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文学的“食物”小叙事

更新时间:2024-01-2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3585 浏览:107717

美国华裔文学作为族裔文学中重要的一支,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为草创时期,19世纪末到1960年代“泛亚运动”之前,华裔文学作品数量较少,内容多是对东方文化百科全书式的书写,华裔女作家黄玉雪的《华女阿五》是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二为转折时期,1960年代到1980年代,伴随着民权运动带来的华裔族群社会地位的提高,华裔文学作品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汤亭亭是最活跃的作家之一;三为繁荣时期,1990年代以后华裔文学愈加成熟与丰富,逐渐淡化了作为非主流族裔文学的痕迹,华裔文学作家渴望创作出“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在这三个阶段的文学作品中,“食物”一直作为重要的意象重复地出现.“食物”意象既带有生物成分又带有社会成分的二元属性呼应了美国华裔文学作品表现的两大主题:生存与归属.华裔文学往往关注的是华裔族群离开原本的东方文化世界,进入西方社会之后的生存状态:其中既包含了他们如何拼搏去获取生存的权利、满足自身的,也包含了他们如何在双重文化冲击中重建自我身份、寻觅自身文化归属感,而这二者恰好都可以将信息存入“食物”符号之中.通过对《华女阿五》和《女勇士》等华裔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品进行“物读”,我们发现食物“小叙事”正透露出美国华裔文学“大叙事”的发展方向和规律.

一、“食物”作为美国华裔生活的标志:《华女阿五》

《华女阿五》中对东方文化风俗传统作了百科全书式的详细介绍,从节庆、婚丧、服装到信仰传说等,而其中占据篇幅最大的是关于食物的描写.如小说写到唐人街春节期间的盛况,作者不仅详细地介绍了各户人家食物准备的状况,而且——地罗列了各种食物的配料:

有的家庭擅长用红糖和精制面粉做甜布丁,其中点缀着红枣或者芝麻.有的家庭则擅长做成布丁,原料有初粉(类似土豆淀粉)、肥肉、虾仁、香菇、红姜和欧芹(嫩芫荽叶).有的家庭写了油炸的、包有黄豆粉的粉团,外面裹有芝麻,要趁热吃.还有一些妇女花了不少时间卷五香条,里面的填料很好吃,有烤肉片、竹笋和各种调味品等.

这些对中式传统美食不厌其详的展示,满足了人们对东方食物及文化的好奇心,而这些食物配料的罗列更解开了他们心目中关于美味神秘的唐人街食物如何制成之谜.美国华裔学者黄秀玲曾评价《华女阿五》为“唐人街纸上游”.诚然不同于汤亭亭等第二代华裔文学作家夸张嘲讽的笔调,黄玉雪在小说中对东方食物的展示几乎都是光明面的,丰富、美味而又充满文化底蕴,让西方读者看到一个被精心布置过的、万花筒般绚烂的唐人街世界.而以食物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传统成为故事主人公获得族裔自豪感、标识自我独特性的方便之法.小说主人公玉雪从闭塞的唐人街逐步走向广阔美国主流社会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她为交响乐队准备食物一幕,当中国食物获得大家的一致赞赏时,“她第一次感觉到重要女主人的角色.因为大家都对厨房的准备过程很感兴趣,在这些名人面前,她很快便不再羞羞答答,变得举止自然,没有人谈论音乐,只谈论中国菜.玉雪不再把名人当成遥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里的‘那些人’”.在这里,东方食物成为玉雪在白人社交圈子里获得信心与力量的重要来源.小说对20世纪初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性别间的歧视冲突采取了回避的姿态,作者用温和的笔调将可能出现的争锋相对化为食物的屡屡香气.《华女阿五》中这种有选择性地展示东方世界美好传统的做法确实对东西方不同文化“他者”之间相互了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1960年代族裔意识觉醒之后却遭到评论界的非议:用繁复的笔触描写东方食物的味道、配方和制作过程,让《华女阿五》仿佛变成一道向西方读者呈上的东方食物,是一次“最终对他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将毫发无损的探险”.当然,用1960年代民权运动发生之后的标准去要求20年前的作品显然是不科学也是不合理的.在种族多元化观念尚未出现、东方人仍聚居在非主流唐人街的1940年代,黄玉雪至少在个人成长层面为广大华裔青年指出了在两种文化间保持平衡的积极方式,《华女阿五》作为华裔文学先驱之作的历史意义相当重大.后起之秀汤亭亭就把黄玉雪誉为“美国华裔文学之母”,作为首位“文化边界的闯入者”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华裔文学作品奠定了传统与基调,其中包括注重“食物”意象描写的传统.

二、“食物”作为美国华裔生活的隐喻:《女勇士》等

《女勇士》是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成名作,讲述“我”——一个成长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华裔女孩,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碰撞的环境中,带着矛盾、困惑、挣扎的心情去审视与理解中国故事,寻找生命位置的心理成长历程.各种食物意象和饮食故事——东方的、西方的、现实的、传说的——充斥在小说文本中,但不同于黄玉雪唐人街的美食展示,汤亭亭《女勇士》中出现的食物意象往往带着恐怖、病态和荒诞的色彩,而主要作为华裔生活的隐喻.

首先是大食怪、吝啬鬼和同类相食.在《女勇士》中写到“母亲”时常令“我”不寒而栗的食物准备和烹饪方式:“母亲什么都给我们做着吃;浣熊、黄鼠狼、老鹰、鸽子、野鸭、野鹅、矮脚鸡、蛇、院子里的蜗牛、乌龟广一时常在厨房里爬来爬去,有时躲到冰箱或是灶具底下,泥鳅一常养在澡盆里等”这份冗长的食物清单,伴随着母亲每天都要郑重其事下达的命令“吃吧!吃吧!”而变得越发恐怖.在母亲的中国故事中,中国人似乎都是暴饮暴食的“大食怪”,而且“能吃就会赢”:高仲喝了供奉海妖的10瓶酒,吃了5只鸡,然后将还没来得及进食的海妖杀死,夺下天鹅羽毛剑;而“我母亲能战胜长毛的怪物,不管是野兽还是鬼魂,就是因为她能吃这些东西”.最骇人听闻的是关于人吃猴脑的描写:“他们把猴子塞到桌底下,让猴子的脑袋从洞里伸出来,整个桌子像另一只项圈套在猴子脖子上.厨师用一把外科医生用的锯子绕着猴脑袋锯一圈,用小锤敲一敲,好使骨头松动,朝缝里塞上一些牙签.然后一个老婆婆会用手摸摸猴脸,再向上移摸摸它的头顶,抓住一撮头顶上的毛,就把猴的脑盖骨拎起来了.吃客们用勺子挖猴脑吃”,把“我”吓得“赶紧在脑子里拉上幕布,不再想下去了”.在此除了虐猴场面的残忍和恐怖,还因为猴子与人在行为、表情上的相似性,而让人产生同类相食的联想.中国的食文化博大精深,代表着中国人的智慧、历史和品味,但在小说中却被“吃活猴脑”“饮乌龟汤”等诡异的符号代替.对中国食文化扭曲式的表现,汤亭亭似乎刻意要把中国人“无所不吃”的贪婪与决绝,和早期华人在美国社会艰难生存中经历的苦痛、表现的坚韧等联系起来.生存的需要往往能迫使人们对食物的界定产生创造性的延伸,把不能吃的东西变得能吃,对美食的享受屈从于生存的需要和斗争,因而进食也变成了一个痛苦的吞咽过程.而这种艰难地“吞下”食物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隐喻,即第一代移民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艰难地“吞下”生活的苦痛,战胜“白人鬼”而获得活下去的权利与力量.就像他们为了生存无所不吃一样,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他们也将无所不为、无所不忍,用顽强的生命力对抗生活的压迫. 在《女勇士》中,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人族群,一方面是“无所不吃”的大食怪,另一方面对食物的珍视、节约也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母亲从来不允许浪费食物,扔掉剩饭剩菜的行为是不可想象的:“有时候我们得吃四五天的剩饭,直到吃完为止.一只鱿鱼的眼睛反复地出现在早餐或晚餐里,直至有人把它吃了.有时每一盘菜都长出了棕色的霉菌,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闯进来的客人会大惊失色的.”“母亲对食物的选择奉行的是绝对实用主义原则,各种华而不实的零食、甜食之类是绝对禁止的,在她看来“哪些坏小子坏丫头早就在外面吃汉堡包了,乱花钱”.这种苦行僧式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帮助了母亲在美国坚强地自律地生存下来,但有时也让她失去了人的情感和温暖.在“我”的眼中,母亲虽然一辈子为了家庭和孩子兢兢业业她工作,但是她缺乏怜悯心和想象力、也缺乏表达爱的能力,孩子们从她冷漠的言行中感受到的更多是母亲的威严而不是温暖的母爱.而“同类相食”,这种前代为后代牺牲、后代通过前代的牺牲获得生存的力量,其实可以看作是对第一二代美华移民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隐喻,其结果却是愈来愈深的代沟.在《女勇士》中,母亲放弃了在中国优渥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医生工作,来到美国社会干起了低贱而辛苦的苦力劳动,为家庭和孩子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和生活.这种中国式的自我牺牲的父母之爱,却难以感动在美国社会出生的下一代,反而给他们一种莫大的压力,甚至产生对父母的反感和怨恨.《女勇士》中“我”宁愿吃塑料也不愿吃母亲所做的食物;《一件红毛衣》中女儿们在成年之后只想选择去远离唐人街的西方餐厅进食等父母作出的牺牲,在某种意义上要求孩子在日后的生活中为家庭、为父母作出同样的牺牲,然而.《骨》描写在父母所代表东方文化的恩威观念中,三个女儿难以承受这样的压力而走上了或、或崩溃、或彻底反叛的道路.当亲情之爱以“同类相食”的残忍形式出现时,既牺牲了父母生活的幸福,也牺牲了孩子人生道路选择的自由,让美国华裔家庭陷入了无穷尽的痛苦循环中.


美国华裔一直被媒体舆论塑造为富有道德、富有家庭责任感的“模范少数族裔”,被塑造为西方家庭检视自我、寻找纠纷解决之道的对立面,而以《女勇士》为代表的第二代华裔小说却运用大食怪、吝啬鬼和同类相食等食物小叙事,揭示出这些家庭中东方父母与西化孩子之间强烈的冲突,对于媒体宣扬的理想化、简单化的华裔移民家庭理念进行反叛.

其次,是饮食冲突、和自我东方主义.饮食带来的文化冲突不仅表现在“吃什么”,更表现在“如何吃”的差异之上.在与《女勇士》同期的另一部影响广泛的华裔文学作品《喜福会》中,原本普通的中式家族聚餐承载了难以想象的不同文化间相互角斗的政治意义:如何谦让食物才得体合适,如何称赞食物才能宾主尽欢,如何交谈才能左右逢源等而作为外来者的白人宾客,在这神秘世故的中华食文化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在这场食文化的较量中,西方人鄙夷东方文化的世故与陈腐,东方人嘲笑西方文化的无知和天真,是不同文化“他者”间的较量.在《女勇士》中,一方面对故事中听到的和现实中品尝到的中国食物及饮食文化充满鄙夷,热切地渴望摆脱自我身上东方文化的痕迹;但在另一方面,又往往把中国食物、中国文化中最古老、最独特甚至最不人道的部分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以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叙述来赢取西方读者的目光.小说呈现的这种矛盾性使汤亭亭受到评论界的指责,赵健秀甚至将之称为“食物文学”,如同提供性怎么写作以换取食物一样,食物文学也是一种卖淫,即通过对食物“异国情调”的展示在西方人面前讨一份生计.虽然赵健秀的批评过于偏激,但是我们也不难从汤亭亭小说中对东方食物神话化、妖魔化的表述中,嗅到一种西方文化霸权在华裔文学作品中留下的痕迹.但比起《华女阿五》,汤亭亭的食物叙事笔触夸张而犀利,这其中的黑色幽默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上文中提到的一段:“母亲什么都给我们做着吃;浣熊、黄鼠狼、老鹰、鸽子、野鸭、野鹅、矮脚鸡、蛇、院子里的蜗牛、乌龟等”这里除去小说“讲古”氛围需要的夸张成分,显然还有作者对于前代作家通过食物展示来彰显异国情调做法的戏拟,通过夸张地戏仿华裔文学唐人街导览书式的刻板化传统,把中华博大精深的食文化展示变为不可理喻的恶心食物的排列,当中亦可看出汤亭亭对于那些带着文化优越感来窥视唐人街的西方读者作出的无声反抗,对于媒体宣扬的“模范少数族裔”言论作出犀利的反讽.

从唐人街导览书式的写作到有意识的戏仿与嘲讽,我们看到的是两代美国华裔文学之间的差异与发展;而从对不同时期作品食物小叙事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它和华裔文学“大叙事”的发展方向是符合的:“泛亚运动”、民权运动发生之前族裔意识相对淡薄,所以是以“美国人”的方式来描述华裔成长故事,主要的作用是作为东方文化的导览书;在族裔意识觉醒、华裔文学迅速发展的1960年代,文学作品是华裔作家们在主流文坛发出少数族裔声音的重要方式.到了199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华裔族群逐渐融入主流社会,文学也逐渐淡化了作为非主流族裔文学的痕迹,美国华裔作家不再刻意展示其族裔色彩,而是作为“普通的”作家进行创作,华裔文学作品也愈来愈呈现出宇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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