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观念、文学形式等因素生成、嬗变的主要动力大多不是来自文学内部,而是主要来自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形态等外部世界的变革力量及影响.特别是在巨大历史变革时期,文学旨向、文学功能乃至叙事形式都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思想意识等社会话语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政弦更张”的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在国家体制、工业经济、文化形态诸多领域开始跨入现代性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取向、现实功能、审美形式等也随之进入了现代性发生、发展的历史转型之中.
一、“改弦更张”与启蒙现代性的发生
从现代性的时间概念出发,五四现代性的意义在于它的批判性和创新性.一方面,它的现代性指向是与一切“古代”“传统”的对立.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马泰·卡林内斯库说,现代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限定词,永远指向“现在”“此刻”“刚才”“很快”等意思,它被用来描述任何同“现在”有着明确关系的事物,它永远与“古代”相对,与“古代一流”“可尊敬的传统”“典范”等相对.“现代”对过去的权威怀有深刻的矛盾心理,它越来越将自己移注到转瞬即逝的“今天’及其需求、梦想或梦魇,并越来越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或无可挽回地走向腐朽与颓废.另一方面,它的现代性指向是“新”,它强调一种“求新意志”,一种在彻底批判旧传统基础之上而进行的“革新与提高”.即,“在重构现代性历史的过程中,有趣的是探讨那些对立面之间无穷无尽的平行对应关系——新旧,更新/革新,模仿/创造,连续/断裂,进化/革命,等等.它们的出现,被推翻,又一而再地出现等过去与现在互相阐明,这样一种意识对于理解历史现象是很关键的,特别是对于理解知识史上那些较大的趋势和对立的趋势.较早的论争(如古今之争)对于较新近的论争(如现代与后现代之争)发生影响”.
从现代性的社会学视域出发,五四现代性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中国现代社会体制各个维度的“改弦更张”.它涵盖了诸多充满歧异、充满张力的不同社会层面的互动关系.首先,它是政治领域关乎民族前途的历史变革,如指出：“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凸显着现代中国走向开放理性的伟大开端.其次,它是社会学领域关乎国家制度、经济秩序等方面的历史变革,它引发了中国社会现代体制维度中现代性的发生,突出表现为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秩序的坍塌,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崛起以及工具理性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广泛渗透和强力制约：包括权利统治、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进程,也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人口的迁徙等领域的社会变迁.再则,它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和思想解放,促进了思想、道德、文化、文学、审美等领域中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发生.先进的人、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的岌岌可危,更加深切地感到社会现实的腐败黑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地去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
如果说西方世界启蒙现代性的发生是源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发达对人的压迫,那么,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发生则是源于对封建主义制度、封建道德和诸种封建思想意识的批判.双方的理论主张都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都共同提倡自由、平等和思想,但欧洲的思想家们多侧重政治制度和政权性质方面的理论阐述,中国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更多地倾向意识形态、道德方面的思想张扬.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思想启蒙的理性旗帜下,以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为指向,大力倡导“改弦更张”.他们大声疾呼,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有遵循“新陈代谢之道”才能健康隆盛,否则,必然走向衰败灭亡.此时的中国,较之西方社会,已经落后几千年了,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道德,还是法律、学术、礼俗等,无一不是封建制度之遗留,“陈腐朽败之细胞”已经充塞了全身,如“不作改进之图”,只能使“人身死”“社会亡”.中国已经到了“新陈代谢”的关键时刻,“陈腐朽败者”正“无时不在”处于一种“天然淘汰之途”,它必然要给“新鲜活泼者”让出“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在五四启蒙现代性的理性诉求中,诸多“改弦更张”的思想主张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与“科学”的口号上.他们解释：乃是“人权”的表现,即一种“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人都应该享有的“自主之权”这是一种“以自身为本位”、以“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为本位的权利.这种“自主之权”和“独立自由之人格”是一种绝不奴役他人的权利,也是一种绝不“以奴自处”的权利和义务.在“”与“科学”的思想旗帜下,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中新理论、新观念迅速衍生,它们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急剧地唤醒了中国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沉睡多年的“人的意识”的觉醒.
无论是时间视域的解读,还是社会学视域的认知,五四启蒙现代性的指向都在于它破旧立新的历史过渡性.应该说,五四新文学的原初样态就是一种变化中的、过渡中的转型期面貌.一方面,它自身的存在是发展的、变化的,它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不断地挣扎反抗,不断地蜕旧变新,逐步走向新生走向现代.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文学几千年漫长的发展历史,以五四运动为序幕的五四新文学又有着一种过渡性的意义.它面对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是一种决绝的断裂和新鲜的反叛；它面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伟大开端.
二、“文以载道”与文学功能的现代性转向
伴随着五四启蒙现代性的发生,中国文学也必然发生了现代性的历史转型.在五四运动这样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中,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城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等势不可挡的冲击,中国社会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转型,中国人头脑中的个体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倏然猛醒,中国人开始去寻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新主义革命道路.这些历史转型过程中的现代性因素不可避免地深深烙印在作家的艺术思维和文学创作之中,它们既构成了文学发生转型的主要原因,又形成了文学转型的主要动力,更建构了文学转型的主要内涵.或者说,伴随着历史转型的时代进程,在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社会思潮影响下,文学领域的理论主张、创作观念、文学功能、叙事方法等也必然随着社会转型和历史的改朝换代而同步地进行着自身脱胎换骨的转型.此时,中国传统文学理念中的“文以载道”成为众矢之的,新的文学功能的阐释油然而生,诞生了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写实的文学、自我的文学等诸多新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