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传统”中,“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始终是一个“难题”.洪子诚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讨论中,对文学环境的描述占了较大的篇幅.陈思和的“民间”理论在解释“十七年”和“”文学的时候颇有新意,但是却无法用此整合整个当代文学史.
关 键 词 ：洪子诚；陈思和；“十七年”文学；当代文学史；文学史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60-02
“十七年”文学应该如何书写,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理论中有待解决的课题.洪子诚在谈到“50到70年代”文学的时候认为,“这段历史和我们太靠近,我们的情感、经验,在当时和现在,又都过分‘投入’”,“对‘十七年’和‘’的评价,在当前存在很大的争论；评价的分歧,是当前思想界分化的主要内容之一.”［1］洪子诚将目前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分歧与对“十七年”和“”的评价联系起来,提出了反思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思路.本文拟选取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史”为视角,讨论当代文学史理论建构中的如何书写“十七年”文学的问题.
一、“十七年”文学叙事的历史与困境
1949年到1980年代之间,出版了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从主流文学史对“十七年”的描述来看,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过程.五十年代,与“历史”进程同步,文学被认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国庆十年为契机,出现了一批对1949—1959年文学进行评价的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作家出版社1963年出版了《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这些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度评价了1949年后的文学成就,并建立了一个描述“社会主义文学”的思路.文学的发展与历史同步,文学的历史与在《新主义论》中对中国现代史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不过,认为,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后,文学并非也随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1958年,他再三审阅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发表,对左翼文艺中的“资产阶级路线”进行了批判.1963年2月他对文艺问题做了一个批示,认为“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6月年又在另一个批示中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路线”,“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后来被简称为“两个批示”）“十七年”文学被认为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受到了严厉警告.接着,“十七年”文学遭到严厉的否定.1966年4月作为文件发表的“纪要”中说：“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怎么写作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十七年”文学已经最大限度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但是步伐被认为还是不够迅速,甚至做了相反的工作.结束后,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重新提高,在1979年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前的十七年“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纠正了此前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而在随后的文学史中,则认为：“建国以后十七年的小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领域中是一个成绩显著的部门”,“在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上,在创作的数量、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总的来说,超过了‘五四’以来的前三十年.”［2］“十七年”文学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被认为超过了“现代文学”,几乎回到了建国十周年时的地位.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种以人道主义、人性为主要评价尺度的“新启蒙”思想影响到了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许多被“遮蔽”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被重新发掘出来.用这种视角来看,“十七年”文学中的“人”和“自我”被“失落”了,文学因此成为了图解政治意图的工具,“十七年”文学重新被打入了冷宫.虽然评论者都充分注意到了“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却还是不能避免掉进非肯定即否定的陷阱.
在对文学史中的“十七年”文学进行过简单梳理后,不难看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传统”中,“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始终是一个“问题”.说到问题产生的原因,王富仁认为,文学史的写作从来就是和“意识形态的实践”有着密切关系,“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上来看,凡是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重写文学史’的冲动或要求”［3］.按照新历史主义的看法,文学书写与历史书写具有一致性,因此,当意识形态需要建立合法性的时候,文学肯定会参与其中.可以很容易理解,随着意识形态对“十七年”的判断的变化,文学史中的“十七年”文学也遭遇到了不同“待遇”.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通过建立“二十”的叙事框架［4］,提供了解决论述“十七年”文学的一种思路.以前虽然也提及左翼传统,但是左翼文学与当代文学是割裂开来,分别论述的.这一框架打通了“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的“左翼文艺”,从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这样一条线索,找到“当代文学”发生的“根源”,进而过渡到“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这样,“十七年”文学就不再被论述为一个随着共和国成立而产生的“新文学”.二是在“现代性”语境下重新阐释“十七年”的文本.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唐小兵、孟悦、戴锦华、刘禾等对十七年文学“文本”进行的“再解读”.在这样的研究平台上,对“十七年”叙述具有重要理论突破意义的两部文学史在1999年同时问世,即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陈思和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二、洪子诚版、陈思和版文学史比较
普遍认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写史理论上有一定突破.在如何对待“十七年”文学上,他的设想是在坚持“审美尺度”的条件下,不过多压缩篇幅（薄“十七年”厚“新时期”是通常做法）,而是提出“新的观察点”来论述.这个“新的观察点”是什么呢?洪子诚摒弃了以前文学史单纯介绍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的方法,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查.［5］他从1949年以来文学从“多元”到“一体化”的“过程”的角度阐释了“十七年”文学,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其中,“小说的题材和形态”、“《红岩》的写作方式”等章节都是在其他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描述中不曾见到的.读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不仅可以了解到“十七年”文学是什么样子的,更可以了解到它是怎样成为这个样子的,至少,洪子诚是希望达到这一目标的.在对“十七年”文学的一片“批评”和“反思”中,他的视角颇为独特.以前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是简单化的,就是拿一个概念（比如人性）去衡量文本,很少把文本“生成”的“环境”纳入到考虑的范围.洪子诚说明了,“十七年”的文学生产受到各种特殊条件限制,因此,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不能只看文本,也需要考虑到这种“语境”,即使是在否定时,也要抱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可以说,洪子诚的文学史观体现了一个历史家对待事实时的客观和善意,有些悲天悯人的意味.但,问题是,文学史的任务是介绍文学发展衍变的历史,而不是文学的生成环境——虽然两者联系密切.洪子诚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讨论中（这是最受肯定的部分）,对文学环境的描述占了较大的篇幅,而当时的文学现象成了点缀,明显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长期治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史家,洪子诚当然不是对上述问题没有觉察,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前言中就表明,“本书的重点”,“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虽然是泛泛而论,似乎是对整个当代文学说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话是针对“十七年”和文学而言的,因为所谓“特定历史环境”指的就是“十七年”和“”.因为,不管采取“政治”、“”、“审美”中的何种价值尺度,“十七年”文学都难逃被否定的厄运.在这里,洪子诚实际采取了“搁置”价值判断的手法来叙述“十七年”,虽然从文本中的春秋笔法仍可以见到他的倾向,但是作为史家,他“主动”选择了一种暧昧的立场.［6］
相比而言,陈思和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文学史理论上的创新意识更强.与洪著重背景轻文本相反,这本教程“突出的是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和理解,文学史知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都只有在与具体创作发生直接关系的时候才做简单介绍”［7］.但是,《中国当代文学教程》绝不是作品评论集.在构筑该书的理论基础时,陈思和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多层面”、“潜在写作”、“民间隐性结构”等,可以统称为“民间理论”［8］.作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挖掘“十七年”和“”期间未曾公开发表的作品并将其纳入文学史讨论范围,此所谓“潜在写作”；二、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专门寻找那些写作“理想”和“效果”之间裂隙比较大的作品,如《李双双小传》、《“锻炼锻炼”》等,而对《青春之歌》、《红岩》、《创业史》却忽略不计,此所谓“民间隐形结构”.有论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历史补缺主义”,“既不想承认那些在路线下被吹得很‘红’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又不甘心面对被历史淘汰的筛子筛过之后的文学史的空白、贫乏与单调”［9］.此话可谓一语中的,指出了陈思和“理论创新”的深层原因.从方法论角度说,这种研究方法并非陈思和独创.读者反映批评理论认为,作家事实上不可能写出与自己想法完全一致的作品,即便如此,由于“前理解”的原因,读者也不可能完全接受.在论述“十七年文学”时,陈思和提出了民间理论,讨论“革命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互渗的状态,并且以此来说明某些作品中存在的作家主观想法（革命立场）与客观效果（民间立场）之间的“错位”.有的观点很精彩,如《李双双小传》与民间艺术“二人转”间的关系等.但是,“民间”理论本身非常复杂,赞扬质疑者皆有,这且不必说,关键是,一个理论如果成立,就要有一定的普遍性.陈思和的“民间”理论在解释“十七年”和“”文学的时候颇有新意,因为确实存在与当时主流文学疏离的文学现象,但是却无法用此整合整个当代文学史：难道书写一个“民间文学史”?那么“非民间文学史”又是什么?这是陈思和无法解释的.从实践的层面看,新时期文学中,能用“民间”理论来分析的,就比较少了,因此,从目前来看,“民间”还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模式.
三、小结
除了上述两部之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作还有很多,也各有特点,但在对“十七年”的叙述方面,还没有出现更具有特色的表述.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和“边缘主流化”.无论是洪子诚的“还原历史”还是陈思和的“民间”理论,都避免了正面论述“十七年”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其实,当代文学史不断地努力改变阐释框架和方法的原因就是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面对和解释“十七年”文学的方法.洪子诚、陈思和的两版文学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带给我们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