文学等于人生的公式来特别强调表现人生的巨大价值和重要意义,由此也可看到茅盾在确立文学研究会宗旨方面的开创作用了.
茅盾在宣扬为人生而文学与反对游戏主义方面,充分地利用、发挥了《小说月报》这一平台的作用.《小说月报》乃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10年7月创刊,至1920年底,十年间,由鸳鸯蝴蝶派著名人物王蕴章、恽铁樵编辑,成为该派的重要阵地,自第12卷起,由茅盾编辑.茅盾刚刚走马上任,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改变了鸳鸯蝴蝶派游戏主义风气,大力提倡文学为人生怎么写作.《小说月报》虽是以个人名义投稿、而非某一文学社团办的刊物,但在事实上已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大阵地.
茅盾以个人身份被聘为《小说月报》编辑后,立即着手对《小说月报》进行了改革.他亲笔撰写《〈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声称“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必将忠实介绍,”⑤前者乃创造社的艺术观,后者乃文学研究会的艺术观,尽管茅盾并不认可前者,但却不排斥他们,而是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并通过改革宣言而公诸于世,这就团结了大批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作家,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扩大了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的影响,也扩大了两大社团的影响,并波及到其他社团.这就在实际上壮大了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消遣的文学观进行批评的队伍.创造社的成仿吾、郭沫若,还有鲁迅、李芾甘等人,都写过批评文章.
茅盾执掌《小说月报》编辑大权后,扭转了思想方向,改变了编辑方针,取缔了游戏、消遣的文学观,树立了新的文学观,并且不予刊发商务印书馆已写下的可供《小说月报》一年之用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因而引起了鸳鸯蝴蝶派的愤怒,遂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对此,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说：“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是在上海.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但当《小说月报》初改革的时间,他们却也感觉到自己的危机的到临,曾夺其酒色掏空了的精神,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在他们势力所及的一个圈子里,对《小说月报》下总攻击令.冷嘲热骂,延长到好几个月还未已.”“但过了一时,他们便也自动收了场.《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的刊物,便也因读者们的逐渐减少而停刊了.”⑥这里记述了鸳鸯蝴蝶派对改革的《小说月报》的攻击过程,写出了其衰落景况；并表明了他们的观念的“根深蒂固”.这与茅盾的看法完全一致.
三、
茅盾还从艺术观上批评了鸳鸯蝴蝶派的“记账式”叙述与“向壁虚构”,大力提倡“自然主义”.⑦
茅盾认为,旧派小说多章回体,格式呆板,影响自由发挥,鸳鸯蝴蝶派的文言小说,就采取了这一老套子,其白话小说也有不少是记账式.而自然主义的描写方法是医治这种弊端的对症良药,自然主义主张实地观察与细致描写,且能用近代科学中的进化论、心理学等解剖社会问题,故能校正旧派小说错误.他说：“世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匹蝇,所以若求严格的‘真’,必须事事实地观察.这事事必先实地观察便是自然主义者共同信仰的主张.等左拉这种描写法,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一个动作,可以分析的描写出来,细腻严密,没有丝毫不合情理之处.这恰巧和上面说过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描写法正相反对.专记连续的许多动作的‘记账式’的方法,和不合情理的描写法,只有用这种严格的客观描写法方能慢慢校正.”⑧
茅盾的批评的确击中了鸳鸯蝴蝶派的要害,鸳鸯蝴蝶派的不少作品都是“记账式”叙述,一些作品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编造的痕迹明显,从而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
茅盾用现代小说的标准来规范旧小说,探求更合乎时代节奏的新的表现手法.这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体现了注重创新的精神,但是却忽略了旧形式的大众基础.关于这一点,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有所认识,即：中国旧小说的写法,“在艺术形式上是原始的,然而恰恰合于文化水准低落的大众的口味.”⑨而新文艺,大众总觉得不够味,句法不顺眼,表现方式也不习惯,读起来费力.因而它的读者只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可见,旧形式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适用性的.
此外,茅盾还批评了鸳鸯蝴蝶派的拜金主义.即：他们把小说当作商品,“只要有地方销,是可以赶制出来的；只要能迎合社会心理,无论怎样迁就都可以.这两种观念,是摧残艺术萌芽的浓霜.”⑩关于这一点,应该辩证地分析.鸳鸯蝴蝶派作家在文化市场的开拓方面是做出过一定贡献的.鸳鸯蝴蝶派文人是最早的一批职业化文人,他们煮字疗饥,以劳动换取稿酬,是值得尊重的.他们多为报纸副刊或通俗期刊主笔,为了报刊的赢利和销量,他们重视市场、贴近读者,及时捕捉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需求,撰写了大量适合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大大活跃了文化市场.他们创作的一些白话小说和翻译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虽然质量有高有低,但是在新旧文学过渡、转换中,在一定程度上、特定范围内,具有不可或缺的填补空白的意义和相似度检测作用.在青黄不接的文化市场上具有特定的调节功能和填补市民大众精神需求的作用,对于一些新文学家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即使在今天看来,茅盾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随着“五四”运动的狂飙突起,反帝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国,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中心地位乃大势所趋、历史必然,鸳鸯蝴蝶派却不愿意失去其在文坛一统天下的局面,因而新旧矛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文学巨匠的茅盾对他们的批评,乃时代的召唤,是顺应新文学运动发展形势的.1921年茅盾改组《小说月报》,1932年黎烈文接替鸳鸯蝴蝶派巨子周瘦鹃担任《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都反映了这一趋势.
茅盾等文学研究会作家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希望文学承担起唤醒民众并给他们力量的历史重任,因而对鸳鸯蝴蝶派以兴味为主的文学观予以痛击.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游戏消遣是文学的功能之一,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结合民初鸳鸯蝴蝶派创作实绩来看,这种批评十分必要.民初风靡一时的哀情小说与黑幕小说发展到后来弊端尽显.前者拘泥于个人情感的狭小空间,整日哭哭啼啼,以泪洗面,缺乏刚健之气；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但是对一些丑恶现象缺乏筛选,某些作品描写过细过滥,有诲人以恶之嫌.有的文人玩世不恭、散漫无忌,作品随意而为,油滑浮薄,格调不高.因而茅盾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它对鸳鸯蝴蝶派艺术境界的拓展大有裨益.□
①周作人《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②⑤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现代》1933年第3卷第1期.
③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期.
④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期.
⑥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⑦⑧⑩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期.
⑨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茅盾全集》第21卷第3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991年版.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