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文学交流的原动力

更新时间:2024-03-18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5181 浏览:19159

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这是重大的历史转折.它意味着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进程已经开始,台海的局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打破隔绝,促进交流,尤其通过经济文化的交流,增加了解,将是必然的历史趋势.《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适应这样的转折和变化.我也在思考,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我,能否从文学交流的角度为之略尽绵薄之力?

一九七九年春节期间,我读到了香港出版的《台湾乡土作家选集》.它虽然只选了台湾十八位作家的二十二篇作品(包括诗和小说),但却涵盖了上自一九二五年下迄一九七四年的五十个年头的作品.它的作家简介则渗进了历史的印痕.这本选集不仅使我知道了赖和、杨逵、吴浊流、钟理和、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等闻所未闻的作家,读到了这些见所未见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所描写的日据时代台湾同胞对日本殖义者的抗争,以及在台海两岸完全隔绝的环境下,台湾同胞对民族和解的期盼和呼唤,犹如中华民族的圣火闪耀在阿里山和日月潭,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其时,我正在主持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但多数同行认为,当代中国文学运动已历时三十年,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有丰富的经验和血泪的教训,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和总结.我主持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是建立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的.这个认识又启发了我去思考台湾文学问题:也许应将台湾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予以关注吧!尽管《台湾乡土作家选集》似乎已经掀开了台湾新文学历史演变的一角,但仅凭这本集子是不能作出判断的,必须调查研究,搜集资料.一九七九年三月,我和同事南下广州,在暨南大学住了半个月.这时暨大已搜集了一批台湾文学资料.后来知道,这是曾敏之先生与当时暨大中文系系主任秦牧一起策划,由暨大中文系着手研究台港文学,暨大拨出经费,利用曾敏之先生进出香港之便,采购了一批台港文学资料.其中包括数十本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丛刊》、夏济安主编的部分《文学杂志》、白先勇创办的部分《现代文学》杂志,以及台湾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图书目录.在《现代文学》上,我读到了白先勇等作家的作品.在那本图书目录中,我看到了相当丰富的台湾文学创作书目.这些在当时极为稀有而珍贵的资料告诉我,台湾文学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内容,而且有着特殊时空和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它可以也应当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我们的视野和研究的范围.我将这一认识报告了校系领导,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于是在主持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同时,我便将台湾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来关注和建设.《告台湾同胞书》赋予我和一些先行者肩负起对台文学交流的责任,也赋予我们勇气.当时,“”结束不久,余悸还存在.听说我着手研究台湾文学,一位老同学极为认真地告诫我:“”中挨批得还不够吗?但我无所畏惧,因为我想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述,想到了《告台湾同胞书》.我按照个人的认知,积极地展开工作.

首先积极地展开交流,使复旦中文系成为对台文学交流的窗口之一.自一九七九年初夏,於梨华、陈幼石来复旦访问后,聂华苓、马森、李欧梵、刘绍铭、郑愁予、杨牧、庄因等旅美作家,洛夫等《创世纪》的诗人、余光中、梁锡华、黄维梁、郭枫、许达然、叶笛等等都相继来复旦访问交流.而交流的序幕要算白先勇的来访了.一九八七年春,白先勇应邀,来到了他阔别了三十九年的上海.我们学校给予了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他在上海住了两个月,与我校师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还先后访问了杭州、绍兴、苏州、南京,产生了良好反响.


其次,编选出版台湾文学作品.目的是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介绍台湾文学,使大陆的读者了解台湾文学作品和创作发展情况.我与林承璜先生合作,继推荐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出版之后,又编选了《白先勇小说选》、《王祯和小说选》和《王拓小说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编选了《台湾小说选讲》和《台湾小说选讲新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三,开《台湾文学》专题选修课.到一九八一年春,我为中文系“”后第一届本科毕业班学生开设了《台湾文学》专题选修课.这大概是大陆大学的首次吧,新华通讯社向海内外发布了消息.课开讲不久,李欧梵等人来访,他们得知我开了《台湾文学》的课程,既惊奇又高兴.这让他们看到了中国大陆对台交流的大门已经洞开了.

第四,将台湾文学回归中国文学的版图.一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现代台湾文学》条目.在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资料相对有限的情况下,编写这个条目实在不易,但我与武治纯先生合作完成了.此后我们主持编写《中国现代文学辞典》时,我又为数十位有代表性的台湾作家写了辞条,编进了辞典.

期间,北京、福州、厦门、南京和广州的一些朋友,同样是在《告台湾同胞书》的召唤下,也先后着手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工作.我们为了同一的目标而相互支持相互学习,乃至形成了一支研究台湾文学的队伍.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了.如主席在纪念会的讲话中所说: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三十年后的 今天,“两岸同胞往来之频繁、经济联系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跃、共同利益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仍然是一个有待完成的神圣任务,我们要在新的有利形势下,继续推进和深化两岸的文学交流,为民族的团结、中华文化的振兴而不懈努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