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看毕光明与姜岚合著的《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①,首先被勾连起的,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记忆.这可能与该书“评论研究的重心”即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有关.那是一个时代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整个社会“乍暖还冷”,国人心中还残存着劫后的余悸,但更多的却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诚如当年一首著名的“朦胧诗”所写的那样：“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另一方面,之所以会有这种“记忆”,更主要的,大概还因为自己正是在那个年代认识文学并走向文学的.如该书“前言”所说,“那的确是一个纯文学复苏的年代,是百年新文学史当中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代”.从大学到研究生,我最初的文学意识,对文学的感情,立志日后以文学为自己的职业,都是在那“复苏的年代”里培养和确立起来的.1982年踏入大学中文系门槛之前,“文学”对我这个从偏僻山村走来的乡下孩子来说,几乎可谓是“不知为何物”.我至今仍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同学朗读第一课的情形,那也是我人生启蒙教育的第一课：“万岁！万万岁！”；在“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开门办学”年月,我读完了小学和中学.那时,文学对我们,用一个作家的话来自我安慰,就是“用锄头蘸上汗水,在大地上写下一行行赞美劳动的诗篇”；我完整地阅读第一部小说《林海雪原》,已是在紧张的高考前夕,这么迟的“文学启蒙”对以后以文学为职业的人来说实在不值得自豪和炫耀,再说那也不是什么《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伟大经典,但毕竟是我的“第一次”,寒碜是寒碜了点,却也“敝帚自珍”.没有文学的八十年代的熏陶,也就没有我后来的人生.这话说得似乎有点决绝,但是大实话.如今阅读有关八十年代的文字,常常会产生一种冲动,想从中寻找自己遗落在那个年代的意绪,青春,理想,,甚至为“迷人的理想”而涌动的狂热,以滋养自己的精神.洪子诚先生在该书的序中说到：“80年代曾有的那种,那种对未来充满期待的‘青春心态’,随着环境改变,年龄增添,也一并涣散,剩下的更多是茫然,是无可无不可的心不在焉,而且还会用所谓思想的‘成熟’,来遮蔽自己的‘疲惫感’.”②这种否定自我的不留情面的“自我检讨”,我是不敢从字面上去理解的,我从中“读”出的,更多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守望的人”在思想的路途上渐行渐远过程中产生的深刻矛盾和困惑.这种“黑夜中”的“矛盾和困惑”的清醒与冷静,对在八十年代才走向文学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或许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了――也许,是自己真的还不够成熟.
就整体而言,八十年代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在《虚构的力量》占着相当的篇幅.从表面看,作者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此上面,显然与其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职业眼光的敏锐有关,即坚信这一年代的文学(即“新时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甚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不可替代的意义.这在谢冕先生当年为作者的《文学复兴十年》所作的序和洪子诚先生这次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有着相继的看法：
记得十年前,谢冕先生在为《文学复兴十年》作序时,就讲过这样的话,在毕光明心目中,“‘新时期文学’是无可替代的,其意义是‘说不尽’的,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它永远不会‘过时’”.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文学界对“新时期文学”的成绩、状况提出的理论命题,已有许多的反思.毕光明也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改变.文学的“复兴”,文学的“起死回生”,完成了向“纯文学”的“本体”的回归,仍是他用来描述“新时期文学”的基本用语③.
我在这里想接着说的,是毕光明对“新时期文学”这种“坚持”与“固守”的叙述立场,与那种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放弃思想的“固执”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坚持”与“固守”的立场背后,隐含的是作者对那一时期文学“寻根究底的清理、探讨和研究”,作者从事文学研究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它是“现实”的,更是“历史”的,是作者以历史的眼力对时代纷纭的文学现象加以思忖,提炼其中历史意义的一种自觉选择.这完全可看作是作者对自己“文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写作的简化”的文学史理念的身体力行.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以为作者在这里所做的,已不单纯是一个文学评论家当下意义上的“时评”工作,同时还是一个文学史家对已过去的文学现象进行“历史化”的“清理”工作.这就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有一定的感受与感知能力、悟性,更要具备一定的理性识辨能力,“强烈的定位意识”④.而这种努力显然也是作者所追求的.《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对80年代那些“崛起”的文学,特别是“朦胧诗”所作的评价,哪怕是最早的一篇《北岛和他的诗歌》(1985)对北岛诗歌的文学史定位,在今天看来仍“不会‘过时’”；在十年后李欧梵为北岛的《歌手》作的序中,我们仍可看到当年毕光明关于“北岛的声音首先是属于自己的”的类似评价.李欧梵认为北岛诗的意义之一,在于能够“自成一体”,“从一个‘英雄’时代的自画像变成了一个人”,他觉得北岛“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寻诗的灵感和语言,并从一个‘日常’的角度去反讽一些宏大悲壮的抽象名词”⑤.――从两种叙述的“巧合”中,我们可看出毕光明他们在面对八十年代文学工作中所承担的“双重角色”.
但除这种“表面”原因外,是否还与这一时期的文学世界与作者人生理想的相互照应有关呢我很认同洪子诚先生在谈到“在杂沓纷乱的环境面前坚持自己确立的信念”,除需要“智慧和勇气”,认为对毕光明来说,便是那种“对自己工作的热情、执着,一种带有理想成分的敬业精神”,难得的“学术品格”的说法⑥.我以为洪先生的这一“点击”是深中肯綮、“知人论世”的.要说“交往”,我与毕光明根本谈不上“频繁”――其实我与他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有过一面之交,平时只偶尔通通和邮件.但毕光明这几年对“编学报、创名栏”的执着投入(“后记”中说自己为此“熬通宵是常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先后三次到北大进修学习,诸如此类的“沉迷”却让我心生敬畏.这种对理想的“执迷不悟”,我以为恰恰正是“纯文学”“虚构的力量”所致力张扬的一种“重精神,掊物质”的审美人生境界,也是80年代文学的“主旋律”⑦.毕光明以这种单纯、有些理想主义成分的人生追求去研究80年代文学,可说是如鱼得水,相得益彰.这一点我们也能够从作者书中所选择的评论研究对象和那饱满而不失客观的语言风格中感受到,比如书中对“朦胧诗”、“对诗歌创作的心灵性的体认、强调和决然坚持”的美学原则的开掘⑧,还有对“新生代”诗歌那“集中体现了80年代文学思潮的演变”的觉醒的“生命意识”的推认⑨,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看《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让我联想到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是如何驱使着作者执着于“纯文学”、80年代文学,而后者“虚构的力量”又是怎样进一步提升着作者的人生境界,坚定着他的艺术信念的.
这里,说到毕光明的“艺术信念”的坚持,便不能不谈及此书的写作思想基点,即如副标题“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所示.坚持和关注“中国当代纯文学”,这也可以说是该书最有价值和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作者一直坚持的一个艺术信念.洪子诚先生在序中认为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作者所做出的那些“结论性的判断”,同时也隐含在作者“提出却还没有充分展开的问题方面”,比如,“如何理解80年代‘纯文学’提出的依据和历史能量将20世纪中国文学类型区分为‘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是否可能和有效”,“在艺术评价上,如何确立‘文学性’和‘纯文学尺度’的内涵”等等⑩.实际上这些问题对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论研究者和文学史写作者来说都是经常会遇到,但又似乎很难得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结论的问题.洪子诚先生自己在《问题与方法》中谈到“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时,就曾提到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金庸小说的巨大影响,也由于“通俗小说”、大众文化在90年代文学格局中地位的逐渐加强,在大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当代”五六十年代曾经处于“弱势”甚至几乎“没有地位”的言情、武打等“通俗文学”,已日益与“精英文学”也就是“纯文学”、“严肃文学”发生“碰撞、冲突”,甚至对后者产生了“很大的压力”⑾.这种情况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并没有“好转”,反而有不断“恶化”的危险,所以在《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中毕光明一开始便提出,如今“热衷纯文学的人好像要背负一点罪感”；他甚至用“一种新的文学歧视”来描述近几年来坚持“纯文学”立场与观点的艰难处境⑿.――但即便如此,在事实上,也诚如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中所言,“‘纯文学’的优势地位仍然存在”,认为这即使是在90年代末关于金庸小说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得“很明白”；而眼前毕光明与姜岚把他们近十多年来的评论和研究,都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纯文学研究”的视阈,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峙”甚至“歧视”的局面呢我觉得作者在这里提出的这两个原因都是可以成立的,也比较接近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实：一是把“纯文学追求看成是与生活绝缘,沉浸于狭小的个人天地和远离现实的纯美世界”,二是与“认为文化研究优于关注文学自身的研究”的文学研究“进化论”思想有关⒀.以后面一种情况而论,据我所知,9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文学研究者对文学批评研究中“文化批评”大规模介入造成的“‘文学性’弱化”情形都表示过忧虑,甚至为捍卫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纯洁性”,不无坚决地批评、拒绝.这种姿态也许显得过激了一点,但文学批评中怎样更有效地开展“文化批评”活动,避免后者对前者的“颠覆”,却是值得我们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工作的人思考的.其实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万能”的,任何理论一旦失去它的边界而变成一种无所不能的话语,必然造成混乱,甚至会因此演变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话语”而滋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歧视”.这确实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应该予以防止和警惕的.至于作者提到的前一种情形,问题可能要复杂一些,最简单的,譬如,洪子诚先生所谓的“在艺术评价上”,“‘文学性’和‘纯文学尺度’的内涵”如何确立要厘清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不过《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作者并没有回避.在对“文学性”内涵作简单阐释,“对文学客观性质、功能与人的主观需求之间的多种”进行简单探讨的同时,作者先后指出：“纯文学本不应该被理解为不问民瘼的文人在艺术的塔里经营的艺术自足体”；如果承认“文学”是“一个相对于‘非文学’被历史性地指认的结果”,那么“‘纯文学”’则是在这一意义上“对文学概念的延伸”,且更能体现作为文学的“本质特性”的“审美功能”；“纯文学从来就不是权利话语也拒绝权利话语而具有另外两类文学(即‘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笔者)不可相比的超越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不同立场和风格的“当代文学研究”,其实“都没有抛开‘艺术性’这一文学分析的特别尺度”,等等⒁.所有这一切,都透露这样的信息：“纯文学”的存在和“纯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该书的价值与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如果把《虚构的力量》对“中国当代文学纯文学研究”提升到文学史叙述的高度,并以此去检视我们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我们的确很难以此为标尺写出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纯文学史”,也不现实；而以此作为评判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标尺,也同样显得不现实.但有一点我想应该是现实的,那就是以此作为我们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导向,努力的方向.这或许是《虚构的力量》对50年代一些作品“再解读”的用心所在.“好的作品构成文学史连绵的山峰.文学史上的山峰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动,好作品应而是相对的.研究者的责任之一,就是为不断错动的群山确认一个我们已经达到的高度和可以到达的高度.”⒂
[注释]
①毕光明、姜岚著：《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②③⑥⑩洪子诚：《虚构的力量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④毕光明、姜岚：《虚构的力量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写作的简化》.
⑤李欧梵：《歌手序》,见《狐狸洞呓语》,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⑦我的理解中,“主旋律”在80年代文学中应该是一个关于大写的“人”的“合唱”,而不是50至70年代或者是“新时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话语特征,为“‘纯文学’的精英立场”所抑制的“独唱”.这与洪子诚先生在发表在2005年第5期《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上的《“一体化”与“主旋律”》所阐释的并不完全一样.
⑧毕光明、姜岚：《虚构的力量朦胧诗的美学原则》.
⑨毕光明、姜岚：《虚构的力量新诗潮：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
⑩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可参看《问题与方法》,237―24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
⑿⒀⒁⒂《虚构的力量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曾令存,广东嘉应学院中文系教授)