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04年作家孙惠芬推出了《上塘书》,这是她继《歇马山庄》后又一部描写农村的力作.在中国目前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孙惠芬多年来执着于关注、理解和表现乡土社会,无疑表现了作家的可贵勇气和独到眼光.《上塘书》一问世就吸引了众多眼球,无疑与其独特的文体密切相关.作家把她所描写的上塘村按照“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和“历史”九个方面一一进行划分和叙述,颇类似于地方志.当然,它其实与地方志有着显著的差异,后面将会具体分析.
众所周知,地方志属于史传文学的范畴.孙惠芬多年来致力于描写她的“歇马山庄”世界,对这一地方的文学资源可以说是了然于心,此时用一种长篇小说的方式全方位地观照她的乡村世界,似乎具有某种总结的意味.而这种“总结”又是借助于具有很强史书性质的类似地方志的文体加以表现,这不由让我想起了中国作家的“历史情结”这个古老话题.《上塘书》的文学形式颇为独特,如果说有“相像”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或许可算一例.但后者是以词典的形式探讨方言与普通话以及语言自身问题的奇书,不失为一部成功之作.《上塘书》以史书(“地方志”)的体例介入文学作品,又给文学带来了怎样的景观呢在进入作品之前,我想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的文学与历史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上塘书》这一独特文本不无裨益.
我们严格意义上的叙事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从历史中分化而来的.先秦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而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更是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堪称传记文学的典范和古代散文的楷模.事实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叙述文学都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下.这种影响当然不仅指作家对历史题材的重视和表现在文本中的吸纳,更是指历史典籍从叙事结构、形式技巧等多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其作用的模式类似于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作家的“历史情结”.这种“历史情结”在当代文学中更确切地表现为一种“史诗情结”.在许多批评家看来,历史是作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在我国文坛一直以来居于主流的社会―历史批评流派眼中,用“史诗”来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实乃对它的至高评价.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及至20世纪80、90年代,作家们依然在把他们怀想的触角伸向历史,创作了一批关于家族史或者村落史的经典文本,如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等.
文学对历史的崇拜可谓源远流长而又根深蒂固.那么,历史到底有何魔力呢评论家南帆先生认为“历史意味着让过去的人和物拥有一个不朽的形式.人的肉身存在是短暂的,只有进入了历史的不朽形式,肉身的存在才能抵御消失于无形的巨大恐慌.”①恰如此言,它正道出了人们对历史的一种普遍的迷信心理.当孙惠芬有一天想要全面地、系统地、稳固地建造她的“上塘”世界时,最终选择了地方志这类文体,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当然,我们决不能认为,作品的形式是一种绝对被动的存在,完全听命于作者意图的表达.事实上,西方文论自20世纪初俄国形式派始,就开始关注文学作品自身的研究.英美新批评更是确立了“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思想.文本的自足性得到突出,形式的主观能动性也相应地被强调.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言“不是感情的浓度,而是强化和照亮感情的强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一旦孙惠芬在《上塘书》中选择了这种类似地方志的文体样式,它的各种特性就客观存在并开始自觉地作用于作品内容的表达.在这里,笔者想以《上塘书》这部作品为例,分析“地方志”这类文体样式是怎样与文学融合,又给文学的书写带来了怎样的利与弊进而一窥文学书写与历史书写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首先,我们是从结构来判定《上塘书》的地方志性质的,即它把上塘按从地理到历史的顺序一一进行划分和叙述.但若以地方志的书写标准来看,这种划分的科学性是可疑的.比如第三章明明说的是“上塘的交通”,但章末却讲了一种“暗地的交通”.“暗地的交通,必是一个人对着一个人,是没有中心,或互为中心的.”②实际上,这“暗地的交通”讲的是鞠文采和徐兰、李光头女人和村里很多男人之类的“私通”.真正的地方志决不会这样诠释“交通”之意.地方志的语言基本上是一种科学性的语言,交通就是交通,不会如此引申附会.还有,尽管“上塘”被孙惠芬描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但作为读者,我们是否会相信上塘村就是一处真实的与书中描写并无二致的所在读者可能早已识破了作者“虚构”的意图和痕迹.当然,现实生活中没有是一回事,可能有是另一回事.这是“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和区别所在.我相信,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读者对“上塘村”都会感到分外熟悉和亲切,我们可以从上塘的世界里或多或少找到自己农村记忆的影子.经过艺术的虚构和概括后,“上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们共同记忆中的“乡村”.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意义更重大,因为诗所陈述的事具有普遍性,而历史则陈述特殊的事.”
作为地方志文体对作品介入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诠释”,或曰说明.这一表达方式的选择与作者力图在阅读感受上给读者以地方志的错觉分不开.换句话说,它是文体选择的必然反映.一般而言,地方志的撰写往往会涉及到大事记、历史人物、风景名胜、民俗风情、传统文化、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等诸多方面,每一方面的书写多以内容的多少而定,具体的展开有一定之规.表达方式上以说明为主,其次就是叙述和描写.不过《上塘书》的“解释”虽如目录貌似全面,实则把更多的笔墨交给了上塘的人物及其故事,使用的则是形象、生动、灵活的文学性语言.这当然与作者自觉的文学性书写有关,毕竟作者要创作的是文学作品而非真正的地方志.在说到解释时,我不得不叹服孙惠芬对农村和农民世界的丰富而准确的把握.孙惠芬以其多年农村生活的经验,对农民的方方面面有着深切的理解和宽厚的包容,尤其对农民一些隐秘的心理有着自己独到的、富于说服力的理解.这样的例子在文中俯拾皆是.可以说,孙惠芬是一个对当代农民有着相当了解的作家.比较起鲁迅、赵树理、高晓声等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成就显著的作家,孙惠芬在对当代新乡村的把握上又深入了一步,对乡村凡俗日常的一面做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表现.而所有这一切,基本上是以“解释”的方式逐步展现的.叙述的语流、明快的语风、智慧诙谐的语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代读者在阅读长篇小说时极易滋生的厌倦感,而且给他们提供了相当的阅读快感.不可忽视的是,与此同时,弊病也因此出现了.作者为了向读者充分展露她的上塘世界,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她的述说,无形之中扮演了一个无所不知的全能上帝形象.尽管在有些时候,不知是因为能力所限还是避免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尴尬,作者会写下类似的悬念式语句：“这种感情,是葫芦里的茄子,池塘里的乱麻,怎么说也说不清的.”③这给读者多少留下了一些阅读的空白.但一般情况下,作者还是要竭力说清楚的.作者往往以一个洞察乡村世界奥妙的智者面目出现,以一种追根究底的劲头展开分析和议论,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读者在明白了一切之后,也很快地把《上塘村》搁一边了,因为作者没给读者留下再度解释的机会和空间,说得太满了.正如德国接受美学的创立者之一伊瑟尔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中所说：好的文学作品是不应该忘记留下“空白”的.
解释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人物形象的忽视.不可否认,书中出现的人物不在少数,但似乎没有什么主要人物.一些着墨相对多些的,如鞠文采、申玉凤、张玉忱、张玉贵、队长、黄配莲等尽管也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似乎也被作者说得太透,而且还有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所谓的“扁平人物”的嫌疑.这无疑与作者的过度阐释侵占了读者有限的阐释空间有关.当然,作者也许会这样表白,她的根本目的不在刻画人物,而是要勾画出一个“上塘村”的整体形象,属于文化小说一类,人物只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已.但即便如此,我认为作者如此处理人物还是有欠妥当.文学是人学――无论文学的观念如何发展变化,这总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哪怕是从表现文化的角度而言,人物的塑造也不应被忽视.汪曾祺并没有因为他的文化理念而放弃对小英子、明海等人物的塑造.相反,这些成功的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和提升了汪曾祺小说的文化内涵和品格.
最后,我想说一下小说的克制抒情.从作品的语言层面来看,小说可以说是饱带感情的,这是《上塘书》具有感染力的因素之一,从中亦可见出孙惠芬对她心中乡土世界的真诚和亲近情愫.但我们又会发现,作者在感情的抒发上刻意保持着一种分寸,哪怕在一些感情激烈到沸点,甚至可歌可泣之时,作者的笔墨依然较为节制,表现出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庸精神.这种有意的克制或许与孙惠芬特有的温情主义有关,当然也同上个特点一样,与对地方志文体的的自觉遵守不无关系.因为地方志的语言强调科学和理性,罕见感情的抒发,何况是激烈的抒发.于是,我们所期待的一种对读者的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始终没有形成.作品在温情中开始,又在温情中结束.这自然无形中削弱了作品的震撼力量.正如评论家杨扬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部心的历史,但却不是哀史,作者能够从历史中走出来,走通历史,看着这个叫做上塘村的村落慢慢的消失,而不像萧红最后走不出历史,带着某种不甘心不情愿,寂寞的弃世而去.”④或许,与萧红的《呼兰河传》一类作品相比,《上塘书》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执著的追问与固执的忧患精神,而这却是伟大的作品所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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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笔者在本文中探讨了《上塘书》对“地方志”这类文体的采用所带来的景观及其利弊,从中或可见出文学书写与历史书写的结合可能产生的效果.我认为,《上塘书》对“地方志”的采纳当然有其新颖和独特之处,但弊病也是严重的.不过,我仍然认为,《上塘书》是中国当代文坛描写农村题材的一部力作,是展现了当代作家“史诗”创作情结的一个奇特文本.不知大家以为然否
注释：
①南帆：《文学的维度》23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版.
②、③孙惠芬：《上塘书》85页、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杨扬：《一部小说与四个批评关 键 词 ――关于孙惠芬的〈上塘书〉》,《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