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中国现代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曾有四个贵州籍会员：谢六逸、蹇先艾、李君毅、杨敬慈.前两位广为人知,而后两位知道的人较少.除此之外,还有一位顾彭年,他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抗战爆发后即移居贵州,是贵州著名作家、学者顾汶光、顾朴光的父亲,故可算半个贵州作家.顾彭年早年的文学成就一是白话新诗创作,一是文学翻译,三是文学研究.他与茅盾、郑振铎等有过交往,同时还是我国城市市政建设理论早期的开拓者.
关 键 词 ：文学研究会 顾彭年 李君毅 杨敬慈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2-98-106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后最早成立的社团,带有“著作工会”的性质,相当于今天的作家协会,会员最多时达172人.其中有4个贵州人：谢六逸、蹇先艾、李君毅、杨敬慈.前两位广为人知,后两位知道的人较少.而在这4位之外,还有一个顾彭年,他是贵州作家、学者顾汶光、顾朴光的先父,抗战爆发后入黔定居,故可算半个贵州人.
一、顾彭年的文学活动
顾彭年（1899-1987）,江苏崇明人,民国十年（1921）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旋即以文学学士资格,在该校政治与历史学系担任助教一年（1921-1922）.同年夏,顾彭年通过考试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暑期编辑,参加编译《少年百科全书》.据顾彭年回忆,此时茅盾已经接手主编《小说月报》,但因工作“与他没有直接联系”,顾彭年与茅盾并无交往,仅是久仰其名而已.
顾彭年的文学和社会活动起步于沪江大学,当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上海亦成风暴中心.大学尚未毕业的顾彭年被裹挟其中,开始即醉心于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与文化批评,均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译作：英国奈尔英的（Nearing）《妇女之依托》,美国经济学兼政治学教授斯科特聂尔宁ScottNearing的（1886-1985）《大家庭的恐慌》、《美国家庭底衰落》.
批评：《天性和社会生活》,《改良祭祖的商榷》.
其中《大家庭的恐慌》载于“学灯”1920年6月“家庭研究专号”.
其时,顾彭年还与“学灯”主笔李石岑有过通信,讨论时事和社会问题.李当时在上海多所大学任课,是著名的哲学、心理学教授.
1923年,郑振铎接替茅盾编辑《小说月报》,因为向《小说月报》投稿的缘故,顾彭年与郑振铎相识并成为好友.经郑振铎等介绍,顾彭年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时,会员仅48人,1924年增加到131人,1927年发展到172人.顾彭年算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他的登记信息显示：顾彭年,号朋彦,籍贯江苏崇明,“曾习之外国语”为英文,会员编号98,通讯处为“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在商务印书馆,顾彭年算是两进两出.1921年夏是第一次,时间较短,离开后即到杭州教书.1924年为第二次.此时因加入文学研究会的缘故,顾彭年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人的交往增多.由杭州重返商务印书馆任职时,介绍人就是郑振铎.
刚回上海时,顾彭年暂住在郑家.顾彭年回忆：“振铎在家中设便宴为我洗尘,特邀了沈雁冰、叶圣陶、胡愈之、朱湘、王伯祥等文学研究会成员作陪”.因工作关系,顾彭年后来又与郑振铎一道,到茅盾家中商谈“希腊、罗马丛书”的翻译出版事宜,顾彭年所承担的部分是《伊利亚特》.书稿译出后即交商务印书馆,不料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爆发,顾彭年的书稿连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同毁于战火.
顾彭年1926年离开上海到镇江去教书,但与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依然保持着联系.1927年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刊物的编辑十数人到扬州游览,其中有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回沪途中,这帮朋友在镇江小驻,找到顾彭年陪同游金山、焦山.下午,顾彭年宴请朋友,聊尽地主之谊.席间顾彭年问茅盾为何不来,郑振铎谓其投笔从戎,到广州参加北伐军去了.此节经历,除顾彭年本人的回忆外,在《叶圣陶年谱长编》中亦有详细记载.
顾彭年“五四”时期曾一度热衷于白话新诗创作.最活跃是在杭州教书那段时间.他的新诗《池旁》、《湖上秋晓》、《月夜游湖》分别刊载于《小说月报》14卷第7期、第11期、第12期,新诗《蔷薇花》亦刊于《文学季刊》1923年10月的创刊号.1925年4月,商务印书馆以“小说月报丛刊”第58种名义,编辑出版新诗集《眷顾》,共收入朱自清、徐玉诺、梁宗岱、俞平伯等29位作者的作品,顾彭年的《池旁》亦曾入选.
《池旁》是一首格调清新的白话新诗,与胡适的《朋友》（后改为《蝴蝶》）颇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几个朋友静悄悄地坐在池旁的亭中,“听那黄莺儿的酣唱着,看那池中绿水的微动”,“蓦然听得工――东一声,只见池中起了几个泡沫,把那一湾的清水,激起无数的涟漪,变成碎玉般.黄莺儿呢,得魂不附体,张起它底两翼,立刻飞向到别处去了；清脆悦耳的歌儿呢,也被他带去了!”诗歌表现一种被粗暴惊扰了的自在和浪漫,抒发一种怅然的情怀,颇接近《蝴蝶》中友朋离散后的那种孤单和失落.
顾彭年诗作不多,除正式发表的外,笔者另从贵州民族大学顾朴光教授（顾彭年的二儿子）那里抄录到未曾发表的几首,如《四月》、《春》、《黄昏》、《夏晚》.总体感觉是：顾彭年的诗已经显露了某些风格特点：写景喜铺排,抒情则非常节制；注意捕捉景色或景物带来的瞬间感觉,铺排中寄寓某种淡淡的情思.刊于《小说月报》的《湖上秋晓》和《月夜游湖》,写的都是西湖,但不同的景致,带给诗人的想象却完全不同.晨光晓色是帝（日）后（月）的出场与卸妆,“妩媚的西子,刚从好梦中醒觉”,不用浓妆淡抹,就已经“梳洗了我的心灵”（《湖上秋晓》）.月色中的西湖,更是柔情万种；诗人的感觉从月光湖水到薄雾山岗,从河岸杨柳到石桥石狮,从花草到蟋蟀,从荧火虫的闪亮到露珠的清香,最后是清越的歌声从茫茫湖面上依稀传来,“孤寂人的心底”,便“微微地同它起了共鸣”（《月夜游湖》）. 诗歌创作之余,顾彭年仍继续他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这方面成就显然更突出,影响也更大.由于“曾习之外国语”是英文,顾彭年的译著主要有《英格兰一瞥》一部（樊南摩著,商务印书馆1924年4月出版）,译作则主要是拜伦、雪莱的诗歌与评论.由于“五四”译介外国诗歌的目的,是要寻找一种蓝本,重建诗歌理想,为“雕琢”、“陈腐”、“艰涩”的古典诗歌助力,因此不受陈规所拘的西方浪漫派诗歌,以及“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在当时特别受推崇.以诗歌为例,主要是法国的雨果、维尼,英国湖畔派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德国的诺瓦利斯,波兰的密茨凯维支等.英国的三大浪漫派诗人拜伦、雪莱、济慈,以及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普希金,匈牙利的裴多菲,美国的惠特曼诸位,受关注的程度更高.
1924年4月19日,是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百年忌日,《小说月报》当年的14卷4期即为“拜伦纪念号”.在此期纪念号上,顾彭年共发表了4篇译作：拜伦小诗两首（本期《小说月报》一共只载有拜伦译诗9首）,一首是《我见你哭泣》,另一首是《唉,当为他们流涕》；评价拜伦思想与诗作的论文两篇,作者均为RHBowles；一篇是《拜伦在诗坛上的位置》,另一篇是《拜伦的个性》.拜伦或许不是一个完美的诗人,但正如郑振铎所说：拜伦对于“五四”中国的意义,在于“他的撒坦精神,他的对于个人威权,个人自由的强固不屈的主张与他对于虚伪、庸俗、以礼教的检测面具掩饰一切的社会的深绝痛恶”,顾彭年的译诗与译文,从思想与创作两方面,为拜伦勾勒了一个基本的面貌.译文云：“如果我们从这位诗人要寻觅完全的技艺,那是我们当然要失望的,在诗人之中,拜伦要算是最参错的一个等然而他抒情的词调有时竞达水平线上的极高点”.也许是因为顾彭年的译作眼光独到,今天对于“五四”文学翻译历史的主流研究,几乎都会提及顾彭年,如：
倪正芳的《拜伦与中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
秦弓的《二十世纪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熊辉的《简论（小说月报）的译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
骆寒超的《新诗成长期对域外资源的译介及其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顾彭年对雪莱的译介主要是诗作,包括《杂诗》（共五首）、《云》、《世界的漂泊者》等,分别发表在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9期、第10期、第11期.“五四”中国的雪莱热,起因也是诗人逝世的百年祭,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雪莱的诗歌艺术.虽然译者也很看重雪莱的社会批判意识或浪漫情怀,但比较而言,更为其精湛的诗艺所倾倒,尤其是雪莱的爱情诗和哀歌,因此他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五四”先驱们有意通过雪莱的诗作,探索白话的诗性潜能.唯其如此,译诗本身的“信达雅”问题,便格外使人关注.顾彭年翻译的《云》即曾招来批评：“小说月报十五卷第十期上有三篇译诗等有一首是顾彭年君译的Shelley的The cloud”（即雪莱的《云》一引者注）,“这首诗最难译,译作也错得最多”,“非有专篇是讲不了的”,可惜这个“专篇”后来没有了下文.当然不排除顾彭年译作的确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在“五四”早期的翻译中亦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报刊有批评出现,说明译诗在社会上产生了反响.“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上,因翻译而引起的争论不少,茅盾、郭沫若都曾身陷其中,跟其他论争不同,翻译方面的论争是有助于增进东西方文学交流的.
译作之外,顾彭年还有自己的理论批评和研究文字.《我的理想的诗人》一篇已见于《星海》上刊出的预告.《星海》原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杂志《文学》一百期的纪念号,因出版问题,拟分印成两册,结果只出了一册,顾彭年的文章终未能刊出.另一篇《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是应《小说月报》之约写的.1924年8月2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纪念,《小说月报》拟将第15卷第7、第8两期辟为“非战文学号”上、下卷.事情的策划,从1923年秋开始.策划本身同时也包含有反对国内军阀混战,为国家人民呼吁和平的意思.《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经郑振铎、沈雁冰审阅,原拟刊于“非战文学号”上卷.但不知什么原因,“非战文学号”最终流产,仅在第15卷第8号刊出了雁冰的《欧洲大战与文学――为欧战十年纪念而作》,傅东华的《非战文学碎锦》,徐调孚《反对战争的文学》等几篇.
好在顾彭年的论文是一篇完成稿,篇幅一万五千余字.顾投寄出去后,自己觉得并不满意,特别对其中的第二章“杜甫传”,他感觉是“前人的刻板文章,缺乏活活的生气”,遂从郑振铎处将稿件索回.不久,顾彭年亲历了江浙的军阀战争,自云：“对于战争的恶魔的面庞益认识清楚”了,杜甫“这位大诗人的非战作品,也就愈加涌现在我的脑际了”.经过修改、补充,《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不仅在篇幅上已是一本小书的规模,而且思考也有了明显深入.顾彭年遂将稿件转投《小说月报》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中国文学研究专号”.遗憾的是,原拟在1925年以15卷号外形式刊出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一直延迟到1927年6月,才分上、下两部分,以17卷号外形式推出.也许是篇幅太长,顾彭年的专著并没有在号外上发表,而是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国学小丛书”之一种,独立出版.
《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无疑是“五四”后较早从“反战”角度来研究杜甫诗歌的专著,因为角度新颖,见解独特,1983年萧涤非、程千帆、周汝昌等编《唐诗鉴赏辞典》时,还把它列作了参考资料,可见是有学术价值的.近年有人对顾彭年进行研究,认为《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是有感于“文艺之园的荒芜,青年作家思想的浮泛,民族精神的衰萎颓唐”,不得不往溯杜甫,从其人格与作品中,获取“民族的精灵的知识”.研究者认为顾氏著作的基本观点是：杜甫之所以能“如太空间的星辰,煌煌垂晖千秋万代而不殒灭”,其艺术和诗品的超凡,固然是一种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杜甫能将所处时代的罪恶与弱点,从自己丰腴的经验与阅历中发现,用“高妙的艺术,真纯的感情,沉痛的语词”,果敢大胆地绘写出来,歌吟出来.而时代的罪恶与弱点,是“长久的战争,寇盗的充斥,镇将的专横,与兵制的腐败”,所以其诗作满载着社会崩坏的写真,尤其是关于战争所蔓延的遗毒.这个评价,我认为切中肯綮,比较恰当.需要补充的是：顾彭年的研究紧密结合着“五四”时的中国现实,不是塔里的高头讲章,论述中处处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反思和批判,颇有“五四”新文学的思想锋芒. 二、顾彭年的婚姻、家庭和转向
1928年,顾彭年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从镇江女子中学校长的任上,被聘到杭州,担任杭州《市政月刊》主编（1933年改季刊,杭州市政府秘书处主办）.杭州当时虽只有30万人口,但由于临近上海和南京,对城市行政设施要求很高,“大有追随上海、南京等所谓特别市的趋势”.顾彭年显然是怀了一点雄心来编这本刊物的.有人回忆,1928年11月,也就是顾彭年到职不久,杭州市市长换成了一个叫周象贤的人.当时风气,新官上任是要革掉一批人的.而此公上任后,对旧僚属统统都不宣布去留.大家不明白新市长葫芦里卖什么药,只好天天在办公室待命,但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市长等了三天,不见一张公文送呈,派人一催问,这才表态：“不叫你们走,就是要的”.顾彭年编《市政月刊》,遇到这位仁兄,刚开始也以为他可能要干点事,“便想乘机献计,发展市政”.不料等了许久,才轮到让他去见市长,而市长的第一句话是：“是不是来辞职?”顾说：“不是”.市长说：“不是,出去.”如此昏庸的市长,后来遭到大家的抵制那几乎是必然的,未满两年,这位市长就灰溜溜的去职了.
在杭州编辑《市政月刊》的日子里,顾彭年逐渐脱离了文学圈子,转向现代城市的市政制度探索和研究,并显然非常执着.从1928年到抗战爆发前夕,十年时间,顾彭年在《市政月刊》发表有关现代城市建设的各种论文40余篇.王佃利等人的《现代市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说：1928―1947年,这是中国市政制度形成的重要阶段（第9页）,顾彭年的研究显然已汇入这一洪流.虽仅着眼于杭州,但顾彭年从政治、行政、规划、管理、建设等方面,对现代城市市政主体与客体作了多方面论述,涉及城市工程、教育、、卫生、路灯等,可谓一应周全.顾彭年并且还把目光投向西方,积极翻译介绍欧美等发达国家现代城市建设的经验,出版了《现代欧美市制大纲》（商务印书馆,1930）,《市行政选集》（杭州长兴印刷所,1929）等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由于右任、王伯群、蔡孑民等人题词作序的《市政全书》长卷（陆丹林编纂,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1931年出版）,收录了董修甲、程绍德等三四十位中国早期市政学研究开拓者、奠基者的论著,其中第十位就是顾彭年,他的论题是“美国托利多市（Toledo）编辑研究委员会”在城市市政建设工作中的性质、职责、贡献等.
杭州的市政编务虽然让顾彭年远离了文学,但他的生活并不曾缺少诗意.1931―1932年,顾彭年与在杭州市政府图书馆工作的女子叶鸣之相识,不久结为伉俪.叶鸣之（1907-1992）,原名叶芝芬,浙江慈溪人.叶家在慈溪是大户,据叶秉成1929年编的《叶氏家乘》：叶氏先祖为南宋著名词人叶梦得.出生在这样的人家,女孩子从小即可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轻时的叶鸣之曾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琴棋书画均有相当的造诣.顾朴光告诉笔者,他的兄弟姊妹们对母亲的才华一直留有深刻的记忆.顾朴光就保存有自己母亲的不少诗作.其中一首是《吊朱湘》.这首诗写于1935年10月26日,再过40天即是诗人投江两周年的忌日（朱湘是在1933年12月5日）.这应该不是一个很随意的日子.朱湘亦曾加入文学研究会,登记为90号,比顾彭年的98号略微靠前.顾彭年与朱湘原是沪上旧友,叶鸣之应该是通过顾彭年与朱湘相识的.她对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充满了惋惜,并且懂得飘逝的是一颗孤寂而又躁动、愤懑的灵魂：
碧天澄清,皓月一轮,
诗人,我窥见了、窥见了你的孤心；
水鸟惊飞,一声长鸣,
诗人,我听得了、听得了你的哀吟!
你又趁着江风而长啸,
你後检测着怒涛而狂鸣；
你要呕尽你心中一切的不平,
然而诗人,谁是知音?
诗人,你生得既太潦倒,
你死亦太畸零；
呵,江流滚滚,谁能长伴你的吟魂?
除非一片孤云,几点疏星.
这首诗把对逝者的追悼,寄予长空明月和江流疏星,颇能激起读者的共鸣,足见作者的诗歌才艺.据顾朴光回忆,父亲顾彭年和母亲叶鸣之曾合编过一本《唐诗选》,30来万字,可惜手稿后来遗失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为中华大地高涨的抗战气氛所推动,顾彭年以“斯民”作笔名,编辑了一本《爱国诗歌》.在“编辑大意”中,顾彭年说：“本书以发扬民族意识,提倡民族精神,激起人民爱国心理,共同应付国难为宗旨”,“所选诗歌,上自周秦,下迄民国,凡一百五十三篇,计一百七十九首,类多名将、忠臣、烈士、革命家、诗人之名篇,其词慷慨激昂,悲壮雄浑,富有民族思想,国家观念,足以激发人民之志气,而有杀敌致果,舍身卫国之精神”,“对艺术方面亦甚注意,以备各学校采为诗歌教本,及爱好文艺者诵览”.此书请九一八后奋起抗日的名将马占山题写书名,神州国光出版社1933年5月出版.全部经费均由顾彭年自筹,免费邮寄给前线的抗日将士.这件事,后来成了顾彭年一生弥足珍贵的回忆.
抗战爆发后,顾彭年辗转来到贵州,饱尝颠沛流离之苦.此时家中子女渐多,顾彭年不堪生活重负,在贵阳市富水路开了一问小商铺聊以度日.这期间逃难到贵州或途经贵州的文人很多,其中不乏顾彭年文学研究会的旧友,如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但顾终未能与他们重新建立联系,个中原因,除不通音问,渺无消息外,忙于生计恐怕是最主要的.顾彭年一生共育有九个子女,其中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还迫于生活压力被迫转送他人.仅从这一件事,就可知道他当时的窘况.初到贵州那几年,顾彭年交往较多的旧友,只有一个谢六逸.谢亦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之一,在上海曾一度主持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谢六逸也是因为战争才辗转回到故乡贵阳的.与顾彭年不同的是,蜗居贵阳的谢六逸,教书、写作、编刊物,几乎样样都未耽误,成为大后方文学运动的一员干将.顾彭年与谢六逸虽常有往来,但主要精力显然已转到了经商和养育儿女上. 贵州是1949年11月解放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为加快刚解放不久的西南地区的建设,决定创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由刘伯承任校长.办学宗旨是团结、教育、改造广大社会知识青年,培养为国家建设怎么写作的人才.这所学校在成都、川北、川南、西康、云南、贵阳等地都设有分校,每期集中三个月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时事政策,结业后即行分配工作.跨入新中国的顾彭年亦曾被吸收进入这所学校学习,结业后被分到贵州省遵义县团溪中学和南北中学教书.据南北中学原校长许日新回忆,顾彭年在南中上的是高一的语文：“他在古典文学、特别对唐诗颇有研究,但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他上课学生听不懂,效果差”.1957年,顾彭年被错划为,经历了20余年的坎坷人生.“”结束后,顾彭年在《贵州日报》发表过一篇诗作,与茅盾亦曾有过一通书信往来.茅盾去世后,顾彭年又写过一篇悼念文章,文中忆及与文学研究会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诸友的交往及自己的人生坎坷,感慨非常.
顾彭年晚年自云自己的一生在文学上“愧于建树”,但换个角度看,顾彭年将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贵州的教育事业,亦可谓桃李满天下.尤可称道者,是他的子女个个学有专长,业有专攻.大女儿顾一光（1933-2001）曾获国家科委颁发的“全国优秀科技情报工作者”称号.三女儿顾晓光（1936一）不到30岁就为我国农业技术作出了突出贡献,1964年即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大儿子顾汶光（1940―2000）,上世纪五十年代即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中学生,“”时期虽饱受迫害,但不顾疾病缠身,执着于文学创作,1982年成为贵州省专业作家,1987年被破格晋升为一级作家,一生创作有200多万字作品,代表作《大渡魂》被评为20世纪贵州省最佳创作之一,《天国恨》、《百年沉冤》更是他艺术成熟时期的力作.顾彭年1978年与茅盾通信,即是向老友推荐、介绍儿子倾力创作的《天国恨》.可惜茅盾晚年因为眼疾已不能看书,但在由家人如何写的回信中,茅盾对顾汶光的作品仍表示了爱惜和鼓励.二儿子顾朴光（1942一）196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后成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出版有《中国面具史》等学术著作多部,成果多次获国家奖、国家部委奖、贵州省政府奖,是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贵州省首批省管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三、文学研究会的另外两位贵州人
贵州僻处西南,“五四”投身新文学运动的人极少.以加入文学研究会为例,最著名的人物当然是谢六逸（1898-1945）与蹇先艾（1906-1994）.除去这二位,在会员录中,还有两位鲜为人知,这就是李晋和杨敬慈.李晋,号君毅,籍贯贵州贵阳,“曾习之外国语”为日文,通讯地址“北京贡院东街8号”,会员登记42号；杨敬慈,号敬慈,籍贯贵州贵阳,“曾习之外国语”为日文、英文,通讯地址“北京晨报馆转”,会员登记95号.以截止1925年会员的省籍来统计,在已知姓名、字号、里籍、专长的154位文学研究会会员中,最少的省只有一位（广西、山西）,最多是浙江和江苏,分别为42人和33人,江浙两省合起来就占了48.7%,几乎过半.而以贵州的4人排位,可列第7.如果说顾彭年也可算半个贵州人,那贵州籍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加起来就有四个半了.
然而首当其冲的是要确认李晋和杨敬慈的“贵州”身份.让人沮丧的是,在贵州公开或内部出版的百余本文史资料中,竟然没有李晋和杨敬慈的任何线索.倒是“丙辰学社”（1923年6月11日起改名为“中华学艺社”）办的《学艺》杂志,有杨敬慈的零星资料.该刊1917年4月1卷1号创刊时为季刊,1920年2卷1号起改月刊.在1921年7月30日出版的3卷3号“丙辰学社社报”内,有杨敬慈的消息云：“五月八日,仍检测座帝国大学内第二控所”,为即将内渡（即回国――引者注）之社友话别,“兼欢迎新入社之杨敬慈昆季”.紧接着该页的下一栏“新人社社员”,即是杨氏昆季的信息：杨敬慈,号敬慈,籍贯贵州毕节,学科为“电工”；杨希慈,号希慈,籍贯贵州毕节,学科为“商学”.两年后,《学艺》5卷5号（1923年9月1日）刊出一张“民国十二年九月日本地震火灾后留日黔籍社员损害状况调查表”,在杨敬慈名下（登记号251）,住址为“小石川大坂下町八八,柯寓”,死亡、损失、损害诸栏为空白,原因在“备考”栏有详细说明：“灾前赴青岛实习现尚未返东”（其弟杨希慈的情况亦相同）.从这两条资料,不仅可判断杨敬慈到日本留学的大致时间,而且可确认他的贵州籍身份.
与《学艺》上的材料对照,文学研究会会员录关于杨敬慈的信息仅有一点小差错,即误把贵州毕节写作了贵州贵阳.参考丙辰学社的背景及部分社员资料,有助于深入了解文学研究会会员的萍踪梗迹,甚至“五四”新文学社团的渊源.丙辰学社是留日学生创办的,他们的学科背景极为复杂,文理各科及工、农、医、商几乎无所不包,这就决定了《学艺》文理兼备、“科学与艺术”并重的综合性质,与“五四”科学精神恰是很好的呼应.丙辰学社成员因此也与“五四”新文学社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郭沫若、张资平就曾是《学艺》的重要作者,郭沫若的《湘累》刊于该刊2卷10号.后来参与文学研究会活动及《小说月报》改组,乃至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骨干的人当中,不少均与《学艺》打过交道.沈雁冰最早的小说《错》即刊于《学艺》2卷4号.《学艺》的文科编辑陈承泽,与商务印书馆高梦旦是同乡,在酝酿改组《小说月报》,聘请沈雁冰等一系列活动中,陈承泽都曾发挥过作用.
杨敬慈也曾是《学艺》的撰稿人.一方面,结合自己所学专业,他撰写《电化的俄国》（4卷8号）、《美国的Amaleur Radio》（4卷9号）,向国人介绍外国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他也译介与时事有关的评论或撰写文化批评文章,如《巴枯宁与某法国人的一封信》（4卷10号）,《革命歌》（4卷3号）.加入文学研究会后,杨敬慈虽然仍保持中华学艺社社员和总干事身份,但兴趣显然已转向戏剧、小说翻译和文学研究.仅1923-1925年,他发表或出版的文学译述或译著就有： 挪威易卜生：《野鸭》,《晨报》副刊1924年2月13日
日本秋田雨雀的喜剧两部：《Asparagus》（《小说月报》14卷6期,《国王与乞丐》,《晨报》副刊1923年5月10日至13日
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忙里偷闲的恋爱》,《晨报副刊》1924年6月30日,又译《一个繁忙的股票经纪人的浪漫爱情故事》）
日本阿登的喜剧：《亲爱的盲人》,《晨报》副刊1923年12月1日
英国柯南道尔侦探小说：《告白》,《晨报》副刊1924年2月2至4日
英国的短篇侦探小说集：《狂人》,晨报社出版部,1924
美国兰敦：《义贼毕加林》,晨报社出版部,1924
德国施园女士（Elisabeth von E.Schoyen）：社会小说《人世地狱》,晨报社出版部,1924
其他综合性的文学译述与文学评论文章：
《剧场的资本化与权力化》,《晨报》副刊1923年3月9日,
《从有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剧场（苏俄的剧场）》,《晨报副刊》1925年1232-1234期
杨敬慈的文学立场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显然是一致的.《从有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剧场（苏俄的剧场）》是一篇连载的综合性译介论述,文章的立论,是替戏剧集中于大都会,冷落乡村而鸣不平.选择翻译日本剧作家与儿童文学作家秋田雨雀的作品,也是因为此人的社会主义倾向十分鲜明.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美国作家兰敦笔下的“义贼”等,在对现实的批判性上亦具有某种相似性.至于德国的施园女士（von ElisabethSchoyen）的作品,首先吸引译者的同样亦是主题和题材.施园本是德国不太知名的作家,但她的《人世地狱》却尖锐地揭露了欧洲社会写卖妇女的罪恶.这本书原名《白奴隶》（Die Wesse Sklin）,翻译时杨敬慈用了“人世地狱”的书名,这说明他所看重的,并不像学些学者所论,是什么女权或女性主义立场,而是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性.西方文明世界利用新闻事业的发达,借广告坑蒙拐骗妇女的那些勾当,令人触目惊心.在译序中,杨敬慈明确说：“我们觉得这本书不但揭破欧洲社会的黑幕,并且也可以当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看”,“我们希望国内谈妇女问题的人们,看了这书,发奋起来,替已堕入或将堕入黑暗深渊的女子,谋一个救济和预防的方法,这是我们译印的微意.
三四十年代,杨敬慈译述不辍,虽逐渐远离了文学,但他对国际局势,尤其对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保持着密切地关注.主要译作或译述有：
《日本军人眼中的日美危机》,大公报出版社,1932
《日本大陆政策之大进展》,《国闻周报》1933年10卷37期
《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论》,《国闻周报》1933年10卷16-17期
《跃进日本与列强之重压》,《国闻周报》1935年12卷4期
这其中特别要提到《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论》,这是“九一八”之后日本右翼分子中野正刚的言论.杨敬慈选择翻译这种言论,自有他自己的理由.在译文前面的“附识”中,杨敬慈说：“日本退出国联,确已陷于国际孤立的地位了.酝酿中的英法意德四国联盟,意在安定欧洲局面,匀出力量来对付远东问题,制止日本的暴行.日本人处于这种局面之下,尚没有些许觉悟,还同苏俄在北满边疆挑衅,可见日阀是存心在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了.究竟日本人何所恃而无恐呢?这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问题!这篇文章（指《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论》一引者）,是日本有名的法西斯党――国民同盟中坚分子中野正刚,在四月份外交时报发表的,充满虚骄、狂傲、无理性,想用来麻醉日本民众,走笔译之,以觇日本极端派态度之一斑”.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尚且能够慷慨激昂的杨敬慈,却在“七七”华北沦陷后一度出任了伪职,与贵州籍的另一个留日学生文元模一样.文元模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兼伪华北观象台长,杨敬慈则出任伪教育部文化局第二科科长,兼观象台秘书,主持日常工作.这段经历虽谈不到大奸大恶,但毕竟不光彩.1939年秋季学期,伪教育部为视察其所辖各大学“实际状况”,向各地派出了“视察员”,杨敬慈赫然充列其中.其行径与顾彭年及文学研究会的另外两位贵州人谢六逸、蹇先艾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后者抗战时期都来到贵州,以清贫文人的民族操守相持,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谢六逸直至在贫病中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相比之下,杨敬慈的这段经历就要灰暗得多了,贵州乡帮文献中缺少他及文元模的资料,亦可能与此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杨敬慈一度在北京国家劳动部任职.1953年4月,劳动部劳动保护司和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决定合办内部定期刊物《劳动保护通讯》,杨敬慈任编辑.这以后,杨敬慈的行踪就不大为人所知了.
文学研究会另一位“贵州”籍会员李晋的情况有些扑朔迷离.他加入文学研究会的时间较早,成立时的20人照片中即有他的面影.“文学研究会读书各组名单”中,他的名字出现在“诗歌组”,按“所习之外国语”为日文推断,李晋应该是在日本留过学.由于丙辰学社为留日学生所创办,而这个学社的发起人中有好几位是贵州人,如周昌寿、文元模、杨梓林、陈文祥等,其中周昌寿、文元模还是学社的领袖级人物,他们对后来像杨敬慈、李晋这样更年轻的贵州学生的加入,应该是有影响的.中华学艺社1933年的会员统计中,贵州籍就已达59人.
麻烦的是,第一,在贵州的乡邦文献中或与贵州有关的其他文献资料中,找不到李晋的任何资料,无法追踪和确认他的“贵州”身份；第二,以李晋署名的著述,无论在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刊物还是在其他刊物都极少.李晋号君毅,而丙辰学社另一位领袖级人物吴永权（成都人）,也号君毅.《学艺》发刊词的作者为“君毅”,其他各卷亦有不少同样署名的译文、论文、诗歌,如：德国作家Paul Heyse（今译保罗海泽,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意难忘》,《晚近刑法之政治化》、《外交与庶民政治》、《丙辰年日本逗子海岸销夏诗》等.这些著述,有的署“君毅”,有的署“吴君毅”,到底署“君毅”的作者中,有无李晋?很难下判断.而吴永权显然是丙辰学社的领袖人物.同为丙辰学社领袖的曾天宇有一首《寄君毅》诗云：“若忆成都吴季子,当筵意气想无伦.繁花四座云屏暖,羡杀京华度好春”,可见其意气风发的活跃程度.
李晋的年龄资历恐稍次于吴永权.三四十年代,直接署李君毅名的著述还有一些,如《风化情报》（载《女声》1932年2卷22期）,《杂论哲学》（载《中心评论》1936年第4期）,《墓前致语》（载《抗战》半月刊1937年1卷3期）,《战后侨民教育之改造》等,但这其中究竟有没有李晋的著述?即使有,李晋的贵州里籍也有待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