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如今一般人的理解中,中国新感觉派在主要倾向上是一个同革命现实主义的左翼文学完全异质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也因曾与左翼作家有过论争,及一些成员的不够光彩的结局,而被作为左翼文坛的对立面来看.然而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新感觉派作家的政治生命与文艺生命,就不难发现从他们的求学时期直到《现代》前期,有着一段为期不短的作为左翼文坛同路人的生命轨迹.对此进行一番梳理,并进而探究其原因,这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将不无裨益.本文拟就此做一初步探讨.
一、作为左翼文坛同路人的生命轨迹
1.求学时期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离不开一群具有相似文艺思想的人因某种机缘而走到一起,共同开展具有流派特征的文学活动.新感觉派虽然是因1928年刘呐鸥从日本带来新感觉主义文学以后,围绕着先后创办的《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杂志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流派,但谈到这一流派的形成却不能不说在此之前它几个主要成员曾有过的同学关系.
1922年,施蛰存考入杭州的之江大学,同年10月结识了当时还是杭州崇文中学毕业班学生的戴望舒、戴克崇（后以笔名杜衡、苏汶著称）等一批爱好文学的朋友,以戴望舒家为主要活动场所,一起组织文学社团“兰社”,与戴望舒开始建立起长期而深厚的友谊.1923年,他与戴望舒一起进上海大学中文系求学,同时社会学系的课程,杜衡则进了上海南洋中学读五年级.1925年,戴望舒进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在这里他最先结识了从日本回来插班学习的同学刘呐鸥.1926年秋,施蛰存、杜衡也进了这个法文特别班,这样,后来新感觉派的几个主要成员汇集到了一起.
这时期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他们的政治活动.1923年,施蛰存与戴望舒一起考进由人办的上海大学,在这里他们一方面接触到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也结识了不少革命人士.上海大学那特有的精神使他们深受熏染,为此施蛰存当年还写了一篇《上海大学的精神》发表在《民国日报》上.1926年秋,他俩与杜衡一起由上海大学的同学陈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一起在夜间秘密散发革命传单,一同讨论政治和文学.1927年3月戴望舒、杜衡还因被告密而在去区党部时遭军阀孙传芳部的逮捕,施蛰存则是因恰巧回了松江老家而幸免遭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三人又因嫌疑而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通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此时走过的正是一条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人生之路,沿此下去,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后就容易走近甚至走进左翼文坛阵营.
2.《文学工场》时期
据施蛰存在《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中回忆,他和戴望舒、杜衡在“四•,一二”政变后都躲在了他松江老家一间小厢楼里继续他们的文学事业.大约七八月间,戴望舒去北京时,结交了冯雪峰、胡也频等一批进步文学青年.1928年初,冯雪峰因在北京逃避北洋军阀追捕,在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的帮助下,也南下住到了施蛰存家,于是开始了他们四人的“文学工场”时期.他们先是各按自己的兴趣进行翻译和创作,后与上海光华书局接洽好,给他们编一个同人性质的新文艺月刊,费了两天的斟酌,取了一个“当时觉得很时髦,很有革命味儿的名字：《文学工场》”①.刊物编好了两期,第一期连纸型都排好了,但内容太左倾,光华书局的老板不敢付印,所以这份杂志没能正式面世.这些文章后来大都在其他刊物上刊出,从内容来看确实是相当革命的,如施蛰存的《追》就是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为内容的“拟苏联式革命小说”,杜衡的小说《黑寡妇的街》中也描写了工人罢工的激烈场面.《文学工场》如能刊行,无疑是份左翼刊物.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作为新感觉派成员的施蛰存、杜衡在他们的这个文学起步期是倾向革命的进步文学青年,他们的活动是与正在兴起的左翼革命文学运动一致的.
3《无轨列车》与《新文艺》时期
这是新感觉派逐渐形成的时期,也是新感觉派作家多方面探索、新感觉小说与左翼普罗小说的创作同时并存、复杂共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感觉派作家,从他们的创作、翻译、办刊、办书店等文学活动,甚至人际关系、组织关系来看,都和左翼文坛保持着极为紧密的同路人关系.
1928年夏初,刘呐鸥又从日本来上海,于是他们一帮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的朋友又常聚在一起谈文论艺.刘呐鸥特别喜欢横光利一、片冈铁兵、川端康成、谷川润一郎等人的新感觉主义小说,但对左翼普罗文学也颇为接受,因为在他看来这没有什么矛盾,它们都是新兴文学.这从其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和翻译小说集《文化》都是新感觉与普罗小说杂陈也可得到鲜明的印证.而正如施蛰存所说“刘呐鸥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也不无影响,使我们对文艺的认识非常混杂.”②
同年9月,刘呐鸥出资邀戴望舒、施蛰存、杜衡一起创办“第一线书店”和《无轨列车》半月刊.这是一个新感觉主义与普罗文学复杂共生的刊物.“从《无轨列车》上发表的所有小说（包括译作）来看,可归入‘普罗文学’门下的有8篇,占半数以上：苏汶（杜衡）的《黑寡妇的街》、《机器沉默的时候》；施蛰存的《追》；刘呐鸥的《流》；John read《公判的试验》、《革命的女儿》；片冈铁兵的《一个经验》；Sologub 的《搜寻》.可称做都市文学的则只有5篇：刘呐鸥的《游戏》、《风景》；黄嘉谟《爱情的折扣》以及法国作家保尔•,穆杭的《懒惰病》、《新朋友》.另外数篇则属追怀往事之作.”③正因为《无轨列车》显示出较浓的左翼色彩,1928年12月25日出至第8期遭查禁停刊,罪名是“藉无产阶级文学,宣传阶级斗争,鼓吹共产主义”,④第一线书店也因有宣传赤化嫌疑,被迫停止营业.
4.《现代》时期
这是新感觉派完成流派集结并走向全盛的时期,也是与左翼文坛渐生龃龉,甚至走向对立的时期,即使在这一渐行渐远的过程中,新感觉派作家也与左翼文坛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同路人关系,并非完全对立.
首先,从施蛰存、杜衡主持的《现代》杂志来看,他们编发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作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论文.鲁迅、茅盾、冯雪峰、瞿秋白、钱杏、丁玲、张天翼、周扬、叶紫、夏衍等著名左翼作家都曾是它积极的撰稿者.据黄献文统计,“《现代》登载过的160篇小说,其中有60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如茅盾的《春蚕》、《当铺前》、张天翼的《十年》等”⑤.至于发表于其上的瞿秋白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写实主义》、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等文,更是左翼文艺运动史上极为重要的理论文献.这都说明他们此时虽有自己的不同于左翼的文艺兴趣,也不完全赞成左翼的文艺观,但对左翼文学并不敌视.这还有两个事实足可说明问题：一是丁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上海各报刊保持沉默,而《现代》杂志却及时在《编辑座谈》中予以公布.二是左联五烈士遇害后,鲁迅写的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辗转到了施蛰存手上,他是能意识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表这篇文章的风险的,但经过一番掂量与努力,还是发在了《现代》二卷六期上.
其次,从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情况来看,虽然杜衡与左翼文坛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且双方言辞都有过火之处,但新感觉派的其他人却基本没有卷入,而且还有一个情况是不应忽视的,那就是论争双方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是在《现代》上发表的.正如《现代》的编者施蛰存所说：“当年参加这场论辩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解的,双方的文章措辞,尽管有非常尖刻的地方,但还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想来讨论.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先经过对方看过,然后送到我这里来”,“这个情况,可见当时党及其文艺理论家,并不把这件事作为敌我矛盾处理.”⑥这一点我们从鲁迅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论“第三种人”》和冯雪峰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中都能得到印证.鲁迅在文章中说,左翼作家“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诱那些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来同走呢.”⑦冯雪峰也在文章中说：“他们不需要和普罗革命文学对立起来,而应当和普罗革命文学联合起来.”⑧这些话实际上都透露了他们愿意把杜衡当做同路人来争取的信息.只是在此之后,因多方面原因,左翼才与杜衡及其他新感觉派作家渐成对立.
二、作为左翼文坛同路人的原因探析
1激进的现代性诉求的时代脉动
新感觉派作家与左翼曾有的接近并不难于得到证明,仅仅勾勒出其趋近的轮廓也不具备多大的学术意义,更引起我们研究兴趣的是事实上与左翼具有异质性追求的新感觉派作家缘何与左翼有如此密切的关系,甚至一度以左翼的面目出现.作为一个文学史现象,它的出现自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想对此有一番较为清晰的探究,我们首先应把我们的目光引向那产生这一现象的时代,从时代的脉动中寻找其历史的因由.
中国近代以来积弱积贫、被动挨打的社会现实促使一批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前赴后继探求拯救中国的药方,他们背负着民族被欺的义愤,自觉承担起历史兴亡的责任,胸中充塞着民族向上的焦灼.他们放眼向洋看世界,由洋务派知识分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器物层面的现代性探求,到维新派知识分子和辛亥时期革命派着眼于制度、政体层面的现代性探求,围绕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探求在不断深入,可以说,和“启蒙”、“救亡”、“革命”一样,“现代化”也是近现代社会的一个关 键 词 ,是时代的主旋律.
在对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中,虽也不乏温和乃至保守的现代性诉求,但中国近现代特定的情势使得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更突出地体现为一种激进的诉求.这从清末梁启超在现代意义上翻译使用“革命”一词就现出其端倪.在1902年的《释革》一文中,梁启超便有这样的议论,“若有不甘者,则诚不可不急起直追,务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与他人之适于天演者并立,夫我既受数千年之积痼,一切事物,无大无小,无上无下,而无不与时势相反,于此而欲易其不适者以底于适,非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乌乎可哉,乌乎可哉!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这样的言论,说其激进也是不为过的.
与晚清一代文人知识分子相比,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和青年学子们是以更为激进的姿态站在探求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路途中,并以自己的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活动参与着历史.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痛斥吃人的旧道德,提倡与科学,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呼唤彻底破坏、大胆创造,他们在构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急切中,往往矫枉过正,明显体现出与传统中国的断裂.
中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生图式,讲究经世致用的学统等等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关注、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传统,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文学强调“美”“刺”的功利主义传统.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⑨到了五四时期,这一文人关注社会政治,文学参与历史的传统不仅没有因西学东渐而中断,相反因亡国灭种的时代忧虑、救亡启蒙的时代需要而被强化.所不同的是,这一参与一方面体现为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热情倡导,一方面体现为对封建传统的激烈反叛.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乃至于政治的革命（或激烈变革）.“革命是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后发展国家发展现代化的重要方式.”⑩落后就要挨打的恐惧与焦虑使后发展国家急切期望迎头赶上,因而往往不惜对现有一切做出全盘否定,以断裂和跳跃的方式急起直追,这一断裂的过程就是一个激烈的破旧立新的过程,是一个与暴力相连的革命过程.
2左翼语境的生成与影响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迅速走向左倾,1928年,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以《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我们月刊》等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的“文化批判”,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场文化批判从性质上来说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和知识谱系的颠覆.它在对五四时期刚刚初步建立起来的科学、、个性主义、人性以及艺术自治等概念的合理性批判中,有力地展开了唯物辩证法、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阶级性,以及无产阶级文学等概念和主题.”B11如果说“劳工神圣”在五四时期还只是一个较为抽象的口号,且淹没在呼唤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等声浪中的话,此时的“普罗列塔利亚”则成了人们关注和言说的重心.唯物辩证法、奥伏赫变、意德沃罗基、普罗列塔利亚成了时代的新术语,封建余孽、资本家的走狗、反革命、时代落伍者等也成了文学批评中的关 键 词 .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新的语境场形成了.它的形成对文人及其创作自有其强大的规训作用.左翼语境不仅规训着文人的创作,同时也无形中规训着刊物和出版机构的经营者.“在当时不仅新出的刊物打出革命文学旗帜,而且老刊物也纷纷‘转向’和‘刷新’”.B121928年4月,泰东编辑部刊出的《九期刷新征文启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文章说：“本刊从下期起,决计一变过去芜杂柔弱的现象,重新获得我们的生命,以后尽量刊载并且征求的是：①代表无产阶级苦痛的作品；②代表时代反抗精神的作品；③代表新旧势力的冲突极其支配下现象的作品等至于个人主义的、温情的、享乐的、厌世的一切从不彻底不健全的意识而产生的文艺,我们总要使之绝迹于本刊,这是本刊生命的转变.”
刊物编辑方针的这一转向正是当时左翼语境下刊物生存的需要,是被规训的结果.同时这一转向又反过来强化了左翼话语构筑的话语场及其对文人创作的规训力量.在这一特定语境中,后来新感觉派的几个年轻人的文学运动接近左翼文坛也就不难理解.
3对革命文学作为一种流行时尚的体认及对时髦的追求
施蛰存在《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一文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在日本文艺界,似乎这一切五光十色的文艺新流派,只要是反传统的,都是新兴文学.刘呐鸥极推崇弗里采的《艺术社会学》,但他最喜爱的却是描写大都会中生活的作品.在他,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矛盾,因为用日本文艺界的话来说,都是‘新兴’,都是‘尖端’.共同的是创作方法或批评标准的推陈出新,各别的是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的差异.刘呐鸥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也不无影响,使我们对文艺的认识非常混杂.”
这段话对我们理解这批新感觉派作家在倾心于现代主义创作的同时,又会关注并参与左翼革命文学,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左翼色彩是很有启示性的.这群青年此时对文艺的认识还较为“混杂”,对新感觉主义和左翼革命文学他们更多的不是从差异性上做区分,而是从类同性上去看取,即它们都是新兴的、尖端的,都是对传统的革命.求新和从众是两种重要的社会心理,表面上似乎是矛盾的,然而流行时尚或时髦却能很好地将两者统一在一起,因为它既是时兴的、新鲜的,又是在大众中流行的.新感觉派作家们是如此体认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此而一度追随的.
注释:
①施蛰存:《绕室旅行记》,见刘屏编的《东方赤子•,大家丛书•,施蛰存卷》,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②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见刘屏编的《东方赤子•,大家丛书•,施蛰存卷》,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③⑤黄献文：《论新感觉派》,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第11页.
④施蛰存：《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卷》,林洋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⑥施蛰存：《现代杂忆》,见刘屏编的《东方赤子•,大家丛书•,施蛰存卷》,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⑦鲁迅：《论第三种人》,《现代》,1932年11月第2卷第1期.
⑧丹仁（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1933年1月第2卷第3期.
⑨曹丕：《典论•,论文》,见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
⑩B11B12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第47页,第33页.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