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周作人在他的翻译小说《红星佚史》(1907)序言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理念：“移情”为主要功能(“主”),其他教化作用为次要功能(“客”),把小说的“移情”作用提高到—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923年,周作人发表《文艺上的宽容》一文,文中提出了“宽容原则”,特别强调了要“分离”而不要“合并”的全新的文学主张.数年后,周作人又提出了文学的“无形功利”说.以上三点对中国近现代小说理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在当时却显得颇为“不合时宜”.今天看来,“移情”与“分离”说确实极为高明,而“无形功利”说虽然较为复杂,至今学术界的看法仍存在很大争议,但其小说理论价值是有一定意义的.笔者认为,文学界需要这样的理论开拓者,即使“奇谈怪论”也往往有其独特的价值,引起批评和争议对于文艺事业的发展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一、“移情”说
“移情”说的提出与周作人偶然的一次小说翻译活动有着扯不断的情缘.根据周作人的回忆,《红星佚史》(英国哈葛德、安度阑原著)是他在旧书摊上捡漏捡来的,该书经他直接从英文翻译后,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哈葛德是英国二三流的小说家,林纾曾翻译了他的多种小说,最著名的当推《迦茵小传》了.由于林纾的翻译,周作人才熟悉了这位英国作家.《红星佚史》写的是一个古希腊的故事,即四千多年前海伦的佚史,该书的原名为《世界欲》,因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海伦有一个滴血的星石,周作人翻译时就易其名为《红星佚史》.小说中还穿插了一些诗歌,这些诗歌是由周作人口译、鲁迅先生笔述的.
周作人在1945年所写的《遗失的原稿》一文中曾回忆起翻译这部小说的过程,他说：“光绪丙午九月我到,住在本乡汤岛的伏见馆内,慢慢动手翻译英国哈葛德、安特路郎共著的小说《世界欲》,至丁未二月译成,改名为《红星佚史》,由故蔡谷清君介绍,卖给商务印书馆等”光绪丙午是1906年,丁未自然就是1907年了.据周作人写于当年2月的译者序介绍说,该书本诸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而《红星佚史》一书,即设第三次浪游,述其终局者也”.也就是说,该书乃以史诗《奥德修纪》的结局部分改编成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篇《红星佚史》译序中,写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翻,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至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由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则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
周作人之所以偶然得到这部小说惊喜若狂并立即翻译出版,正是看中这部小说所具有的情感教育价值.他认为小说的作用在于“移情”,这是其主要职能,其他教益均属“客”,是次要功能.我们认为,周作人的这种认识在当时应当说是振聋发聩之见,其进步的文学观念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内涵.
我们说,周作人能够提出“移情”说这样进步的文学观念,与周作人较早接触外国文学有关.他早年就与鲁迅先生一起从事外国小说翻译的准备工作,深受外国文学精神的熏陶.1904年,他将《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翻译成《侠女奴》,淡化阿里巴巴在作品中的地位,将女奴提到主人公的位置,这就充分表现了周作人的意识和进步的文学观.他与鲁迅先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当时尚未出版,但此时他已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对西方的、自由的、求知的文化传统特别感兴趣.因此,他的“移情”说应该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的.
周作人在《红星佚史》序言中提出“移情”说时,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虽已接近尾声,但小说救国论的影响仍然很大.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忽视小说的美感作用,是当时小说界比较普遍的现象.虽然王国维的呼吁重视文学自身美学价值的理论已经出炉,其《红楼梦评论》(1904)也已问世,并由此拉开了中国小说理论之“批评派”的序幕,但当时响应者却寥若晨星.因此,周作人的“移情”说在当时仍然可以视之为较新的文学观念.
周作人在小说理论上能提出“移情”说这样的新观点,也是他善于使用比较方法的结果.他在对中西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指出了中西文学观的不同.他认为,西方的诗学主美,故能自由抒发其感情；中国则以经典视诗,即要求诗也如儒家经典一样具有教化功能.此说推及小说,把小说视为劝善惩恶的教化工具,这样就混淆了文学与道德的界限.所以,他特别强调小说的作用就在于“移情”,在于情感教育,这是其主要职能；劝善惩恶、“文以载道”等教化方面的作用均属于“客”,仅仅是附属而已.可以说,周作人的这种小说观念,使得统治几千年的中国文学传统理论在遭到王国维的重创之后,在周作人这里又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周作人的上述认识确实不同凡响,对促进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成型意义重大.他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对小说美学价值体系的建构基础上进一步推波助澜,所起作用不可低估.这不仅加速了文学摆脱政治附庸地位的进程,而且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固有模式,将中国小说研究置于世界文学大背景之下,以崭新的世界文学的眼光来审视它的美学价值、思想意义及其局限,这就大大拓宽了小说理论的内涵,为中国小说的批评开了新风气.所以,“移情”说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应有其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分离”说
周作人的文学观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其小说理论的内涵也在不断的变化中得到丰富和深化,显得越来越厚重.继“移情”说之后,他的文学观念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1923年,他在《育婴刍议》“铎记”中指出：“创作以及译述应是为自己的“即兴”而非为别人的“应教”.周作人认为文学是个性的表现,文学创作属于“自己的园地”.这样,他的文学观、小说观自然就体现着一种“宽容原则”.同年,周作人发表了著名的《文艺上的宽容》一文,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原则和小说观.他在文中写道： 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虽然在终极仍有相同之一点,即是人性),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相同.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去强迫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出现了,这样文艺作品已经失去了他唯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
周作人把宽容作为“文艺发达”的重要条件,其原因在于“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他把这种文学主张视为一种不可违逆的规律,其提出与论证问题的立足点确实是高屋建瓴的.
笔者认为,周作人“宽容原则”中的一个核心点,即强调“分离”,反对“合并”,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观念,也进一步拓展着他的小说理论内涵.他认为,文学要发展,那就要尊重其自身的规律,也就是要“分离”,要尊重创作个性的自由发抒,承认文学创造性思维的求异性,并着眼于文学精神现象的无限开发性.不能以“合并”、“统一”抹煞个体,不能以“规范”取消自由,这是文学区别于宗教、政治等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因此,周作人大声疾呼要“分离”而不“合并”,坚决反对“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他在“分离”的文学观念指导下,划定了小说批评的职能范围.他认为,任何批评家都没有权力按某个“批评上的大道理”去统一文坛,也不应当“特别制定一个樊篱”,迫使“个个作者都须在樊篱内写作”.在周作人看来,文学批评是一种个性创造,受个人思想感情的导引与制约；批评家的主体性发挥是至关重要的.批评的过程往往是“在文艺里理解别人的心情,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得到被理解的愉快.因此,批评中存在见仁见智、理解与感受差异,这也是正常的.那种不“分离”而“啥并”的团体组织者,以为自己的批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应该代表对作品的“最终判决”.这样的想法与做法,都可能扼杀创作与批评的自由.其实批评的尺度和文学观念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批评标准,也绝对没有能够压服人的批评流派.周作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善于总结中外文艺史的经验与教训.他看到有些大批评家如别林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在创始其批评的阶段也是“分离”的,“原也自成一家言,有相当的价值,到得后来却正如凡有的统一派一般,不免有许多流弊了”.所以,他认为这是最不可取的,是“凭了社会或人类之名,建立社会文学的正宗,无形中厉行一种统一”.他对“啥并”的文学流派、文学团体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周作人主张小说批评的“分离”,反对“合并的”“统一批评”,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为了提倡个性解放,他有更加深远的考虑.在新文学逐渐形成主导文坛的态势之后,周作人担心的是可能形成的新的“文艺大一统”,新的“合并”现象的再次发生,他似乎预感到这会堵塞文学个性创造的自由之路.我们认为,他的这种担心是非常有道理、也是颇有远见的.他指出这样一种事实,对当时新文坛是不无针对性的：“每逢文艺上一种新派起来的时候,必定有许多人——自己是前一次革命成功的英雄,拿了批评上的许多大道理,来堵塞新潮流的进行.”.文学运动发生之后,乃至整个“五四”时期,文坛的空气是空前自由的,这为新文学在短短几年间获得辉煌成就创造了条件.但当时新文坛上党同伐异的现象也已经出现,如同周作人所指出的,那种“过于尊信自己的流派,以为是唯一的“道”,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的做法,也已经在一些青年作者中间抬头.周作人对此非常反感.他提出“分离”的主张,正是感到在新文学已经取代了旧文学而转化为“既成势力”之后,仍需警惕重走老路,防止搞“大一统”的文学思想垄断,他一再表示“深自戒惧”的是新文坛的既成势力“对于反叛的青年没有宽容的度量”.新文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证明了周作人的这种戒惧并非杞人忧天.
“五四”时期新文坛普遍主张批评的自由,提出否定“怯官判决式”批评的也不止周作人一人.但周作人最为深刻地从文学原理上论述了“分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且把主张自由与警惕封建“专制的狂言”联系起来.他并不就事论事谈文学批评的“分离”,而是抓住当时新文坛出现的那种党同伐异,那种在文学理论方法倾向上绝对不能容忍异端的“怨恨”,深挖其思想老根,让人们看到一些新派的激烈言辞背后所隐藏的封建专制的阴魂.周作人在1923年以后尽管有些消沉,但一接触到诸如小说批评这样实际的问题,他的小说理论家的敏感就进发出来.他知道新文坛要形成“分离”的批评空气,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那种单一的独断的批评思维惯性,要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彻底挖掉其封建老根.
周作人在小说批评实践中贯彻了“分离”的文学主张,最能理解也最热心扶持那些新生的富于创造个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一开始往往被视为异端,甚至被社会审美心理的惯性所排斥.当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后被封建主义诬为“诲淫”,甚至连一些新文学批评家也指责其“不道德”时,周作人第一个出来为之申辩,他分析了小说集中性苦闷描写的潜在文化价值,指出这是“一件艺术的作品”,是“受戒者的文学”,虽不适于一般读者,但绝不应以笼统的“道德”名义加以抹煞.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刚发表时,读书界普遍不解其意,不少人误读为“揭阴私”之作,又是周作人最先出来对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作了充分的分析与肯定.“周作人的批评常常是“逆向思维”的,常常被时人视之为“有谈怪论”,他不轻易赞同流行统一的看法和“定论”,也不愿意固守单一的既定的批评标准,而注意以“分离”的宽容胸襟去发现与理解“出格”的创作中所体现的价值,他的许多小说批评文章都是力排众议又颇有真知灼见,已经成为现代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
周作人所提出的“分离”主张是小说批评理论中值得重视的部分.这一主张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文学发展规律自觉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不仅对新文学批评初始阶段的建设有现实指导意义,对以后警惕和纠正新文学批评中出现的某些偏向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无形功利”说
周作人的“移情”说和“分离”说确实对小说理论贡献巨大,但他的“无形功利”说就有点复杂了.我们知道,文学的作用问题是文学理论界历来争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是“五四”新文化倡导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也非常重视文学的作用,特别指出文学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这一主张在20世纪初本来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他与其他学者不同,他对文学社会作用的看法慎而又慎,后来提出了“无形功利”说：文艺作品的创作本意不是“为福利他人而作”的,他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要做到“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 20世纪初期,他以文学为武器,提倡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精神,渴望以此尤其以小说作品来改造国民性格,这与鲁迅先生的一些文学主张颇为类似.他要求文学不能忘记人生和怎么写作于人生,文学一定要成为人生的解释,这实际上就是谈的文学之社会作用问题.他强调指出,文学还要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并在《文学上的俄国和中国》一文中,将俄国与中国进行比较,肯定了文学对社会、对人生的指导意义.他在文中写道：“我们如能够容纳新思想,来表现及解释特别国情,也可希望新文学的发生,还可由艺术界而影响于现实生活.”这说明,此时的周作人是坚持文学具有社会作用主张的,是相信小说等文学作品能够改造国民精神、能够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引导作用的.但是,周作人不久便又改变了他对文学作用的看法.
1927年,周作人在《谈虎集·后记》中写道：“民国十年以前我还很是幼稚,颇多理想的,乐观的话,但是后来逐渐明白,却也用了不少的代价.”他开始对自己在文学上的主张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自己先前的小说理论见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周作人感到通过小说等文学作品改造国民成效甚微,遂产生了悲观情绪；二是他反对文化界的统一,面对“五四”之后文学界思想统一的趋势,他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害怕古代的文字狱再次重演；三是文学界过于强调文学的功利性,这使他非常失望.他提出文学的“无形功利”说,反对文学功利极端的主张.他认为,文学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使文学成为社会斗争的工具.从这个意义说,周作人的这一主张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周作人提出的文学“无形功利”说比较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文学有着自己的特点,它以满足趣味为主,不是社会政治的附庸.他指出：“我们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急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可见,周作人已否定了他早期提出的文学具有社会作用的主张,认为文学不必与社会联系太紧,应具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他说的文学的独立意义,就是指文学仅仅是对自己趣味的一种满足.
第二,文学的不革命性.周作人是反对文学具有革命性的,他指出：“文学本来是不革命,便是民间文学也是如此,我们如要替它辩护,文学至少也总不就是革命.”他认为：“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它已有了它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他显然反对把文学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文学就是文学,革命就是革命,这完全是两码事,革命是不需要文学帮助的,因为文学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必要搞什么“革命文学”.我们认为,他如此绝对地主张文学的“不革命性”就显得十分不妥.
通过以上对“无形功利”说的阐释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与小说理论,总是引领文学界潮流的,尽管人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这一小说理论见解对文学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周作人的文学主张与小说理论,尤其“移情”说、“分离”说,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但他后期主张“无形功利”,尤其“文学无用论”,这显然是不妥的,但就文学自身发展规律而言,“无形功利”说对纠正文学上的“工具”论、“附庸”论等极端现象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他虽然说过被人们指责的话：“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更无目的可言.里面,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其实,这是针对某种文学现象有感而发的.我们说,他的话偏激一些,大家可以不接受,但文学上的“奇谈怪论”往往能给我们一种新的启示,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扩展我们的思路,提醒我们文学发展切莫走向极端.总的说,他的“移情”、“分离”与“无形功利”三种小说理论主张的提出,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