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机制和郭沫若的创作评介

更新时间:2024-02-21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654 浏览:10115

过去的2012年是郭沫若诞辰120周年,郭沫若的研究或将迎来一个新的契机,也许会遭遇更多的挑战.稍微回顾近几十年来的郭沫若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没有哪个人能像郭沫若这样会引起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介,肯定者赞其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否定者贬其为不学无术的文化小丑;有人称颂他是不惧白色恐怖反对国民党专制压迫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有人嘲讽他是胆小懦弱屈从政权的御用文人;钦佩其人品高尚的,要发扬郭沫若精神,批判其人格低劣的,要反思郭沫若现象.这就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郭沫若研究中的两极评判,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郭沫若的两极创作问题.

尽管肯定郭沫若的和批判郭沫若的争执十分激烈,甚至双方都带有了谩骂之词,、但是在这表面争执的背后,有关郭沫若的两极评判很少交集在同一时段.例如否定方提出郭沫若如何投机、懦弱、胆小,大都列举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中的事例,而肯定方的反驳也大都列举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如何追求个性、自由、.有关郭沫若文学成就的评判同样如此,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前的诗歌和戏剧常常被肯定者称之为巅峰之作,而批判者也会拿出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后的诗歌提出质疑,这还是诗歌吗?

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前后郭沫若的创作和评价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也有学者想用一些阐述概念来填平这鸿沟的存在,如贾振勇先生用“人民性”来贯穿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创作和评价,这种努力从某种程度上更加证明了这条鸿沟的难以逾越.既然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前后创作和评价如此迥异,为什么我们不能选用一种正视这种前后差异性的阐述框架来解读郭沫若呢?

对我们审视郭沫若的两极评判和两极创作问题很有启发的是李怡提出的文学民国机制.李怡在很多文章都阐述了他对文学民国机制的理解,在他看来.民国机制是指文学文化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体制因素,“在如今最需要我们正视和总结的东西便是一种能够促进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坚实的力量,因为与民国之后若干的社会体制因素的密切结合,我们不妨将这种坚实的结合了社会体制的东西称作‘民国机制’”.具体说来,文学生成的民国文化机制包括了“民国经济机制”“民国法律机制”“民国教育机制”,以及由此影响的作家的“精神气质与人文性格”等.

毫无疑问在现代作家当中,和体制结合较为紧密较为明显的当属郭沫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如此,中华民国时期亦如此.由此从文学的民国机制来阐述和评判1949之前的郭沫若不仅可行,而且大有必要.过去,我们对郭沫若的阐述总在无产阶级革命史的框架下展开,从五四时期的自由个性到1930年代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再到抗战时期成为革命文化的班头,包括郭沫若自己在后来也是这样建构自我的发展轨迹.这样的描述似乎主要是在验证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郭沫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样的描述中就被遮蔽了.事实上,任何一个人并不是为着某种必然性而存在,而生活,人的一生充满着各种偶然、各种意想不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同样也不是为了验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它有它自身发展演变的逻辑,有它自身存续的外部机制因素,即我们所说的文学民国机制.


一、

首先,从文学的民国机制入手,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进入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进而我们可以更丰富地理解他的革命文学的议题,以及由此进入到他的文学创作.

郭沫若投身国民革命并参加北伐的这段经历,过去我们常常认为是中国人推动,并和中国的革命过程大体同步.蔡震先生对这段史料作了翔实的考证和新的解读,在他看来郭沫若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经历可以概括为这样一条发展脉络:“从赴广东大学任教到参加北伐,国民党人看中并选择了郭沫若,他也选择了国民党,并以该党左派人士的身份投身国民革命之中.在北伐初期以后,郭沫若从的行径中逐渐看出了其反革命的本质而与之决裂,并被开除出国民党;中国人则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中国.”由此可见,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作为国民党党员的他和国民党的政治联系更为紧密,当然,还原郭沫若与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性,其目的并非政治立场来替代文学评判.恰恰相反,这样的还原,有助于我们破除郭沫若革命立场的预设性,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郭沫若的革命观,以及他对革命和文学关系的解释.

诚然,在参加大革命之前,郭沫若已经有不少文章谈到了艺术家和革命家的关系问题,并明确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命题.可是我们细细分析这些文章,郭沫若大革命之前关于革命文学的阐述中,对革命的理解是笼统的、含混的.他的革命观首先是来自对日本一些革命理论著作的阅读和翻译,例如他曾经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多次谈到了这本书对他思想观念的影响.在1924年8月9日,郭沫若曾经写信给成仿吾,谈及自己翻译《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后和过去的自我告别:“芳坞哟,我们是生在最有意义的时代的!人类的大革命的时代!人文史上的大革命的时代!我现在成了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实践.”在《文艺家的觉悟》当中,郭沫若梳理了欧洲革命演进的历程,指出现在是第四阶级的革命,因而郭沫若“断金斩铁”地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郭沫若思想从个人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变除了阅读还翻译相关理论著作外,还有他当时个人的生活的困境,让他意识到了阶级论阐述的有效性.

不过,书本革命理论的阅读以及郭沫若自我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朦胧的阶级意识,仍然不足以建构起郭沫若完整的革命文学观,让郭沫若对革命文学的理解和阐述落到实处的是国民党人把他纳入到他们的国民革命潮流中.事实上,在当时倡导革命文学最为热情、最为投入的当属广东的国民党.国民党在广州的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专门开辟了《学汇》副刊,着手建设革命文学,他们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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