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

更新时间:2024-02-0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6004 浏览:20511

在中西文明史上,自私有制出现以来,妇女作为“生活中的他者”一直受歧视和被压抑,生活在社会底层,处于边缘地位.对一切不合理社会制度进行无情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压迫,主张人类解放,追求男女完全平等.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具体地考察了妇女受压迫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根源,寻求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从此,马克思主义打破了历史的沉默,喊出了妇女解放的声音,使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西方的女权主义是人权运动的产物.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潮的产生是历史积淀与社会变革的反映,是多种文化和文明的冲突、碰撞和交流的结果,更是妇女在历史进步和工业革命过程中取得的解放或被解放的结果.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兴起,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西方由妇女解放和妇女研究衍生的、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女性文学思潮传入中国,立即引起创作界和理论界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人类学笔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著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妇女的社会作用及其演变过程、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分析和理论概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

1.妇女社会地位演变的历史根源

妇女和家庭的地位是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马克思晚年,对美国人种学家、科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非常关注,阅读后写下了长达45万字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二年,恩格斯“执行遗言”,根据马克思的读书笔记和摩尔根的著作,融入自己早年对英国女工工作和生活状况所掌握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于1884年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摩尔根从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进而研究人类婚姻、家庭和妇女地位的发展史,“找到了一把了解我们自己的原始时代的钥匙”.妇女不是从来就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妇女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是劳动分工形成的.其次是私有制的出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男子的狩猎有了剩余,于是出现了驯养和繁殖,产生了原始的畜牧业.随着创造财富的增多,社会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开始从母系社会转为父权社会.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私有制的起源加速了的分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受到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和制约.生产效率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由于当时的生产力的极度落后,妇女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得到适合自己产生财富的位置,妇女必然由强势转为弱势.迅速增加的财富一旦转归家庭私有制,则形成对母权制氏族强有力的打击.由于男性继承权的确立,母权制则被废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建立起来.最后,是妇女被压迫的地位形成.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私有制社会的细胞后,男女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为了确保男权的统治地位及其子女的财产继承权,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处于被压迫和不自由的地位.

2.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

妇女要摆脱历史上形成的受压迫的地位,其根本出路在于消灭产生妇女受压迫的政治、经济基础,同时还要从被男性奴役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妇女的屈辱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从被排斥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开始的.因此,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在野蛮时代,妇女料理家务的劳动与男子获取食物一样重要,都是公共性的劳动,都是社会所必需的.但是到了文明时代,“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恩格斯强调说:“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恩格斯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认识在今天来看,仍然深刻而具有前瞻性.

3.妇女在创造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妇女是生活资料的主要谋取者,是人类得以生生不息地繁衍和发展的主力军.

由于广大妇女身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性别压迫,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到的痛苦最深,因此革命的潜力最大.她们最容易投身到社会革命运动中,成为重要力量,发挥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中建议“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热情洋溢地肯定了妇女的革命作用.“真正的巴黎妇女又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具有像古典时代的妇女那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口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改革.社会的进步可以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妇女解放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和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密切关系,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洪流中.

妇女对人类自身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原始社会,妇女的生育曾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妇女的生育随着妇女的社会地位的丧失开始似乎变得无足轻重.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时,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中阐明:“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这个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把妇女的生育功能提升到社会发展的层面,充分肯定了妇女的生育价值及其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又为后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奠定和预留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妇女绝非生育、家务劳动机器,她们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还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为了揭露和批驳鲁道夫、施里加等人的虚伪和无知,引用了早期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关于婚姻问题的精辟评述:“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论点被演绎成妇女解放思想纲领性的文件,构成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妇女与全人类解放的关系;二是妇女与人类文明进化程度的关系.它们既是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的文明国家的重要尺度,又是检验每一个男性的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

二、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与中国女性文学奠基

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既曲折漫长,又与众不同.从状态而言,与世界各国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国情和环境的不同,其表现形式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文学作为一种反映社会和人生的艺术表现形式,自然要受到女性作家或关心女性命运的男性作家的青睐.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封建专制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夺,男权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扼制,女子几乎完全被剥夺了书写的权利.像蔡文姬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和李清照的诗词等等,仅是几千年划过中国黑暗天空的几道灿烂即逝的流星而已.只是到了伟大的“五四”时期,中国的女性文学才开始得已奠基.

1.中国文化与中国妇女的境遇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远古的先民聚族而居,家族集团既是血缘宗法制村社,又是经济的联合共同体.因此,家族的繁衍使大家族制特别发达.“一切政治、法度、、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是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长达几千年以封建宗法制为传统的特殊国情,使中国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的命运极其悲惨.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始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土崩瓦解后,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所取代,形成了由父系氏族发展而来的以皇权、族权、神权、夫权合而为一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以天子为政治中心,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价值体系,严酷地束缚着妇女.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女性”一词,并非自身的本质符号,仅是一种无意识地辐射到外表华丽而内在空洞的象征而已.“如花似玉”、“弱柳扶风”,或把女性的外表美物化以满足和权力,或把国破城失归罪于“倾国倾城”的的狐媚和妖艳;或把不得志、怀才不遇喻为美人迟暮;或把巾帼英雄男性化,以实现男性对自身追求的梦想等大量的文学作品表明女性的种种幸与不幸,都是“从家庭和私有制起源始,男女性行为中的主客关系、加之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形成的性别分工的主从意味,便被作为一种广泛适用的模式推广到政治统治、社会等级礼仪、、行为规范以及话语领域,形成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宏大社会――文化结构.”如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描写一对恩爱夫妻为封建礼教所迫害,最后双双选择了殉情的道路.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当妻子刘兰芝“举身赴清池”以死对抗封建礼教时,丈夫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忠贞爱情的表现达到了,艺术魅力震撼着千百年来的读者.然而试想,检测如焦仲卿不是随妻而去,那么刘兰芝的死的感染力也必然受到局限.从某种意义来说,女主人公的价值是由焦仲卿来证实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孔雀东南飞》歌颂的并不是一位反抗了礼教的女性,而是一位反抗了滥用礼教者的女性,一位具有男性规定意义的女性;歌颂的不仅是她为了爱情宁死不屈,而且也是她以死明节.”这是当时的社会道德标准使她(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死.相比之下,花木兰的命运或许比刘兰芝要好些.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凯旋之后,她所面对的道路不可能是请赏封爵,而只有回家一条路.因为那时的女性没有什么社会政治地位.社会的公共场所是对男性开放的.只有当国家面临危亡的关键时刻,妇女的作用和价值才会暂时被社会所认可.历史上出现过大智大勇的巾帼英雄花木兰、穆桂英,申明大义、忍辱负重“和亲”的王昭君等光彩照人的女性.

由于中国妇女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天罗地网中生活,完全丧失了人的尊严和权利,沦为男权社会的奴仆,几乎没有“人”的独立意义.正因为如此,古代文学史上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以女性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着实少得可怜.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还没有真正独立的女性文学.

2.“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与女性文学的崛起

妇女问题是“五四”运动中的主题之一.沉寂了数千年的中国女性意识,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惊醒.中国的有识之士和优秀女性将妇女的解放视为反封建斗争的中心之一,把妇女的独立视为民族的独立与阶级的独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浮出水面.大批女作家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投入妇女解放运动,追求女性做人的权利,独立的女性文学于是在社会变革中诞生.这一时期,知识女性的优秀代表冰心、陈衡哲、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石评梅等,第一次以性别群体文化代言人的面貌和姿态出现,登上了历史舞台.与男性先进知识分子们注重寻求社会、民族的理想乌托邦相映照的是,女性作家寻求的乌托邦是“爱”与“情”的乌托邦.“爱”作为时代的主旋律,首先是从“五四”女作家的笔淌出来的.她们以新的观念、新的眼光审视千百年的文化和周围的世界,在中国绝大多数女性尚未觉醒的时候,毅然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这一时期思想解放的特征表现为:

一是歌颂和弘扬母爱精神.“母爱”是女性意识的集中表现,是女性角色转变的必然结果,她的客观存在既不可否认,又具有一种天然的品格.在冰心、陈衡哲、苏雪林、凌叔华、冯沅君、石评梅等众多女作家的笔下,母亲的形象具有多重性,或理想化,或对象化,或象征苦难无助,或为父权意志的化身,或女性人格的异化等等,都有着深刻的意味.在一切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女性作家赞美母亲,实际上暗含着自我的心声赞美,而对母亲命运的同情和悲悯,则填补了女性自身主体结构内部的缺失和空白.二是反抗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五四”是个颠覆封建礼教秩序的时代,“个性解放”的大旗引领一批“子君”式的新女性勇敢走出家门,反抗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扼杀.庐隐的《海滨故人》中的五个女大学生,逃离家庭,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很快变得怯弱和伤感.冯沅君的第一部小说集《卷》描写的女主人公既大胆又热烈,充满着反抗旧礼教,打破一切封建镣铐的味.冰心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表达了对封建婚姻的不满.苏雪林的《棘心》中的女主人公杜醒秋追求人格的独立,虽然走出了家门、国门,但婚姻却逃不脱父母之命.反映了“五四”女性在追求个性解放时,既清醒又迷惘,既勇敢又怯弱的特点.三是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与批判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作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其本质和趋向决定了女性作家的思考和创作.在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女性作家成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和批判者.冰心宣称让小说揭露社会丑恶现状,感化社会,促进社会改良.陈衡哲表示用创作为下层人民代言.庐隐后期作品所倾诉的忧伤、痛苦被视为“社会悲剧”.石评梅的《这是谁之罪》向人们控诉了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罪恶.

“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不仅女作家的数量多、作品多,而且在理性观念上也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她们关心社会,感受母爱亲情,追求现代爱情,抚慰自身伤痛,对女性情爱的描写及女性生命体验的叙述,使“五四”女性创作独具艺术价值,使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


3.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中的女性文学

继“五四”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文学产生之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中国把妇女解放当作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提出只有废除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国妇女真正解放的目标和方向.党不仅设立了妇女部,而且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妇女问题始终是会议重要的议题之一.这样使得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组织形式、正确的方向和明确目标.

其次,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一直处在严酷的政治斗争和残酷的阶级战争、民族战争中.“革命”和“抗日救亡”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内容.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人民解放战争等并存于同一个历史维度的不同空间,形成了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大地域.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妇女解放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解放区,红色政权建立了一个迥异于封建社会的全新的社会制度.妇女不仅分到了田地,参加工作,与男子同工同酬,而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妇女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中国妇女自文明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男子一样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的重要标志.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欣喜地窥见解放区妇女的新生活和新面貌的一斑.相比之下,生活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妇女没有解放区的妇女那么幸运.她们仍生活在铁板一块的传统而又畸形社会里,沦陷区的妇女同时还要遭受异族的野蛮蹂躏,命运更加悲惨.

基于上述情况,这一时期无论社会革命、民族解放处于高涨期或危机期,女性文学始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宗旨,与民族解放的历史发展同步.大多数女性作家积极投身社会革命活动,走出“五四”启蒙话语,开始建构民族和国家的话语.她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个人的恋爱、婚姻和家庭,而是把追求个人幸福的目标转向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女性叙事几乎与宏大叙事联结在一起,即与爱国救亡、人民革命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休戚与共.虽然女性的性别意识较之“五四”时期女性文学有所淡化,但那些特立独行的优秀女作家仍在特殊的环境里,通过文学创作寻求女性自我解放的道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丁玲和萧红.

丁玲是当时妇女解放的先锋.丁玲是一个“叛逆的青年女性”,“满带着时代的烙印”走上文坛.1927年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震撼文坛,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被誉之为“五四”以来女性白话小说的巅峰作品.“莎菲”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是哭泣自己的不幸,而是以张扬狂放的自我和冷蔑一切的清醒,获得身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的自由,从而引领“五四”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觉醒走向女性意识的张扬.20世纪30年代以后,丁玲经历了丧夫、囚牢的磨难之后,先从个性主义向工农大众革命转变,之后,又试图把女性主题与大众命运熔为一炉.她的《母亲》、《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作品,对女性命运、妇女解放的现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被日本兵掳去做慰安妇,在遭受巨大摧残的境况下,仍协助地下党做情报工作,得到了组织的尊重和信任,但是回到村里,却遭到村民们前所未有的鄙视.通过贞贞的遭遇,作者提出了长期压抑中国妇女的最敏感的问题:女性的贞洁.中国的男权文化最忌讳的是女性的操守,女性无论尊卑、贵贱绝对不得逾越.更何况贞贞遭受的是日本侵略者的而善良无辜的贞贞,在惨遭侵略者的之后,还要承受亲人的打击和迫害,人何以堪如果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顽固落后的意识形态、文化精神以及普通民众中存在着“无意识杀人团”的问题,那么《“三八”节有感》则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解放区党内某些干部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丁玲的创作道路代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她像鲁迅和高尔基一样,具有强烈的文学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她的作品重视艺术性、真实性和人性的刻画.她为“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女性解放文学树立了一座丰碑.

萧红用生命思考女性的生存危机,深刻揭露国民的劣根性.萧红是生活在东北沦陷区的左翼女性作家.由于个人的身世、畸形的人生经历以及对周围女性的不幸遭遇的同情与感发,使她对生活在男权社会中妇女的生死存亡危机有着深刻的认识.她以女性独到的经验和触觉去洞察历史和人生,发出了女性在男权压迫下的呼声与呐喊,深刻地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命运和地位.在短暂的人生中,她创作了一大批如《王阿嫂的死》《小黑狗》、《看风筝》、《夜风》、《商市街》、《生死场》、《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黄河》、《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反映北方妇女生活状态的小说、散文和杂文,其中《生死场》使她一举成名,《呼兰河传》使她达到创作的巅峰.《生死场》是一部从女性身体的角度表达了对生死、对男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理解,揭示了落后的国民性以及对民众真正觉醒质疑的长篇小说.它以北方的抗日救亡为社会背景,通过饱受磨难却敢于用死来抗争男权社会的老妇人王婆,被人反遭亲人们嘲讽、之后生下的女孩被丈夫活活摔死的可怜少女金枝,因身患瘫病被丈夫活活折磨至死的温柔美丽的村妇月英,通过对这三个妇女命运的描写,展现了北方贫苦妇女的悲惨遭遇.萧红说:“女人的天空是低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们处于与猪狗无异的地位,有时甚至连猪狗的地位都不如.作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将自己作为女性的痛苦的灵魂和经历融入人物的描写中,将特有的关注女性生命形式及生存状态的“人生荒凉感”、孤寂感与悲剧性融为一体,从而使笔下的“萧红式”女性充满着悲剧美.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生存的悲剧,也是现实社会的悲剧,更是历史文化的悲剧.《呼兰河传》是一部旨在揭示“人类愚昧”大合唱的反思之作.小说取材作者的童年生活,有浓厚的自传成分.作品通过一幅幅风俗画、乡土画,把20世纪东北僻远乡镇愚夫愚妇们的落后、迷信、麻木、鄙陋、冷酷、蛮横等各种各样的精神痼疾无情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表达了她对封建蒙昧主义的憎恶,对国民与社会文化的劣根性的思考.

萧红全身心憧憬爱、追求爱,企图在男人身上找到一丝温暖和依靠,却反被男人所伤害,所以她一辈子都在反叛男权社会和男权话语.临终还发出“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的悲愤.她对男权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饱含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即女性应该获得人格的平等与人性的尊严.在继承“五四”传统的道路上,萧红以自己的创作呼唤着妇女解放与女性自觉.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使人民的社会解放、政治解放成为现实.与中国革命同步的妇女解放斗争也终于使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站了起来,摆脱了长期受压迫、受奴役的卑贱地位,赢得了和男人一样的做人的权利.

三、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环境里,中国女性文学向革除精神枷锁的大方向不断前进,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个中国大地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正是这样一个大语境,推动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大发展.

20世纪80年代整个十年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决策引发了空前的思想大解放,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以世人瞩目的姿态傲然崛起,在短短的几年内,女性作家群茁壮成长,其规模和素质都是古典和现代文学所无法比拟的.以张洁、谌容、张抗抗、铁凝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大军以及她们的处女作代表作《爱,是不能忘记的》、《人到中年》等轰动了当时的文坛.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女性文学完成了对爱的执着追求和幻灭,从对女性自身的审视,到对女性在现实中的艰难处境的人文关怀等在主题上的递进和演变,从此,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步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千百万人的失业下岗,女性尤甚.她们所面临的生存竞争甚至比男性更加严峻和残酷.市场经济催生的商业大潮如海雨天风,铺天盖地,汹涌而来.中国传统的重农主义为之一变,重商主义席卷中国大地.商潮中的女性,或价值失落,或人格畸变.新历史条件下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状态,成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所关注和表现的重要主题.

1.社会转型与女性文学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整个经济领域的发展,但同时带来了功利化、物质化的负面效应.张洁曾经这样痛心疾首地说,“女性如果自己甘当花瓶和,那则是无可救药的.”她的话不幸而言中.陈丹燕的《吧女琳达》、范小青的《成长》、杨雪萍的《跳来跳去的女人》、张欣的《岁月无敌》等作品,都暴露了那些旧上海女性式的丑陋和糜烂不堪的气息.尤其是铁凝的《法人马婵娟》、《甜蜜的拍打》,以形体残缺的女人的负价值实现,作为审视对象,揭示了女性文化的负面因素的深层意义.

女性作家们对女性在商潮中的堕落进行批判的同时,塑造了商潮中敢于弄潮的所谓“太阳女人”的形象.张欣的《绝非偶然》表现了“白领丽人”这一新的职业女性群体的崛起.女企业家出身的作家默然,以自己的《高处不胜寒》、《风从东方来》、《潇洒走南方》等一系列中长篇小说,正式举起了“太阳女人”的旗帜,她笔下的女性显示了与张洁、张辛欣笔下那种肩负事业和家庭沉重十字架的女性截然不同,她们乐观、自信,活得潇洒,干得出色.显然这种如太阳般辉煌的女性已经具有一种新质.

2.女性文学的女性主义转向

女性文学向女性主义文学转折,王安忆起到了带头人的作用.这位女性作家,从坚持中性视角的书写转向了女性视角的书写.文学评论界较普遍地认为,她的《神圣的祭坛》、《弟兄们》、《叔叔的故事》的问世,标志着女性文学向女性主义文学的转变,宣告了对男性文化传统的“虔诚”“模仿”的结束.她不仅以自己的女性视角,而且用女性话语,书写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转向女性主义文学的新篇章.

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是不一样的.虽然二者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性写作,但是女性主义文学主题侧重于对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和解构,女性意识和性别角色意识更自觉、更强烈,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更明显、更鲜明.

众所周知,西方女性主义思潮虽然派别林立,理论视野各不相同,但对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和解构,主张女性解放,是大体一致的.这一思潮的传人,无疑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与当下中国妇女解放继续追求妇女经济解放、精神解放和文化解放,即摆脱重男轻女落后文化的束缚具有同一性.应该承认,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促进了中国女性作家现代女性意识和性别意识的高扬.新时期和新世纪的女作家们,创作主体的自觉导致对笔下的创作对象的性别选择的自觉.中国妇女的生存和生命状态,几乎成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共同主题.甚至在一些个别的女性作家写作上,我们都可轻而易举地分辨出她们所受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具体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文学创作的主题思想向批判男性中心文化的转向,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开始萌生和崛起.王安忆捷足先登,林白和陈染紧随其后,“女性个人化写作”开始蔓延.

综观中国女性文学近30年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概括出以下一些特点:一是强烈的批判性.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女性文学更是逐渐把批判的触角延伸到自身的恶习和痼疾并与之展开了无情的揭露.从女性文学发展到女性主义文学进一步深化了对男性中心神话的解构和颠覆.强烈的批判精神像一条鲜明的红线贯穿始终.这种批判精神是以追求社会和谐和和谐为目标的.谌容的《人到中年》的深层意蕴表现为对几十年来人的价值被漠视而提出的强烈质疑.戴厚英的《人啊,人》更是对人的尊严在堂而皇之的借口下横遭践踏的强烈.这些作品在广大读者中引发的强烈反思,其锋芒所向是我们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严重失误和我们社会机制运行环节上的一些缺陷,而不是我们的社会制度本身.二是复杂的结构性.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多样共存相适应,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结构的复杂性质.新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视点,既有女性的,也有中性的,即超越出性别束缚的.从创作原则和书写风格来看,女作家既有遵循传统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又有把笔触聚焦于底层百姓,描写生活的原汁原味和原生态的新写实主义.三是阶段的递进性.从纵向上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即由刚开始的对民族和人的命运的社会历史反思,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女性意识的形成,从而引发了由传统的女性文学到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诞生,划出了一条依次递进的历史发展脉络.

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妇女的经济解放必然获得更大的提高,而女性的思想解放也会取得深入的进展,必将促进全民族妇女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提高.作为新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应进一步关怀下层劳动妇女,从知识女性精英的狭小圈子,走向处于社会底层的城市女工和广大农村妇女的生活之中,反映和描写她们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激励她们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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